从来自由多苦痛,劝君莫谈陈寅恪
发布时间:2025-09-14 10:11 浏览量:1
1925年,清华大学创立国学院。
建院之初,聘请4位导师,第一位是王国维,第二位是梁启超,第三位是赵元任。
这三位,都声名显赫,王国维开创以甲骨文研究殷商史,梁启超著作等身,又是戊戌变法核心人物,大名鼎鼎,而赵元任,是留学海归。
至于第四位,还没有明确的人选,有人推荐陈寅恪,但清华校长觉得,陈寅恪名声不显,一无学位,二无著作,他虽然留学海外多年,却连一个学士学位都没有,更不要说什么博士文凭。
但为了推荐陈寅恪,梁启超还与校长争论一番。
校长说:
“陈先生一无大部头著作,二无博士学位,堂堂国学院导师,怎么能连个学衔都没有呢?”
梁启超反驳说:
没有学衔和著作,就不能当国学院的教授了吗?
除此之外,梁启超高度赞赏陈寅恪,他对校长说:
我梁启超虽然著作等身,加起来不足陈先生三百字有价值。这样的人如果不请回来,迟早会被外国大学请去的!
有了梁启超的这番话,清华校长才给陈寅恪下了聘书。
留学海外十多年,陈寅恪没有拿到一个文凭,因为他觉得,不该把时间拿去考文凭,应该用来学自己想学的。
陈寅恪的故事,要从他祖父陈宝箴这里说起。
陈宝箴是个传奇。
1860年,陈宝箴进京赶考,目睹数千名黄毛官兵扑向圆明园,随后浓烟弥漫,火势滔天。
那时候,正在酒楼上与朋友谈论时事的陈宝箴,遥遥看见西天半壁红光,他知道,圆明园遇到抢到了,大批珍宝将万劫不复。
念此,陈宝箴失声痛哭,他随即决定,弃笔从戎,投身军旅。
他凭借自己的才学,先后投入曾国藩等人的幕中效力,成为一代传奇。
张之洞说:
才长干济,学识深通。
卞宝第说:
王文韶说:
在曾国藩等人的推荐下,陈宝箴官运亨通,光绪二十一年,陈宝箴任湖南巡抚,成封疆大吏。
在湖南,他大刀阔斧进行改革,公正严明,铁面无私。
陈宝箴有个儿子,名叫陈三立,也是大名鼎鼎的诗人才子,与谭嗣同等人并称清末四公子。
此时的陈三立,在朝为官,可是他已发现,清政府积重难返,朝廷腐败,根本就没救了,他不愿与那些人同流合污,就辞了官,回到湖南,帮助父亲一起进行变革。
他们效法明治维新,引进国外技术,一时之间,成果斐然,可是,慈禧发动戊戌政变,亲手终结了这一切,陈宝箴父子,也被革职,永不录用。
革职后,陈宝箴就带着家人,回到南昌隐居。
1900年,陈宝箴去世,临终前留下遗嘱:
陈氏后代当做到六个字,不治产,不问政。
此后,陈家再也没有踏入宦海。
陈宝箴,是陈寅恪的祖父,陈三立,是陈寅恪的父亲。
没有这两位传奇人物的引领,或许就没有后来的陈寅恪。
1890年7月3日,陈寅恪出生。
五六岁的时候,他被送进私塾,进行启蒙教育,学习四书五经,也学算数地理。
四书五经是那个时代大部分孩子的必读书目,不仅要会读,而且要背诵,但陈寅恪比较厉害,他不仅能背诵四书五经,而且还能大部分背诵《十三经》。
陈宝箴去世后,陈三立带着家人,迁居金陵,除了有自己家的私塾,还创办了自己家的现代学堂。
这位思想开明的父亲,和家里的先生们约定:
第一,不能打学生。
第二,不背书。
这不同于一般的教育,让学生有了更多的兴趣去学习自己想学的,而不是将时间花在背书上。
11岁的陈寅恪,不仅能接受传统文化的熏陶,也可以接受现代教育。
父亲陈三立是著名诗人,生活也很有情调,他在金陵自建房屋十来间,有回廊,有花径,房子后临清溪,广植花木。
这就是“散原精舍”,也叫“金陵别墅”。
在这里,有许多藏书。
被书香浸润的陈寅恪,也是爱书如命,终日埋头书海,直接看成了一个高度近视眼。
实际上,作为一名饱学先生,陈三立一直有一个想法,将孩子送出去留学,让他们去看看更大的世界。
有时候,只有看了世界,才知道某些一时一地的观点,是多么经不起推敲。
因此,越没见过世面的人,越容易被自己的时代困住。
1902年春,13岁的陈寅恪,随兄长漂洋过海,开始了留学生涯。
那时候,留学海外的第一阵热潮刚刚兴起,许多人远赴海外。
陈寅恪也在这一热潮当中,远赴东洋。
那一年,一同远赴东洋的,还有22岁的小个子周树人,也就是鲁迅。
鲁迅与陈寅恪的兄长相交甚好,留学后,两人同住一屋,朝夕相处。
那时候都鲁迅,不太爱吭声,嘴巴上刚刚露出毛茸茸的黑须,是典型的绍兴“土老儿”。
1905年,陈寅恪因患脚气病,回国调养,留日生涯画上了句号。
此后,他经常脚气病复发。
在家闲居,他终日埋头古籍。
几年的留日生活,他已经见过了一些世面,看到了中国人在日本的处境,他不想再看日本人的脸色活着。
他决定,去欧美留学。
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他进入吴淞复旦公学就读,学习英语、德语、法语等。
1909年,陈寅恪从复旦公学毕业。
这一年,陈寅恪虚岁20,风华正茂。
这一年秋天,陈寅恪远赴德国,开始了漫长的欧美留学生涯。
1911年,陈寅恪因为脚气病,来到瑞士治疗,同时转入苏黎世大学。
他在报纸上,知道祖国正在爆发革命,为了了解这场革命内在的理论体系,他去图书馆借阅德文原版的《资本论》。
这一年,陈寅恪不过22岁。
留学几年,他虽然吸收了大量知识,却依然没有搞到一个毕业证书。
对于他来说,知识比证书重要。
1912年,清政府彻底成为历史,中华民国建立。
陈寅恪因为脚气病复发,暂时回国调养。
每次回到家里,他都没闲着,而是闭门读书,研究历史古籍。
等到病好了,他再次踏上征途,进入法国高等政治学校就读,可是第二年,他就游学伦敦。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留法学生经济窘迫,陈寅恪便应江西教育司司长之邀,回到祖国。
此后三年,他都在总览留德学生考卷。
可是,他的病不仅没好,反而越来越严重,因为缺医少药,得不到及时治疗。
不仅如此,他还因为长时间阅卷,患了神经衰弱失眠和肠胃不消化。
只有在不工作的时候,他才能出去走走。
1918年,陈寅恪获得江西省官费资助,再次留洋哈佛,学习梵文和印度哲学。
这一去,就是8个年头。
在哈佛大学,陈寅恪就是一个奇葩。
几乎所有哈佛学生都知道,学校的中国留学生,有一奇葩,他性情孤僻,很少社交,他选的功课,都是最冷门的功课。
1920年,冯友兰到哥伦比亚大学留学,还听学校的学生说起陈寅恪的奇人奇事。
他经常穿着衬衫,却从不把衬衫下摆系在腰带以内,而是放在裤子外面。
他走路还呈现贵族一样,摇头摆尾,看起来很是潇洒,可是,他的行为,在别人眼里,都是不礼貌。
但他从来不在乎别人怎么看,而是我行我素地大声朗诵中国诗词,旁若无人。
初次见到他,都会感觉他是一个怪人,但熟悉的人却知道,他精通多国语言,留洋多年,却从不要学位。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归根结底,其实就是做自己。
1921年,欧战结束,硝烟散尽,人们的生活渐渐恢复正常。
这年秋天,陈寅恪离开哈佛,前往柏林大学,进入哲学系就读。
在美国几年,他还是没能搞到一个证书,哪怕是一个学士学位。
来到柏林大学,陈寅恪不改初衷,依旧大量阅读,就是不好好考试,就是对文凭不太在意。
他一个人,会多少门外语?
除英语、法语、德语等,他还会梵文、巴利文,还学过藏文、蒙文、满文、突厥文、回纥文、朝鲜文、印地文、俄文、波斯文、希伯来文等等。
可是,写简历的时候,在“懂何种外语”一栏,他只写:德语。
他学这些东西,不为炫耀。
许多人将一顶博士帽当成阶级跨域和职场晋升的资本,以便归国后荣华富贵,毕竟当时,海归博士还是香饽饽。
可陈寅恪,对这博士帽,却不太在意,甚至不愿花时间去考一个博士学位。
后来,家中经济日渐困难,陈寅恪的日子,也过得越发节俭。
幸好,他内心丰富,否则真不知如何面对这动荡的人生。
清华大学成立国学研究院,在梁启超等人的强烈推荐下,校长聘请陈寅恪为国学教授,陈寅恪考虑再三,决定应邀前往。
实际上,陈寅恪被聘请为教授,还是经历了一番风波的。
且看国学院其他几位教授。
第一位就是王国维,时年49岁,名满天下,是溥仪的“文学侍从”。
第二位是梁启超,时年53岁,出版了许多书,名贯九州,如雷贯耳。
第三位是赵元任,时年34岁,是中国第一位语言学家,海归博士。
可陈寅恪呢?
留学海外十几年,没有一个硕士或者博士文凭,梁启超和王国维虽然也没有博士学位,但人家在学术界,那是泰斗人物。
陈寅恪,不仅没有学位,也没有出版过任何一本作品。
可是,当时的校长曹云祥还是聘请了陈寅恪,震惊天下。
没有学位和著作却成了清华国学院教授,这简直就是一个传奇,也引来很多人关注。
有人问陈寅恪:
“您在国外留学十几年,为什么没有得个博士学位?”
陈寅恪回:
“考博士并不难,但两三年内被一个专题束缚住,就没有时间学其他知识了。只要能学到知识,有无学位并不重要。”
这个回答表达的就是,他去洋留学,不是为了虚名,而是为了知识。
对他来说,要考个博士学位不难,但是他不愿被这世俗的东西困住。
留洋十几年,他没有变得洋里洋气,等到他回来的时候,没有西装革履,而是乡音未改,穿着如故。
夏秋时,一身长衫布履,寒冬腊月,便是一条五尺围巾,头戴厚绒冒,脚穿厚棉鞋。
常年戴一副厚厚的近视眼镜,妥妥的一位土老帽。
陈寅恪因为长期伏案读书工作,身体不好,他工资的一半拿来买书,一部分用来买药。
有一次,他去药店买药,许多进口药,有德国的,有美国的,有日本的,都没有中文说明书,陈寅恪拿起说明书,仔细看了,然后选了一种,店员觉得,这人真是神经病,看不懂还装。
与陈寅恪同行的朋友对店员解释说:
他懂各国洋文。
在场的所有人,都惊讶不已。
上课的时候,他总是率先提出所讲专题,然后逐层展开,每到入神之处,便闭目而谈,滔滔不绝,直到下课还沉浸其中,
他讲得精彩,学生听得入神,陈教授的名声也越来越大。
1927年6月,王国维沉湖而死,只留下一封短短的遗书,和一个长长的遗憾,还有世人的种种猜测。
当王国维的纪念碑落成的时候,陈寅恪为其撰写碑文,其中有一句:
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也是陈寅恪内在的文化精髓。
这句话,激烈了一代又一代的人。
1928年,罗家伦佩戴着国民党少将军衔意气风发踏入清华,成为清华校长。
此时的研究院,已经是强弩之末,不复当日风采,全院只有学生16人。
彼时,傅斯年已经成为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所长,他趁机抛出橄榄枝,想将陈寅恪和赵元任收入麾下。
两人也都做出回应,表示愿意接受邀请。
随后,8000麻袋15万斤清宫内阁大库档案的重见天日,陈寅恪等人主张由中央研究院够回研究,他放下了国学大师的架子,与自己一向讨厌的商人讨价还价。
随后,陈寅恪与傅斯年一起筹谋成立“历史语言研究所明清史料编刊会”。
此后,他们做着喜欢的事情,是陈寅恪生活上最舒服,精神上最得意的时候。
可惜,好景不长,九一八事变,打破了平静的研究生活,为避战火,所有研究人员开始南移。
陈寅恪不愿舍弃清华的学术氛围,选择留校任教。
1937年,七七事变后,陈寅恪的稳定生活,被一声声爆炸声炸得粉碎。
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哀国之衰弱,决心放弃治疗,以死明志。
父亲去世,北平沦陷,陈寅恪的人生,水深火热,他痛苦不堪,视力急剧下降,被诊断为右眼视网膜剥离,医生告诉他,需立即治疗。
但思考许久,为了家人,陈寅恪决定,放弃治疗,开始了逃亡生涯。
在西南联大期间,陈寅恪右眼失明,左眼也有了问题,视力模糊,行动极其不方便。
那时候,为防鬼子轰炸,要跑警报。
每次警报响起,傅斯年就摇着肥胖的身体,不顾自己的高血压和心脏病,跑到陈寅恪的办公室,小心翼翼将陈寅恪搀扶着,一起走进防空洞。
日子艰难,但陈寅恪用书斋挡住喧嚣,用书斋为自己搭建内心归宿,他写自己的书,做自己的研究。
虽然那些书没多少人能看懂。
1939年,陈寅恪被英国皇家学会授予研究员职称,又收到牛津大学汉学教授聘书,这是牛津大学创校三百多年来首次聘请中国人为教授。
陈寅恪两度推辞后,考虑到在香港避祸的妻女,他也想趁机去英国治治眼睛,就答应了。
可是,欧洲战火突起,不能成行。
战火之中,在香港的陈寅恪,人生苦难,也被放大到极致,他的住处被鬼子征用。
整栋楼都人心惶惶,哭天喊地,走投无路的陈寅恪,决然与日军交涉,最终得以延长时日。
日子艰难,又沦陷区的汉奸想请陈寅恪去做文化汉奸,但陈寅恪拒绝了,他绝不与狼共舞。
但身在沦陷区,总有许多身不由己,有时候,就算你不做,其他人也会找出各种理由来肇事,为此,他必须逃离香港。
1942年,陈寅恪逃离孤岛香港。
人生如飘蓬,在苦难之中,越发能彰显真性。
逃离香港后,陈寅恪辗转来到成都,在成都燕大任教。
然而,人世间的苦难,总可以再加一个更字。
陈寅恪右眼早已失明,就连左眼,视力日渐下降,终于还是失明了。
那天早上,陈寅恪像往常一样起床,只觉眼前一片漆黑,什么也看不见。
屋漏偏逢连夜雨,他看不见了,妻子的心脏病却复发了,陈寅恪住进医院,医生说,必将失明。
日本投降后,英国皇家学会与牛津大学再度邀请陈寅恪前往伦敦治疗眼睛,希望他治好后留在牛津。
抱着一线希望,已经失明的陈寅恪只身奔赴英国。
然而,依旧无法复明。
万念俱灰的陈寅恪,回到祖国,此后,他都是一个瞎眼老学究。
1946年,应清华校长梅贻琦的邀请,陈寅恪前往清华任教。
初到清华,陈寅恪将自己的书斋取名:
不见为净之室。
确实,他看不见。
校长让他休息一段时间,他说:
我是教书匠,不教书怎么能叫教书匠呢?我要开课,至于个人研究,那是次要的事。我每个月薪水不少,怎么能光拿钱不干活呢?
人生最重要的,是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建国后,局势不明,陈寅恪决心作“哑羊”,沉默着。
在各种运动中,陈寅恪本来想作哑羊,却终不能忍,他告诉中大校长,提出两点要求:
第一、坚决不再开课,免得“贻误青年”。
第二、马上办理退休手续,离开校园,眼不见为净,耳不闻为安,躲起来著书立说。
他终于结束了自己传道授业解惑的教师工作,开始写《柳如是别传》。
“文 化 大 革 命”开始后,陈寅恪身陷囹圄,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钱财尽失,双目失明,一身疾病的陈寅恪,生命垂危。
即便这样,还有人要将陈寅恪抬出去“批 斗”。
妻子上前阻止,被打倒在地。
最后,还是他的学生替他承受了批斗。
“造反派”还强迫陈寅恪跪下来背诵《毛主席语录》。
1969年春节后,奄奄一息的陈寅恪和家人,被赶出门,此时的他,已经说不出话,吃不了东西,连喝一点米汤都困难。
夫妻相对,泪流不止。
几个月后,陈寅恪离开这个让他充满苦难的世界。
但他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却永传人间。
人生有许多苦,也都是因为独立精神自由思想,因为我们想要独立,想要活出真正的自己,不愿被这个世界摆布,不想像木偶一样,面对这个世界无动于衷。
可是,为了守住自己,要承受更多的东西啊。
但读书人也有自己的铠甲,这铠甲就是他所读的书,这些书让他更有力量去面对这个世界的苦难。
作为非专业读者,我们可能不懂陈寅恪的学问,但作为人,我们对他精神,对他人生的某些选择,也总能心生感慨。
人生是痛苦的,任谁来到这个世界,都要承受属于自己的人生痛苦,生命很多时候,也是不自由的。
然而,精神独立,思想自由,却是我们作为人的一个标志,若失去了独立精神,失去了自由思想,我们就真的成了这世间的木偶。
几十年过去了,我们还记得陈寅恪的故事,也不过是因为他的精神和自由罢了。
就像看到一句话说:
养活身体只需简单的食物,供养灵魂需要山川日月河流、树木花草云影。
我们不能忙碌一生,只是为了喂养终将老去的躯体,而忽略与自己日月相伴的灵魂。
文|不有趣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