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轨被捉奸后，她认错归家，却用最绝情的报复，伤了丈夫一生

她是民国文坛最亮眼的才女之一，泰戈尔为她折服，徐志摩为她倾心。

她拒绝了热烈的徐志摩，嫁给一位沉稳的文学家，却又出轨，被丈夫当场捉奸。

她认错归家，却用最绝情的报复，伤了丈夫一生，她究竟是谁？

民国是一个才子佳人辈出的时代，凌叔华便是其中之一。

1900年，凌叔华出生在北京一户显赫人家，父亲凌鸿勋曾任清廷高官，母亲出身书香门第。

凌家为女儿开设画案、购置钢琴，甚至请来私塾先生教她中英文经典。

凌叔华三岁识字，五岁便能对对子，八岁跟着母亲学刺绣时，偷偷在绣布上写诗。

她性格极强，从不随波逐流，也从不安于“淑女”的框架之中。

有人说，她是“名门千金中的异类”，可正是这份异类，成就了她后来令人瞩目的一生。

1919年，她考入了燕京大学，在这里，凌叔华真正放开了自我。

她学文学，也学美术；她写小说，也画油画；她能穿着旗袍吟诗，也能站在画展前侃侃而谈。

她结识了同校的冰心与邓颖超，一个以温婉细腻见长，一个以激昂果敢闻名。

而凌叔华则似乎是两者的结合，她既有细腻如丝的笔触，也有锋芒毕露的气质。

三人并称“燕大三才女”，一时风头无两。

在燕京大学期间，凌叔华更被誉为“小姐的大书房”的女主人。

所谓“小姐的大书房”，是她在自家宅邸设立的一个文化沙龙，邀请中外文化名流定期聚会论诗谈艺。

这里进进出出的不只是文人墨客，还有那时最早一批来华讲学的西方学者、艺术家和外交官。

她能流畅地用英语与外国作家探讨文学流派，又能用一手漂亮的小楷题诗作画，俨然一位游走于中西文化之间的女文豪。

1924年，印度大文豪泰戈尔来华访问，曾专程来到“小姐的大书房”造访。

这位被誉为“东方圣者”的诗人见到凌叔华时，凝视良久，随即赞叹：“她是东方的曼殊菲尔。”

曼殊菲尔，是19世纪英国最著名的女性小说家，以细腻笔触描摹女性情感著称。

这一评价，从泰戈尔口中说出，犹如一道圣旨，令当时文坛对凌叔华刮目相看。

而就在泰戈尔赞誉她的同时，另两位民国才子，徐志摩与陈西滢，也都早已为她的风采所倾倒。

徐志摩，这位以浪漫主义著称的“飞扬诗人”，在见到凌叔华后几乎一见倾心。

他频频造访“小姐的大书房”，为她写诗、送画，甚至主动为她的作品写序。

凌叔华并未被徐志摩的才情所迷倒，她欣赏他，却从不主动靠近。

相比徐志摩的热烈，陈西滢的追求则要含蓄许多。

陈西滢是北大才子，文字冷静清明，人如其文，他常在她的小说上作深刻批注，也经常邀请她参加学校组织的文艺讲座。

在一次讲座结束后，他送她回家，两人一言未发，只是在巷口默默告别。

可从那天起，凌叔华开始主动回信，一封接一封，她曾在信中写道：

“你的话少，却让我安静；你不浪漫，却让我踏实。”

这大概就是她选择陈西滢而非徐志摩的原因吧。

1927年秋，凌叔华穿着素雅旗袍走进婚礼的礼堂，她身边，是那位温文尔雅的陈西滢。

他们的结合，被许多人称为“文坛佳偶”：一位是享誉中西的才女，一位是北大著名的文学评论家。

婚后初期，他们共用一张写字台，早上他为她磨墨，她为他端茶。

他们讨论翻译莎士比亚，也争论雨果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风。

夜晚，她常披着斗篷去听他演讲，而他在演讲结束后第一眼总是先找她。

那时候，文坛称他们是“学术伴侣中的典范”，可这种“典范”，并未持续太久。

随着时间推移，凌叔华发现，所谓的“精神共鸣”，并未能填满她心中那越来越清晰的孤独。

陈西滢是个严谨、冷静的男人，他崇尚理性、讲究分寸，哪怕爱她，也极少表达。

而她，终究是个渴望情感回响的女人。

1935年，凌叔华作为中英文化交流代表，随团前往伦敦。

在一次文学座谈会上，她遇到了英国诗人朱利安·贝尔，一个年仅二十七岁的青年诗人。

朱利安·贝尔出身剑桥世家，自由主义思想浓厚，他热爱中国文学，也对东方女性抱有浓厚兴趣。

面对身着旗袍、口齿伶俐、举止独立的凌叔华，他几乎一见钟情。

凌叔华亦被他身上那种英式的绅士气质和骨子里的叛逆吸引。

朱利安会在午后为她念诗，也会在夜晚递来一杯热茶，用不甚熟练的中文喊她“Shuhua”。

在伦敦的日子里，他们游览泰晤士河畔、参观大英博物馆、在苏活区的小酒馆里低声私语。

他为她写诗，她为他画画，她感到自己心中沉寂多年的“少女心”被重新点燃。

他们相恋了，且爱得迅速而热烈，当时许多同行都察觉这段暧昧，有人劝她节制。

她却回一句：“这一生，难得一场真正的悸动，我不想辜负。”

她并未设法掩饰这段感情，甚至在回国后仍保持通信。

起初陈西滢并不知情，只当是学术交流，但疑虑在她频频夜归、情绪反复之后逐渐滋生。

直到某天夜晚，陈西滢推开书房的门，看见凌叔华正与朱利安倚窗而语，彼此神情温柔。

空气凝固了三秒，凌叔华没有惊慌，也没有辩解，只是缓缓转身，站在原地，神色平静。

那天之后，出轨事件在北平文人圈传得沸沸扬扬，凌叔华依旧我行我素，可那场风波之后，她却未能继续留在朱利安身边。

她没有出门，也没有写作，只每日呆坐在窗前，望着北平冬日萧瑟的枯树出神。

陈西滢搬出了住所，把年幼的女儿暂寄亲戚家中，留下的是一封字迹工整、用词冷静的信件：

“若你愿回归此家，当断绝一切旧念；若执意放逐，请速裁此婚，各不相欠。”

这封信，被凌叔华反复阅读了十数遍，最后她将它折好，平静地做了选择，回家。

但她不是为了爱情，而是因为放心不下女儿。

她知道，这个时代对离婚女人的偏见，将不止落在她一个人身上，也将深深影响女儿的未来。

而她，不愿女儿成为舆论的牺牲品，于是，她选择归家。

那天她走进熟悉的庭院，陈西滢正在书房写作。

听见门响，他没有回头，只沉默了一下，说了句：“屋子你爱住哪间便住哪间。”

从此之后，他们再未同房，白天，两人各自进出、互不打扰；夜晚，他在书房伏案写作，她则在卧室读诗、写信、喝茶。

客人来访时，他们会像老朋友一般寒暄应酬，但一进家门，便如陌路人再无交集。

这一段婚姻，自此名存实亡。

陈西滢依旧维持他“好丈夫”的体面，会按时给她留饭，也会帮她买她爱喝的乌龙茶；但他再未提过爱情。

而凌叔华，则仿佛在用沉默对沉默，她不解释，不道歉，也不试图修复。

他们共同抚养女儿，节假日会一家三口出游、逛园子、听昆曲。

但一回家，便各自回屋，像三户人家借住一屋檐下的客人。

他有时在夜深写作时，会忍不住看一眼那扇紧闭的门。

他知道她还没睡，知道她可能也在望着天花板发呆，可他从不敲门。

日子一天天过去，凌叔华依旧活跃在文坛、画坛，也时常受邀出席各种中外文化交流活动。

而陈西滢，则在学术上稳步攀升，却在情感上日益枯萎。

有人说他晚年写的散文总带点冷调，总似缺了点人情味。

他们从未正式离婚，却早在精神上各奔东西，她不爱他，却也不愿他走；他不怪她，却再也不敢靠近。

1970年，陈西滢因病去世，一个普通的夜晚，他被保姆发现倒在沙发上，怀里还抱着一本摊开的旧书。

凌叔华亲自为他处理后事，她没有通知太多宾客，也没有张罗盛大的悼词，只是在灵堂摆上几幅两人年轻时的合照。

灵堂冷清，来吊唁的人寥寥无几，大多是昔日的学生与少数熟识的同僚。

凌叔华亲自挑选了墓地，在两人故乡的一处山坡上，靠近一片古槐林。

她为他订制了一块石碑，刻上“陈西滢之墓”，字迹端庄、无多修饰，左侧，预留出另一行字：“凌叔华合葬于此”。

合葬，是她的选择，也是她对这段关系最后一丝体面的回赠。

1990年，凌叔华在北京离世，与陈西滢合葬。

陈西滢的余生，在这段无解的婚姻里悄然干涸；而凌叔华的晚年，也未曾真正获得情感的依靠。

最终，两人合葬一穴，却未真正和解，这段婚姻令人唏嘘，也发人深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