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中国史学界公开信—— 让神话回归历史

致中国史学界公开信

—— 让中华上古史从神话回到现实

尊敬的史学界各位专家、学者：

您好！

长久以来，华夏文明的起源问题始终是史学研究领域的核心议题。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相关研究“实证了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这项事业凝聚了数代学者的心血与智慧，更承载着中华民族对自身文化根脉的深切追寻与认同。

然而，在笔者梳理上古历史文献与神话传说的脉络过程中，发现现有主流认知体系中存在若干难以忽视的逻辑矛盾与地理错位问题。基于此，笔者特此致信，郑重提出“四川盆地或为华夏文明发源地”的研究视角与探讨方向，以期响应总书记“要深入了解中华文明五千多年发展史，把中国文明历史研究引向深入”的号召，恳请各位学界同仁不吝赐教，共同参与这一关乎文明根源的学术商榷。

PART.01

中华文明史存在明显逻辑漏洞，历史与地理完全脱节

在探究上古神话故事的文化内涵时，我们不难发现一个值得所有研究者深思的现象。以涿鹿之战为例，若仅将其视为远古先民创造的神话传说，它无疑是承载民族记忆、激动人心的文化符号。但当我们试图将其纳入中华文明形成的关键历史事件范畴，并将故事中的核心人物、关键地点与现实地理坐标相对应时，便会陷入难以自洽的尴尬境地。根据目前学界主流观点及官方考证结果，炎帝的传说遗迹分布于湖南、陕西、湖北、河南等多个省份；黄帝的相关记载则遍布陕西、河南、四川、山东、甘肃、湖南等地；蚩尤的传说足迹更是涉及山东、河南、湖南、重庆、四川、山西、贵州等十余省市。而作为三者交战核心地点的“涿鹿”，疑似位置竟被考证为山东、河北、北京、江苏等不同区域。类似的地理逻辑矛盾同样存在于“牧野之战”“烽火戏诸侯”等历史事件中：“牧野之战”中协助周武王伐纣的牧誓八国，据考证均位于距离“商都”河南安阳上千公里之外的巴蜀地区；“烽火戏诸侯”里，周幽王在陕西骊山点燃的烽火，如何能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短时间内传递至数百公里之外？各地诸侯又如何突破交通限制迅速集结至都城之下？这些疑问，都与上古时期的交通能力、通讯条件、人口规模及物资供应水平严重不符。正如2024年9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宝鸡青铜器博物院指出的“中华文明五千年，还要进一步挖掘，深入研究、阐释它的内涵和精神”，我们亟需建立更符合历史逻辑的地理坐标系。

依据朴素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推断，上古时期华夏文明的活动范围必然具有显著局限性，其核心区域或许仅相当于四川盆地这样一个相对封闭且资源充足的地理单元。这也就意味着，我们所熟知的古昆仑山、三皇五帝传说及《山海经》中描述的各类神话场景，其发生的地理范围理应集中于某一特定区域内。若强行假设上古神祇拥有超越空间限制的能力，那么他们的事迹与足迹理应遍布全球，而非仅仅局限于东方大陆，这一假设显然缺乏合理性。

由此便引出一个严肃的学术问题：若上古神话的原型确实源自真实历史，那么这些历史事件的真正发生地究竟在何处？如果不顾整体地理逻辑，强行将各地零散的神话传说、文化遗迹拼凑进涿鹿之战这类大型历史叙事中，最终形成的必然是充满荒谬性的“历史”。一个在地理维度上完全站不住脚的历史故事，能否被真正称为“历史”？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如果历史不是建立在符合逻辑的地理基础之上，那便是虚无的历史；如果文明没有坚实的历史支撑，那便是缺乏公信力的文明。正因如此，笔者一直呼吁学界重视一个被忽略的史学原则——历史的一半是地理。

PART.02

四川盆地是否才是华夏母地？

既然在全球范围内寻找华夏文明起源地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我们不妨采用排除法，将探索范围聚焦于中国境内的特定区域。从理论层面而言，山东、河南、陕西、四川、安徽、浙江、内蒙古、辽宁、甘肃、青海、山西等省份均具备成为文明发源地的潜在条件，但综合文献记载、文化传承与考古发现来看，四川盆地的优势尤为突出，“蜀本中国”的观点自古便有明确的历史依据。

蜀本中国

四川省地方志办公室官网曾刊发《四川为中国方志发源地——从〈山海经〉谈起》一文，明确提出：“《山海经》作者为四川人，《山海经》是巴蜀地方志，四川就是中国地方志的发源地”。事实上，历代学者关于《山海经》主要描述巴蜀山川地理的观点从未中断。近代国学大师蒙文通在其著作《巴蜀史论述》中明确指出：“《山海经》是巴蜀地域流传的代表巴蜀文化的典籍。”同时，他通过详细考证，将古昆仑的地理位置定位于蜀地岷山。明代才子杨慎在《山海经补注》中更是直截了当地表示：“黑水广都，即今成都”，认为《山海经》中所描述的“广都之野，天下之中”便是如今的成都平原。

方志四川

1874 年，晚清重臣张之洞在成都创办四川大学前身——尊经书院。该院学者戴光曾在《尊经书院》杂志发表《蜀本中国考》，文中提出：“蜀在上古本为中国，后儒以蜀界蛮夷……”“（蜀为）帝王汇诞之乡，帝室婚媾之域，其为中国，虽愚亦知。”这段话的核心观点是：蜀地在上古时期本就是“中国”的核心区域，秦朝时通过金牛道入蜀，才开始了蜀地（中国）与现今中原地区的正式连通；后世儒家学者将蜀地视为蛮夷之地，其实是沿袭了错误的认知。蜀地本是上古五帝等帝王的诞生之地，也是帝王家族联姻的核心区域，即便对历史了解不深的人，也能推断出蜀地这里才是真正的“中国”。

1916 年，中国新文化运动发起人李大钊在《新青年》杂志发表著名文章《青春》，开篇第一句便写道：“神州赤县，古称天府”。而东晋时期，成都崇州人常璩所著的巴蜀地方志《华阳国志》，则对 “天府之地” 的地理位置进行了明确界定：“蜀之为国，肇于人皇。地称天府，原曰华阳。”其大意是：蜀地最早出现人文部落，始于人皇氏时期；蜀地又被称为天府，其核心区域便是华阳。显然，李大钊笔下的“天府”与《华阳国志》记载的“天府之地”，均指向蜀地华阳。

此外，近现代众多历史与考古领域的知名学者，也通过研究提出了与“蜀本中国” 相近的观点。知名历史学家、国家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组长李学勤，对巴蜀文化的学术价值做出了高度评价：“如果没有巴蜀文化的深入研究，便不能构成中国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完整图景……中国文明研究中的不少问题，恐怕必须由巴蜀文化求得解决。”著名近现代历史学家顾颉刚在《论巴蜀与中原的关系》一书中更是直言：“我们不应该再说巴蜀和中原的关系有多深，简直就应该说巴蜀就是中原，而且是中原文化的核心了。”四川考古界元老、四川省博物馆资深研究员王家祐先生，在其著作《王家祐道教论稿》中，通过全面系统地梳理黄帝家族与蜀地在历史、文化、传说等方面的关联，最终得出“黄帝家族在蜀地的深厚历史渊源关系”的重要推论。

笔者也曾提出过一个值得思考的逻辑问题：《山海经》和《诗经》中记载了大量四川盆地特有的物产，如大熊猫、箭竹、邛竹、川芎、附子、花椒、雅鱼、珙桐等；但反观这两部典籍，似乎并未发现一件明确为中原地区特产、而其他区域完全没有的物产。众所周知，《山海经》被称为“华夏神话母版”，《诗经》则是华夏文明文学的源头，那么这两部核心典籍的源头究竟在哪里？答案或许就隐藏在巴蜀大地。

值得一提的是，随着三星堆遗址更多考古实物的陆续面世，越来越多具有独立学术精神的当代专家学者开始站出来呼吁，要求学界认真对待“古蜀地与华夏文明起源关联性”这一重要课题。三星堆古蜀文化研究协会会刊《宽山》曾发表四川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编审李殿元先生的题为《重新解构古蜀史》的文章。李殿元先生认为，蜀地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源地，前辈历史学家早就提出了“蜀夏同源”的猜想，从时间线与出土器物特征来看，三星堆与夏王朝存在某种内在联系是必然的，甚至很有可能是夏朝的国都所在地。

事实上，四川盆地确实是众多华夏特色文化的发源地：蜀地孕育了天文历法、易学、中医药、道家文化、茶文化、酒文化、桑蚕丝织文化、音乐文化、诗歌文化等一系列华夏文化瑰宝；三皇五帝、华胥氏、伏羲、女娲等华夏民族始祖及核心神话人物，均与蜀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炎黄及尧舜禹等历代帝王的政权中心，根据文献与考古线索推断，也可能位于蜀地，相关历史事件充分揭示了四川盆地在华夏民族发展历程中的核心地位；大禹治水、涿鹿之战、夸父追日、女娲补天等华夏民族的经典传奇故事，其地理线索同样与蜀地紧密相连；至于被称为“万山之祖”的古昆仑，以及《山海经》《禹贡》等文献中中提到的崆峒山、洞庭山、泰山、青丘、长留山、江水、黑水、空桑、穷桑、商丘、曲阜、丹陵、蒲坂、豕韦、昆吾、沃焦山、鸿蒙、天涯、夜郎、鬼方、朔方、商都亳城、周原、岐山、洛水、江水、汉水、河水、洋水、梁山、苍梧、鸣条、成都山、熊耳山、三危山、夏都斟鄩、九州四海等上古地标，笔者也通过详细考证，推断出其在古蜀地的大致位置。

即使在四川各地的政府官方报道中，也能体现出四川具有密集的含“神”量：南充阆中政府官方报道其为华胥氏（伏羲女娲之母）故里；雅安官方报道其为女娲补天地；绵阳盐亭官方报道其为黄帝元妃蚕神嫘祖故里及中华医祖岐伯故里；蒲江官方报道其为黄帝师广成子道场；广元旺苍官方报道其为黄帝之臣仓颉故里；自贡荣县官方报道其为黄帝长子青阳（玄嚣，少昊）封国；雅安荥经官方报道其为黄帝子孙颛顼故里；阿坝汶川官方报道其为大禹故里；成都双流官方报道其为周始祖农神后稷归葬地；眉山彭山官方报道其为商贤大夫彭祖归葬地；自贡荣县官方报道其为西周武王四大功臣之一荣国公封地；泸州官方报道其为西周国师、《诗经》最早的编撰者、中华诗祖尹吉甫故里；资中资阳官方报道其为东周国师、孔子乐理老师苌弘故里.......这些人物时间跨度如此之长，密度之大，恐怕在中国所有局部区域是极少的。

而三星堆遗址的发现，更是将古蜀与华夏起源的关联推向了实证层面。三星堆不仅在视觉上给人以强烈震撼，更因其与华夏文化众多核心元素的高度契合，让人们对四川与华夏文明起源的内在联系有了全新的认识。三星堆出土的青铜神树，其形态与《山海经》中记载的“建木”完全吻合；此外，遗址中还出土了三十余件与现代龙形象一致的立体青铜龙形器（其中包括大立人身穿中国最早的四龙龙袍），这在同期其他考古遗址中从未出现过，而龙作为华夏文化独有的象征图腾，其在三星堆的集中出现，具有不可替代的学术意义。同时，三星堆还出土了象征华夏帝王权力的黄金斧头——黄钺，这是目前国内发现的唯一一件真正意义上的黄钺；三星堆众多青铜像与文献记载的华夏祖庙祭祀所用器物“尸”（神像）完全吻合，而全国仅三星堆和金沙遗址有大量作为庙堂最高祭祀的“尸”（青铜神像）被发掘出；三星堆出土的青铜龟背网格器，其细节特征与众多文献记载承载河图洛书的“五彩神龙负图龟”几乎完全一致，而河图洛书作为华夏文化的核心瑰宝，与易学、道学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其在三星堆的发现，进一步证实了三星堆与华夏文化的深厚渊源。这些考古发现正是对2023年6月2日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总书记强调"要宣传好中华文明蕴含的伟大智慧"的生动诠释。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时明确指出“要把中国文明历史研究引向深入，推动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这为我们重新审视三星堆与华夏文明关系提供了根本遵循。三星堆青铜龙形器、河图洛书网格器等文物，不仅印证了《华阳国志》“蜀之为国，肇于人皇”的记载，更展现出中华民族“共源、共融、共生”的鲜明特征，这正是总书记强调的“文化自信”的实物载体，其蕴含的华夏文化元素，在藏族、羌族、彝族、汉族、苗族等全国多个民族的文化中均有体现和继承。由此我们或许可以得出结论：这些后来衍生的民族都是三星堆所承载的华夏文化的传承者。三星堆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文化遗产，是凝聚民族团结、推动民族振兴的精神殿堂，我们应当充分珍视并正视其历史价值与文化意义。

结 语

华夏文明本质上是一个多民族、多人种共同认同的根文化概念——参天大树，必有其根；怀山之水，必有其源。寻根问祖、追溯文明起源，是人类共有的原始精神需求，只有正视内心的文化诉求，以符合逻辑的思维方式、严谨科学的研究方法去探寻，我们才能真正找到让世界信服的华夏文明之源；只有明确了华夏文明的根源所在，我们才能完整舒展华夏民族五千年的历史长卷，形成坚实的民族共识，凝聚强大的民族精神，才能真正散发出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之光，才能真正赢得全世界的尊重与敬仰。否则，华夏民族悠久灿烂的上古历史，只会永远停留在虚无缥缈的“神话”。

笔者深知，上述观点或许与当前学界的主流认知存在差异，但学术探索的本质就在于兼容并包、求真求实。依据习近平总书记“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需要持续深化”的科学判断，并以总书记关于“深入研究阐释文明内涵和精神”的重要指示为指引。恳请史学界正视四川盆地在华夏文明起源中的特殊地位，通过多学科联合攻关，为构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文明研究体系作出新贡献，让璀璨的华夏文明之光真正照亮民族复兴之路。

此致

敬礼！

宋翔（独立文史学者）

2025年9月10日

附： 宋翔首次提出判断华夏文明起源地24条标准

1

华夏起源地区域必须要发现有众多至少一万年起的遗址群。

2

要集中流传着三皇五帝炎黄尧舜禹夏商等等华夏先祖的传说和文献记载。

3

要集中流传上古众多华夏神仙的传说。

4

要保留有众多文献记载上古华夏帝王所在区域的山水地名。

5

应是天文历法起源地。

6

应是易学起源地。

7

应是道家道教起源地。

8

应是中医药起源地。

9

应是酒文化起源地。

10

应是茶文化起源地。

11

应是治水文化起源地。

12

应是诗文歌赋文化起源地。

13

应是桑蚕丝织文化起源地。

14

应是昆仑文化起源地。

15

应是母性强势文化起源地。

16

应是《山海经》动物植物矿产资源描述地。

17

应是《诗经》动物植物矿产资源描述地。

18

应是盐资源富足地。

19

应是天然气资源富足地。

20

应是水资源富足地。

21

应是24节气气候精准对应区域。

22

应是铜、铁、玉矿资源富足区域。

23

应是有平原、高山小范围具备地形地貌地理特征多样性区域。

24

应是小范围内动植物多样性区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