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后被囚禁，张学良却说这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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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是东北少帅，一个是江南才子，两人初见延安，握手改变历史。

从1936年到2001年，张学良对周恩来的评价从未改变，"中国现代人物，我最佩服的是周恩来"。

这句话，跨越了党派，超越了海峡，穿透了时空。

1936年4月9日，延安肤施。

张学良亲自驾机降落在这个黄土高原的小城，他要见一个人。

这个人叫周恩来。

走进天主教堂，张学良环顾四周，几个人站在那里，其中一个身材中等，面容清秀的男子引起了他的注意。

"想必，您就是周先生吧！"

张学良直接开口，这种直觉，后来被证明改变了中国历史。

周恩来微笑回应："幸会幸会，张将军，真是好眼力！"

刚坐下，张学良突然说了句让在场所有人都意外的话："大家可能不会想到，其实我和周先生还是师出同门呢！"

周恩来愣住了，师出同门？

"南开大学的校长张伯苓是您的老师，他也是我的老师。"

"张校长怎么成为您的老师的？您也在南开上过学吗？"

张学良坦诚地说："其实我之前是抽烟片的，在张老师的劝诫下，下决心戒掉了，之后，我就拜他为师了。"

这个细节，揭示了张学良性格的另一面，他不是那种只会纸醉金迷的公子哥，他有反省能力，有改过的勇气。

周恩来点点头："张校长为宣传抗日四处奔走，我们作为他的学生，也应该遵从师长的教诲，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接下来的对话，直奔主题。

张学良开门见山："其实两年前，我就认为必须要有一个强大的政府，将全中国所有的力量团结起来，这样才能将日寇赶跑，而这个政府的领袖必然是蒋介石，现在我发现自己的想法错了"。

周恩来没有立刻发表看法，他沉默片刻，说："张先生的思想转变是正确的。中国要抗日，要赶走日寇。光靠搞独裁的蒋介石是不行的，我们必须要走民主道路，走群众路线。"

张学良肯定了周恩来的说法："周先生说得在理，关于蒋介石，我有其他看法。其实蒋介石也是痛恨日寇的，可他的算盘打错了。他秉承'攘外必先安内'的思想，认为抗日是次要的，剿共才是主要的。我们的当务之急，就是要逼他转变思想，逼他走上抗日的道路。"

这次会谈持续了很长时间，双方商定了具体的合作事项，与苏联联系，互派代表，通商往来。

临别时，张学良做了一个慷慨的举动，他送给红军2万银元作为见面礼，还送了20万元法币，另外还送给周恩来一本《申报》刚出版的中国地图集。

会谈结束后，周恩来对身边的李克农说："没想到张学良也是个爱国之人，说话也是那么豪爽。"

张学良也感慨道："周恩来确实是个了不起的人，要是早一点认识他就好了。"

这句话，成为两人友谊的起点，也成为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关键节点。

1936年12月4日。

张学良和杨虎城向蒋介石提出联共抗日的想法，蒋介石的回应要么接受命令去剿共，要么把军队调到安徽和福建。

张学良和杨虎城的回答为了民族和国家，不会再剿共，也不会离开西北。

12月9日，蒋介石召开会议，决定12月12日对陕北红军发动总攻。

张学良已经劝了蒋介石整整5天，蒋介石都不为所动。

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

消息传到延安，周恩来立刻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他必须马上赶到西安。

周恩来到达西安后，展现出了让张学良刮目相看的政治手腕。

张学良后来回忆："周恩来的人好厉害，他们都控制住了，连我的部下、杨虎城的部下都听他的，他说出的话很有理。"

这句话透露出一个关键信息，周恩来不仅仅是来调停的，他实际上掌控了整个局面的走向。

"这个人好厉害，不但会讲，也能处置事情，是我佩服的一个人"。

张学良的这个评价，道出了周恩来在西安事变中的真实作用。他不是简单的和事佬，而是具有极强政治判断力和执行力的政治家。

事变期间，南京方面有人蠢蠢欲动，想趁机除掉蒋介石，张学良很清楚这一点。他知道何应钦有很大的野心，知道一旦西安方面和中央军打起来，西安方面因兵少弹药少，绝对打不过中央军。

在这种复杂的政治博弈中，周恩来的每一个决定都经过深思熟虑，他既要说服张学良释放蒋介石，又要确保事变的政治目标得以实现。

最终，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12月25日，张学良亲自护送蒋介石回南京，这个决定，张学良说是他自己做的，周恩来说是集体决定的。

事实上，这个决定的背后，体现的是周恩来高超的政治智慧。

张学良护送蒋介石回南京后，就被扣押了。

这一关，就是半个多世纪。

在被软禁的漫长岁月里，张学良多次被问及对各种历史人物的看法，每次提到周恩来，他的评价从未改变。

"中国现代人物，我最佩服的是周恩来，我最佩服他！"

这句话，张学良在不同场合说过很多次，即使身处台湾，即使政治环境对立，他的这个评价从未动摇。

有人问他为什么如此推崇周恩来。

张学良的回答很直接："他有才能，有胆识，处理问题的能力让人佩服"。

这种评价，超越了党派之争，超越了政治立场。

在那个年代，在台湾，公开赞扬共产党领导人是需要勇气的，张学良不仅有这个勇气，还坚持了几十年。

1955年5月9日，张学良在日记中反思自己的一生。

他写道：自己的弱点是年幼生活优裕、少年即握有权势，钱财任意、一路风顺，因此不能充分了解人间善恶；少年不事学问研讨，仅凭一己小聪明；性情急躁，有时过于天真任性。

他也写下了自己的优点，良心纯正，每遇大事，总是把国家、大众利益作为思虑主点，自己利益置之度外；富贵不淫、威武不屈，否则早成为满洲土皇帝。

这种自省能力，这种对历史人物的客观评价，体现了张学良作为历史见证人的难得品格。

他给自己立的座右铭是："一生凭道义，无处不新春"。

正是凭着这种"道义"，他对周恅来的评价始终如一。

1993年1月15日。

张学良接受日本《东京新闻》记者佐藤光明的访问，这时的他已经92岁，经历了一个世纪的风云变幻。

记者问及他对历史人物的看法。

张学良的回答依然干脆利落："周恩来是极有才能和大胆的人，使共产党强大的是毛泽东和周恩来"。

这个评价，来自一个百岁老人对历史的最终判断。

他还说了一句更加直白的话："毛泽东，我不了解，不能妄加评论，但周恩来是个伟大人物、了不起的人物"。

这句话的分量，在于它的客观和真诚。

张学良承认自己对毛泽东了解不够，所以不妄加评论，这种求实的态度，恰恰证明了他对周恩来评价的可信度。

因为他了解周恩来，亲身体验过周恩来的政治才能和人格魅力。

到了生命的最后阶段，张学良更加直言不讳，他批评蒋介石"心里只有他自己"，说蒋介石"后来的思想很近似袁世凯，可是没有袁世凯那么大的魄力"。

对比之下，他对周恩来的评价显得更加珍贵。

2001年10月14日，张学良在美国夏威夷去世，享年101岁。

他带走了一个世纪的秘密，留下了对历史人物的客观评价。

其中，对周恩来的评价最为一贯，也最为深刻。

从1936年延安初见时的"了不起的人"，到1993年的"伟大人物、了不起的人物"，张学良用了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验证了自己最初的判断。

这种一致性，本身就是历史的见证。

张学良的这些评价，为我们理解那个时代的政治人物提供了独特的视角。

它们不是官方的盖棺定论，不是党史的标准答案，而是来自一个历史亲历者的真实感受。

这种真实感受，往往比任何文献资料都更有说服力。

因为它们来自血肉之躯，来自真实的历史场景，来自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对另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的认知。

张学良对周恩来的评价，跨越了党派，超越了意识形态，体现了一个历史见证人应有的客观和公正。

这种评价，对今天的我们理解历史，理解政治，理解人性，都有着深刻的启示意义。

参考资料：

《张学良口述历史》- 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正式公开文献

维基百科《对周恩来的评价》条目中张学良相关评价记录

《东京新闻》1993年1月15日张学良专访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