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曾讽刺闻一多徐志摩，1933年却从客船一跃而下，葬身大海，为何

“到了该收场的时候了吧。”1933年冬天，一艘泛着寒意的江轮上，一个不足三十岁的青年，久久站在甲板边，脸映着城市灯火的碎影。没什么人留意一袭风衣里的他沉默成什么样，他最后一步迈向江水，像是对谁和自己都交待了句“就到这儿吧”。众人或许记不清他的模样，但“朱湘”这两个字后面曾是整个时代某种混乱、理想与裂缝的缩影。

都说朱湘少时聪慧非常，其实他本来也算是幸运人家出生——湖南沅陵的书香世家，兄弟姊妹一大堆，他排行第五。人多屋子乱，可他偏是个规矩得让人发笑的孩子。五岁那年家里请客，大热天他硬穿着三层长衫，脖子里都汗出水来，仍然端坐着不肯松快，看起来像缩小版的老爷，和旁边赤着脚的表弟们形成强烈反差。旁人都说他傻，久而久之“老五呆子”成了他的绰号。说起来，朱湘对外表仪态的执着几乎有点病态。当别的孩子继续在土坑边摸爬滚打，他却在窗口，手里是被翻出新折痕的《论语》。有次家里办馆席，所有孩子兴奋着等着上桌，只有朱湘在一旁执拗地把每双筷子摆齐等角。大人笑他做作，却多少觉得带着希望。

也许正因为早早没了普通童年，他把所有热望都投进了书本。十五岁一脚跨进清华园，当地亲戚都特地来喝酒庆贺，说是祖坟冒了青烟。可他一点不觉得满足，反而像突然找到呼吸空间，整个人一下儿精神起来。那时风气正新旧相争，常常有讲座有人朗读新诗，他听见时眼睛都是亮的。日后写给朋友的信里他提到，当年只觉世上的门扉都开了，他几乎每日都在认真地“重新做人”。

朱湘成名不算慢，尤其喜欢诗。在大操场的秋天里，他和几个意气青年话题全是新文学和自由，常常夜谈到天亮。像《晨报》《小说月报》这样的大刊，他抱着试试看的心思投稿，居然每次都能发出来，也没少受到些老派文人的冷嘲热讽。可就是这股子天赋和傲劲，让他很快和几个同学——杨世恩、孙大雨、饶孟侃齐名，后来竟有人叫他们“清华四子”，像江南才子团体一样，说起来风光无限。

不过事情总不会一帆风顺。朱湘自带点孤独气质，本就有点小疏离。清华藏龙卧虎，天才不止一位，没人觉得他有多特别，他的那点不合群只让自己更容易犯孤单。真实的朱湘常在自习室的转角徘徊，不肯和别人混太熟。他喜欢钻牛角尖，总觉得学校的一系列规定都在扼杀“灵魂里的独特”。一天清晨，为了反抗点名签名这套繁文缛节，他竟故意穿睡衣晃去食堂，然后就被罚了。这在当年不亚于在朋友圈手撕校长。

朱湘笔头很尖利，他偏喜欢当面杠学校——写文章讽刺“死人一般的大礼堂”、说大家成了“会考试的稻草人”。别同学都爬格子攒绩点，他敢公然翘课，论文里极力主张学生不必受课程支配，老师谁爱讲谁讲，学生能选就选。折腾几回，“大过”记满了，教务处一纸开除通知递来，有同学说他活该，他自己倒是一副“巴不得早点走”的模样。有人不同情，说他是自找的，但朱湘嘴上不说，心里还是难受。他其实清楚，拼命表现是想守住点面子，不至于太没处待。

离开清华后，不年轻气盛的书生，好像进了烟尘迷离的大上海。那时候写诗根本混不开，朱湘一度困到伙食都解决不了，往往靠卖稿换几块饭钱，最惨的时候甚至在租界小旅馆蹲了一夜。偏这个时候，老家“天降”了个刘霓君。最初两人是定了娃娃亲的，朱湘本来还嫌包办婚姻老土，气鼓鼓地跟兄长闹退婚。没想到命运转了个圈，刘霓君的生活也被击得支离破碎。父母早逝，家业全被霸占，落魄的贵家女成了上海工厂最不起眼的一名女工。

朱湘第一次见她在洗衣店门口，那姑娘用针线缝补着手上破旧的衣服，力气小，指甲边都是裂口，但一抬头笑还那么干净。让朱湘心里那个自命不凡的少年呆住了。这一瞬间，他才明白自己多少年都没搞懂这个“未婚妻”。认识再深些，他由同情变得敬佩，为人也柔和了许多。两个人凑合着过日子，第一次体会了相濡以沫是什么滋味。日子虽然紧巴，总让他觉得踏实。

靠着妻子的开解和自尊心，朱湘再次动起写作的念头。1925年出版的《夏天》让他渐渐有了诗坛回声。时运一开，这才攀上了闻一多、徐志摩这些诗人圈里的人物，也初次参与筹办《晨报副刊·诗镌》。可偏朱湘就是不会圆滑。一次“编排稿件”闹心事，他觉得自己诗被排后头了，当场质问徐志摩是不是故意轻他面子，双方语气冲得要命。议论纷纷，波澜起了好几波，朱湘那性格，大家避着走，他却更觉得是世道无情，不配合作。

后来孙大雨出面打圆场，终于让朱湘能回清华结业，还得了机会留学美国。他想见见更大的天地，又一次远走。不幸的是，这一趟洋学之旅并不顺利。美国课堂里，他被当成异乡人，有学者演讲时公然调侃中国人，也没人替他说话。有个同屋的波兰生和他针锋相对，连饭桌上都要拌两句。学校政策变三变，朱湘两年换了三所，终究没有融进去，心口那团火渐渐熄灭了。

在国外苦闷得厉害，只有拿信纸写信才不觉得彻底孤独。字字句句都带着一点委屈和自尊，后来这些信被妻子收起来，成为一代文人情书的典范。可惜啊，家书传情，几千里之外，心里的郁闷也解不开。他最终决定中止学业，闷声回国。

重归国土，他就职安徽大学，被推为英国文学系主任，月俸三百，不算差。可这工作环境说翻脸就翻脸，有一次校方为了简化专业，把“英文文学系”改成了“英文学系”，在朱湘看来是毁了专业底线。他公开写信，痛骂院方不顾内容只图省事。没人理他，他索性自己辞职。想再闯文坛没那么容易，过去树敌太多，谁也不敢用他。教书、写稿，都成了问题，家里孩子又多，家景一天不如一天。

当时夫人刘霓君的委屈没人能体会，那会儿是大萧条，米价疯涨，临时工一天工资都救不了温饱。不久后，小儿子因为病饿，眼睁睁在母亲怀里咽了气。家里气氛冷得掉渣，夫妻成了最熟悉的陌生人，彼此都走不进彼此的世界。

前路无望，后头无人，朱湘能仰仗的傲气一下子碎得什么也不剩。在1933年这个冬天，他买了张从上海去南京的三等船票。甲板上，他看着昏黑的江面风起浪涌，有人以为他只是沉默，有人却说其实他已决绝了。那一刻他在想什么？或许有对生活的不舍，或许还有没说出口的羞怯和自愧。

朱湘的一生啊，浓缩了太多自尊、愿景、争斗和现实的冲撞。这么一个孤高的灵魂，最后还是消散在灰蓝的江风里。有人说他太过倨傲，有人笑他拧巴，不会“做人”。但就像老同学后来回忆的，“朱湘不是不懂，实在只是太要强，太怕再丢脸罢了。”

究竟什么叫“体面”？路人可能摇头叹气，家人可能赌气骂他，时间再久，谁还记得朱湘坐过的船、踩过的路、抗过的事？有时候，太干净反而活不成，只剩下一地风声、尘埃。可他毕竟来过，真真切切为过尊严死磕过，也悄然在历史和波涛里，和这个世界说了告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