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志宏 ▏ 《金瓶梅》一样「世情」与 两种「演义」（下）1

——词话本与说散本题旨之比较（1）

三、词话本与说散本《金瓶梅》题旨比较

从「演义」创作的观点来说，《金瓶梅》写定者面对既已发生的历史或当下现实生活面展开「演义」，最终目的并不在于摹写素材和还原史实，而是依违在「市民文化」与「史官文化」之间进行叙事创造，强化自身作为再现历史或虚构历史的目的和过程。

如此一来，不仅使得小说文本体现出特定的历史意识，同时也使得小说文本所体现的历史思维具有不可忽视的「意向性」(intentionalitit)。【23】

因此,「词话本」和「说散本」两种版本写定者在编写/重写过程中虽然共享一种「世情」，但由于出版年代前后有别，写定者在「历史意识」上存在微妙差异，各自对于《金瓶梅》教事形式的经营，必然对于题旨的实际表现产生影响，亟待重新加以探讨。

(一)就预述性叙事框架的建置而言

如果说「演义」创作的目的，主要在于通过敷演故事以阐释义理；那么《金瓶梅》写定者有意在「演义」的创作过程中建立一种叙事成规，并通过说书情境的模拟以建构一种真实的效果时，除了藉此填补虚构与真实世界的裂缝之外，最重要的还在于释义过程中为读者提供可靠的信息。

在「演义」的创作认知和言说方式上，《金瓶梅》的叙事框架正是遵循着说话伎艺的叙述程序而建立起来的。

在《金瓶梅》中，「叙述者」以「说书人」形象现身，【24】主要任务不仅止于传述事件和组织故事而已，而是必须为读者提供一套带有特定价值观点的解释和评论，进而引领读者领会故事背后所蕴含的思想意义。

今可见者，《金瓶梅》写定者立足于整体性观点重写素材，在情节建构方面，不仅仅只是满足于历史表象的简单叙述和讲述故事而已;

实际上，在特定的历史时间断限中，写定者无不充分考量如何在编年为序中针对历史兴衰变化情形进行描写，并与之统括长时间内纷繁复杂的生活事件和人物行动，由此达到对历史发展规律进行阐释的目的。

在「通俗为义」的叙事观念主导下，两部《金瓶梅》的写定者在叙事开端通过「预述性叙事框架」的建置，实有意在「主题先行」的预告中，为读者建立起基本的阅读取向和故事印象。

首先，词话本《金瓶梅》的成书方式大不同于前述三部小说所具有的世代累积性特质，主要是移植《忠义水浒传》中有关潘金莲和西门庆偷情的情节事件而来，并有所创变。

从「演义」观点论之，词话本《金瓶梅》首揭「四贪词」，便以篇首形式说明取义之思何在，只是如何藉由「偷情」故事进行展演，则有待于第一回进一步明确说明创作缘起。

事实上，在预述性叙事框架的建置方面，叙述者即于第一回开篇引词曰：

丈夫只手把吴钩，欲斩万人头。如何铁石打成心性，却为花柔？ 请看项籍并刘季，一怒使人愁。只因撞着虞姬、戚氏，豪杰都休。

不可否认，从「情色为祸」的观点反思历史盛衰成败之因，词话本《金瓶梅)写定者所展现的历史思维可谓深具慧眼。

因此在四贪词中选择以T情色」作为叙事生成的核心概念，乃有其深意。其后，叙述者更进一步现身说明情节建构方式:

说活的如今只爱说这「情色」二字做甚?故士矜才则德薄，女衔色则情放。

若乃持盈慎满，则为端士淑女，岂有杀身之祸?今古皆然，贵贱一般。

如今这一本书，乃虎中美女，后引出一个风情故事来。一个好色的妇女，因与个破落户相通，日日追欢，朝朝迷恋，后不免尸横刀下，命染黄泉，永不得着绮穿罗，再不能施朱傅粉。

静而思之，着甚来由!况这妇人他死有甚事?贪他的，断送了堂堂六尺之躯;爱他的，丢了泼天关产业。惊动了东平府，大闹了清河县。端的不知谁家妇女?谁的妻小?后日乞何人占用?死于何人之手?

由此一故事预示中可见，词话本《金瓶梅》乃有意以「潘金莲」作为主要书写对象，着重表现以潘金莲为中心的情/色欲望变化，如何影响及于西门庆一家兴衰盛败。

从历史性的角度来说，词话本主要延续《水游传》的「女祸」观点中进行创造，其中在「女子」与「小人」的互文隐喻思维主导下，写定者已然预先对于整体结构布局有所布置和安排。

至于说散本则将从叙事焦点由潘金莲的女祸转向西门庆独罪于「财」、「色」二字的因果报应之上。

诗曰:

豪举去后行人绝，箫筝不响歌喉咽。

雄剑焦威光彩沉，宝剑零落金星灭。

玉阶寂宴坠秋露，月照当时歌舞处。

当时歌舞人不回，化为今日西陵灰。

二八佳人体似酥，腰间仗剑斩愚夫。

虽然不见人头落，暗里教君骨髓枯。

紧接着，说散本《金瓶梅》将议论焦点完全围绕在财与色之上，并发出劝惩之见:「到不如削去六根清净，披上一领袈裟，参透了空色世界，打磨穿生灭机关，直超无上乘，不落是非窠，到得个清闲自在，不向火坑中翻觔斗也。」

此一创作理念的转向，必然促成叙事的转向。因此说散本《金瓶梅》的情节建构以西门庆做为开场角色，也就不为无因了。

其后，叙述者更进一步现身说明情节建构方式并发出一番警论:

说话的为何说此一段酒色财气的缘故?

只为当时有一个人家，先前恁地富贵，到后来煞甚凄凉，权谋术智，一毫也用不着，亲友兄弟，一个也靠不着，享不过几年的荣华，倒做了许多的话靶。

内中又有几个斗宠争强，迎奸卖俏的，起先好不妖娆妩媚，到后来也免不得尸横灯影，血染空房。

显然地，此番议论已将写作重心由潘金莲转向西门庆本身，以「酒色财气」为中心进行一番人生教训。

整体而言，说散本《金瓶梅》写定者有意在开篇叙事中消解大宋徽宗皇帝政和年间天下大乱的世变情况，反倒是试图在善恶报应的因果叙事框架中对于个人欲望和权谋智术的表现展开是非辩证，其题旨设计题然不同于词话本。

《金瓶梅》书影

(二)就故事类型的设定而言

从「演义」的角度来说，两部《金瓶梅》写定者对于既有文本的题材框架和主题寓意的改写，显现出特定的历史意识和政治思维。

基本上，作为重写型小说，「总是既负载着前文本的信息，又带有重写时历史文化语境的痕迹。重写者一定对前文本有所认识，具有“前见”，进而在写作中将时代因素、个人因素带入小说。」【25】

事实上，两部《金瓶梅》写定者试图在小说文本中构筑「世变」的历史背景，并通过「演义」申述政治理想，因此在「借彼喻此」的历史书写中，理当特别关注于小说虚构世界与历史文化语境中的现实的联系，并赋予了小说文本以特殊的历史性。

首先，在词话本《金瓶梅》中，写定者对于历史的关注，已从宏大叙事的建构转向微观叙事的创造，整体叙事意向落实在现实生活的理解和阐释之上。

在「嫉世病俗」的历史思维主导下，特别于第一回即揭示「情色为祸」之旨:

「情」、「色」二字，乃一体一用。故色绚于目，情感于心，情色相生，心目相视。

亘古及今，仁人君子，弗能忘之。晋人云:情之所钟，正在我辈。如磁石吸铁，隔碍潜通。

无情之物尚尔，何况为人，终日在情色中作活计者耶?词而「丈夫只手把吴钩」，吴钩，乃古剑也。古有干将、莫邪、太阿、吴钩、鱼肠、属镂之名。言丈夫心肠如铁石，气概贯虹蜺，不免届志于女人。

词话本《金瓶梅》写定者更以刘邦和项羽为例进行评价:「说刘项者，固当世之英雄，不免为二妇人以屈其志气。」而红颜祸水之思，可谓尽现其中。

早在《金瓶梅词话》的情色故事正式展开之前，写定者即通过「酒、色、财、气」四贪词的揭示作为叙事创造的价值判断基准。

其中「情」、「色，作为叙事生成的重要命题，则是通过潘金莲与西门庆的情欲展演而有所表现。

从实际情形来看，潘金莲从九岁卖在王招官府里，本性机变伶俐。后王招宣死了，后又被潘妈妈转卖予张大户家为使女，早晚学习弹唱。

长成一十八岁，便被张大户收用。主家婆颇知其事，因而将金莲甚是苦打，大户倒赔房奁嫁给武大。

第一回(景阳岗武松打虎 潘金莲嫌夫卖风月)叙及潘金憎嫌武大，常与他合气，颇有怨言。叙述者评论曰:

看官听说:但凡世上妇女，若自己有些颜色，所禀伶俐，配个好男子便罢了。若是武大这般，虽好煞也未免有几分憎嫌。

自古佳人才子相凑着的少，买金偏撞不着卖金的。武大每日自挑炊饼担儿出去卖，到晚方归。妇人在家，别无事干，一日三餐吃了饭，打扮光鲜，只在门前帘儿下站着，常把眉目嘲人，双睛传意。

左右街坊有几个奸诈浮浪子弟，睃见了武大这个老婆，打扮油样，沾风惹草。被这千人在街上撒谜语往来嘲戏唱叫:「这一块好羊肉，如何落在狗口里!」

人人只知武大是个懦弱之人，却不知他娶得这个婆娘在屋里，风流伶俐，诸般都好。为头的一件好偷汉子。

关于潘金莲形象塑造，在「嫌夫卖风月」的注解中便已作了一番定位。

此后，潘金莲看见武松「身材凛凛，相貌堂堂」，于是「私心便欲成会，暗把邪言钓武松」，十足一副「贪淫无耻坏纲常」的模样，然而遭到武松抢白一场。

又看见西门庆「也有二十五六年纪，生的十分薄浪」，直是一个「可意的人儿」，在王婆协助之下,两人遂行淫荡春心，背着武大偷情。

西门庆「狂恋野花」，完全不顾及「亡身丧命皆因此，破业倾家总为他」的后果，竟在王婆建议之下唆使潘金莲鸩杀武大，并一应出钱整顿。为了一响贪欢，甚至顾不得人性与道德礼法。

第六回(西门庆买嘱何九 王婆打酒遇大雨)叙及潘金莲与西门庆在武大灵前偷情:

那妇人归到家中，楼上去设个灵牌，上写「亡夫武大郎之灵」，灵床子前点一盏琉璃灯，里面贴些经幡、钱纸、金银锭之类。

那日却和西门庆做一处，打发王婆家去，二人在楼上任意纵横取乐。不比先前在王婆茶坊里，只是偷鸡盗狗之欢，如今武大已死，家中无人，两个恣情肆意，停眠整宿。

初时西门庆恐邻舍瞧破，先到王婆那边坐一回。今武大死后，带着跟随小厮，径从妇人家后门而入。

自此舆妇人情沾肺腑，意密如胶，常时三五夜不曾归去，把家中大小丢的七颠八倒，都不喜欢。原来这女色坑陷得人，有成时必有败。

在此，武大死亡灵位与潘金莲、西门庆偷情行为并呈于同一场景之上，一方面显现两人色胆如天，贪淫无度，另一方面则是显示世俗生活之中宗法伦理，已因个人的「淫色」欲望而有崩毁之迹，无疑充满了一股浓厚的嘲讽意味。

更耐人寻味的是，对于潘金莲与西门庆的偷情事件，第三回开篇即以带有「预叙」的观点引诗评论曰:

色不迷人人自迷，迷他端的受他亏。

精神耗散容颜浅，骨髓焦枯气力微。

犯着奸情家易散，染成色病蕖难医。

古来饱暖生闲事，祸到头来总不知。

第七十九回叙及西门庆「贪欲得病」一节，叙述者引诗曰：

仁者难逢思有常，闲居慎勿恃无伤。

争先径路机关恶，近后语言滋味长。

爽口物多终致病，快心事过必为殃。

与其病后能求药，不若病前能自防。

显而易见，此处是从「防患未然」的角度提出议论。由于西门庆贪淫乐色，不知节制，最后才导致髓竭人亡。叙述者归咎其因如下:

原来这女色坑陷得人有成时必有败，古人有几句格言道得好:

花面金刚，玉体魔王，绮罗妆做豺狼。法场斗帐，狱牢牙床。柳眉刀，星眼剑，绛唇枪。口美舌香，蛇蝎心肠，共他者无不遭殃。

纤尘入水，片雪投汤。秦楚强，吴越壮，为他亡。早知色是伤人剑，杀尽世人人不防。

由此可见，因淫色而败家，甚至误国的情形屡见不鲜。

词话本写定者颇有意在「红顔祸水」【26】的母题下将历史、欲望与道德统一在叙事过程之中，由此构成一种对于现实世界的隐喻描写。

在主题先行的预述性叙事框架建置中，已然对于潘金莲如何通过情色牵制西门庆，甚至最后成为影响西门庆家庭的兴衰的关键作了一番预设。

最后，更在家国同构的政治思维中，揭示出传统宗法伦理和道德秩序，在个人欲的冲击下已然面临解体的危机。

至于说散本与词话本之不同者，则在于题材的借用与转化，已从历史的关注转向个人欲望实践的反思之上。

在预述性叙事框架的建置方面，叙述者即于第一回开篇议论曰:

单道世上人，营营逐逐，急急巴巴，跳不出七情六欲关头，打不破酒色财气圈子，道头来同归于尽，着甚要紧。虽是如此说，只这酒色财气四件中，惟有财色二者更为利害。

正是着眼于财色与个人命运的联系关系，说散本《金瓶梅》写定者有意先行搁置潘金莲与西门庆的偷情事件,转而从西门庆「热结十兄弟」的人情交往的网络入手写起，体现出不同的世情观照和历史意识。

叙述者于第一回道:

说话的，这等一个人家，生出这等一个不肖的儿子，又搭了这等一般无益有损的朋友，随你怎的豪富也要穷了，还有甚长进的日子!

却又有一个缘故，指为这西门庆生来秉性刚强，作事机深诡谲，又放官吏债，就是那朝中高、杨、童、蔡四大奸臣，他也有门路与他浸润。

所以专在县里管些公事，与人把揽说事过钱，因此满县人都惧怕他。因他排行第一，人都叫他是西门大官人。

其后，为更凸显西门庆与帮闲之间的密切关系，乃进一步戏拟《三国志》中有关「桃园结义」情节，两者之间形成强烈的叙事对照。

叙述者于第一回讲述吴道官伸开疏纸朗声道:

为大宋国山东东平府清河县信士西门庆、应伯爵、谢希大、花子虚、孙天化、祝实念、云里守、吴典恩、常峙节、白赉光等，是日沐手汾乡情旨。

伏为桃圆义重，重心仰慕而敢效其风；管鲍情深，各姓追维而欲同其志。况四海皆可弟兄，岂异姓不如骨肉?

是以涓今政和年月日，营备猪羊牲礼，鸾驭金资，耑叩斋坛，虔诚请祷，拜投昊天金阙玉皇上帝，五方直日功曹，本县城隍社令，过往一切神祇，仗此真香，普同鉴察。

伏念庆等生虽异日，死冀同时，期盟言之永固，安乐与共，颠沛相扶，思缔结以常新。

必富贵常念贫穷，乃始终有所依倚。情共日往以月来，谊若天高而地厚。伏愿自盟以后，相好无尤，更祈人人增有永之年，户户庆无疆之福。凡在时中，全叨覆庇。

谨疏。

此一结义行为，无疑与「平天下」的政治理想毫无干涉。

由于西门所结识的朋友，都是些「帮闲抹嘴，不守本分的人」，使得此一结义行为无非凸显了西门庆的发迹变泰，无关国家民生，乃流于个人情性和欲望的展演。

从情节编排的用意来说，此一做法可以说相当程度消解了词话本中潘金莲做为「女祸」表征的原始本质，从而重构了以西门庆的人际网络消长和家庭兴衰为叙事中心的命运发展史。

第七十九回叙及西门庆「贪欲丧命」一节，叙述者开篇引词曰:

人生南北多歧路，世事悠悠等风絮，造化弄人无定据。飜来覆去，倒横直竖，眼见都如许。 到如今空嗟前事，功名富贵何须慕，坎止流行随所寓。玉堂金马，竹篱茅舍，总是伤心处。

——右调

此处说散本替换词话本原引之诗，甚且行文中删去前引有「女色伤人」的评论，无疑将西门庆濒临死亡结局的原因，归诸于个人欲望征逐无节之上。

此一看法，实则呼应了第一回议论财色时所引《金刚经》:「如梦幻泡影，如电复如露」的色空哲理思想表现。

无可讳言，说散本《金瓶梅》写定者将叙事重心转移至西门庆发迹泰的命运变化之上，则整体题旨和叙事形式设计必然产生相应的变化。

（未完待续）

崇祯本《金瓶梅》插图

文章作者单位：国立台湾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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