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本活不到30岁，却续命40年，他逆天改命，三度为相，一诗传千古

本文为《100位古代诗人的一生》大型文化纪录栏目，高度还原正史，以独特视角解读，期待持续关注

我的名字，叫李峤，字巨山，祖上煊赫，出“赵郡李氏”，为赞皇县人（今河北赞皇）。

公元前204年，淮阴侯韩信破赵灭代，陈兵井陉，于许亭村背水一战，斩陈馀、擒赵歇、降李左车，史称“许亭之捷”。

而这个小村落便是我的故里，曾留下许多童年往事，也常为后人津津乐道。在我死后1300年，许亭建了陈列馆，馆内展有六位唐代宰相之生平，第一位便是我，得厚爱，被誉为诗人宰相。

其余五位分别为：耿直宰相李绛、状元宰相李固言、开国公宰相李珏、地理学家宰相李吉甫、政治家宰相李德裕。

为了方便记忆，后人又将我们并称为“赞皇六宰相”，或“赵郡六宰相”。

赵郡李氏列“五姓七望”，先祖武安君李牧一生征伐，北逐单于，破东胡，灭澹林，西抑强秦，南支韩魏，与白起、王翦、廉颇并“四大名将”。

家母出“清河张氏”，同样是名门高第，我的舅父乃当朝宰相张锡，因家族势力过于庞大，故高宗帝于显庆四年（659年）特意下旨，禁止五姓七族之间通婚。

基于这样的家世，可以说，我是衔着金钥匙出生的。然我的兄弟五人皆早亡，母亲甚为担忧，怕我也绝世而去，就请袁天罡为我卜了一卦。不曾想，袁天罡亦言，我恐难活过30岁。

家母难以接受，又请袁天罡为我看了卧相，又言“今方见之矣，郎君必大贵寿。是龟息也，贵寿而不富耳”，意思就是，我或能高寿显贵，但此生乃贫寒之命。

于是，袁天罡这一卦，就成了我一生命运的写照，也造就了我谨小慎微的性格。

自幼，我便饱读经史，勤学不辍，舞象之年便崭露头角，弱冠取进士，与骆宾王齐名，并得宰相薛元超赞许。

曾经有人问我，为何小小年纪，便才华横溢？

我不擅卖弄，只好告诉别人，在我幼年时期，曾梦见过一位神仙，送给我两支笔，于是便能写出精美的文章。未承想，我这随口一说，后世竟用“双笔”来喻文采，真是无心插柳柳成荫。

进士登科后，我初任安定县尉，后再取制科，经薛元超举荐，转监察御史。

公元679年，邕、岩两州有僚族叛乱，高宗帝发兵征讨，召我为监军随行。当时我正意气风发，不惧危难，故领命前往獠洞宣旨招降，得高宗帝嘉许。

公元683年，高宗崩逝，太子李显即位，但实权却在武后手中，朝局变得异常复杂。五十多天以后，李显想重用岳父韦玄贞，以分太后之权，却为宰相裴炎所阻。

李显一怒之下，竟说出，“朕就算把天下给了韦玄贞，又当如何？”

未几，武后将李显废为庐陵王，由豫王李旦承大统，是为睿宗。至此，武后独掌朝纲，改元光宅。

李显被废后不久，徐敬业以扶持庐陵王为由，在扬州起兵，骆宾王写下了那篇著名的《为徐敬业讨武曌檄》。武则天大怒，派宗室李孝逸及宰相魏元忠领兵30万平乱，短短几个月，徐敬业兵败被杀，骆宾王不知所踪。

公元690年，武则天称帝，改唐为周，定都洛阳，称神都。随后，我升任给事中，得重用。

但很快，我就将迎来人生第一次巨变。

公元692年，武皇为了巩固帝位，开始重用酷吏，宰相狄仁杰上谏，遭来俊臣记恨，遂编织罪名，将其下狱。

时武皇擢我与大理寺少卿张德裕、侍御史刘宪同核此案，然张德裕、刘宪胆小怕事，明知狄公有冤却不敢奏，于是我呵斥道，“知其枉不申，是谓见义不为者”，遂上疏为狄公申辩。

可我等来的不是正义，反而是一纸诏令，以忤旨之罪，将我贬为润州司马。从这一刻我便意识到，在朝为官，首先要学会明哲保身。

公元693年，朝廷以凤阁舍人将我召回，之后又权天官侍郎，拜麟台少监。

三年后，契丹李尽忠、孙万荣反，朝廷发兵平乱，却屡屡遭遇败仗，后突厥默啜可汗趁机索求河西降户，一时危机四伏，因此我写下了那首《汾阴行》：

自从天子向秦关，玉辇金车不复还。

珠帘羽扇长寂寞，鼎湖龙髯安可攀。

千龄人事一朝空，四海为家此路穷。

豪雄意气今何在，坛场宫馆尽蒿蓬。

路逢故老长叹息，世事回环不可测。

昔时青楼对歌舞，今日黄埃聚荆棘。

山川满目泪沾衣，富贵荣华能几时？

不见只今汾水上，唯有年年秋雁飞。（节选）

后来，朝廷不得不应允后突厥提出的条件，契丹乱方才平定。此一役后，武皇铸九鼎，陈于明堂之内，又诛杀酷吏来俊臣，内忧外患逐渐息止，武周王朝进入正轨。

公元698年，我加授同凤阁鸾台平章事，正式拜相，时张易之、张昌宗兄弟得圣宠，奉旨修《三教珠英》，我与张说、宋之问、崔湜、阎朝隐等共同参与编修。

两年后，我改任鸾台侍郎、同平章事，兼修国史。可此时我的舅舅张锡升相，朝臣奏称舅甥不宜同掌权柄，故我再迁成均祭酒（即国子祭酒）。

公元703年，我再度为相，二张兄弟权势正盛，每每打压异己，朝臣唯恐避之不及，不得已，我只好保持缄默，能不发声便不发声。

翌年，我主动请辞，武皇未允，后免去宰相职权，出任地官尚书。

二十多年的为官经验告诉我，伴君如伴虎，要知进退，方能保得周全，可即便如此，此时的朝局也是山雨欲来风满楼。

公元705年，以张柬之为首的五王、及驸马王同皎发动政变，逼迫武则天传位给太子李显，李唐得以复辟，李显重归帝位，是为中宗。

随后，我遭弹劾，理由是为相保守，未能尽职尽责，任由二张兄弟胡作非为，故被放为豫州刺史，未到任再加贬为通州刺史。

关于这些罪名，我是认的，我的为官理念就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比如武皇在得知我恪守清贫，卧室用的都是粗绸帐后，特赐御用绣罗帐。但是那一晚，我彻夜未眠，翌日武皇见我状态欠佳，问及，我答：幼时有相士言，臣此生是清贫命，不应奢华。

实际上，我只是不想太过于招摇，低调是独善其身的最好办法。然树欲静而风不止，被贬几个月后，我又以吏部侍郎被召回，进封县公。

公元706年，我以吏部尚书三度拜相，可此时的中宗宠信韦皇后，任由安乐公主、武三思等人结党，武三思将复辟功臣张柬之、崔玄暐、敬晖、桓彦范、袁恕己全部流放，并派酷吏在途中暗杀。

直觉告诉我，一场大乱即将爆发，自古以来都是飞鸟尽，良弓藏。

果不其然，不久后因依附二张被贬的宋之问、宋之逊兄弟偷偷潜回洛阳，藏匿于好友张仲之家中。

自韦后掌权，欲效武则天故事，武三思更是张扬跋扈，拉拢群臣，驸马王同皎不满超纲混乱，便与张仲之、祖延庆、周憬、李悛、冉祖雍等人密谋铲除武三思。

没想到，此事无意中被宋之问得知，为了赎罪升官，宋家兄弟竟将此事告知武三思。随后，武三思上奏，中宗擢御史大夫李承嘉、监察御史姚绍之主理此案，我与杨再思、韦巨源一同陪审。

审讯期间，张仲之历数武三思罪状，言其与韦皇后暗通款曲，而杨再思和韦巨源本就依附韦后，故而佯装瞌睡，不听不闻。

我见张仲之供状牵涉甚广，便命人捆了张仲之，先将其收监。可张仲之视死如归，依旧破口大骂，姚绍见无法阻止，就命狱卒打断了张仲之手臂。

最终，王同皎、张仲之等人被处死，天下称怨。

同年七月，我进中书令，主动上疏请辞，被中宗驳回。人在朝堂，身不由己，明知暗潮涌动，却无法抽离。

公元707年，武三思、安乐公主欲废太子李重俊，尤其是安乐公主，屡次请中宗封自己为皇太女。

李重俊见势不妙，率先发动政变，先是诛杀武三思，后又叩开宫门，欲擒韦皇后。当时我与杨再思、苏瑰、宗楚客、纪处讷等集兵两千，驻守太极殿。

李重俊本不想篡位，只想清除韦后、安乐公主一党，所以面对中宗，突然没有了勇气，致政变失败。

值得一说的是，李重俊发兵时，在永安门遇见了魏元忠之子魏昇，并胁从魏昇一起加入，后魏昇被乱军所杀。

于是，宗楚客、纪处讷等朝臣弹劾魏元忠暗通太子，欲将其处死。中宗以魏元忠功高为由，没有追问。

旋即，魏元忠请求致仕，中宗手书敕令，准其告老还乡。宗楚客不甘心，提拔姚廷筠为御史中丞，姚廷筠再次弹劾魏元忠，主张诛其族。中宗无奈，将魏元忠贬为渠州司马。

见未能扳倒魏元忠，宗楚客又指使冉祖雍上奏，杨再思附议，我见形势不妙，也上疏附议。中宗大怒，厉声说：魏元忠效国多年，朕特意加以宽宥，如今诰命已发，如何能反复？其中的轻重权衡，应该由朕来决定，尔等频频上奏，是觉得朕糊涂了吗？

不久后，魏元忠死在了徙官的路上，此事得以平息。

朝堂之上，纷争不断，随时都有可能丧命，你想特立独行，那么首先被铲除的，可能就是你。自然，这也只是我当时的想法，有些路迈错一步，便是步步皆错。

公元708年，我进赵国公，兼修文馆大学士，次年罢中书令，改兵部尚书。时宗楚客与纪处讷广结朋党，我为了自保，只能选择沉默。

至于这是不是明智之举，只能交给时间了，很快答案便能揭晓。

公元710年，韦后与安乐公主毒杀中宗，秘不发丧，召我与苏瑰、宗楚客等入禁中议事。

兹事体大，我依旧未发一言，倒是宗楚客劝韦后效武则天故事，即位登基。当时上官婉儿掌管制诰，已经转投太平公主，所以拟遗诏时，特意提到让相王李旦辅政，以分韦后权柄。

相王本就与太平公主相近，若相王得势，庙堂之上必定大乱，故而我密奏韦后，建议将相王之子李成器、李隆基外放，也正是因为这封密信，让我一脚踏进了深渊，悔之晚矣！

同一年6月，李隆基发动政变，诛杀韦后、安乐公主一党，拥相王为帝，是为睿宗。随后，我遭弹劾，被贬为怀州刺史。

此时，我已经五十七岁，马上入耳顺之年，故请求致仕，归乡养老。

然而事情并非辞官这么简单，两年后，李隆基即皇帝位，为玄宗。李隆基称帝后，发现了我写给韦后的密信，想要将我处死，幸得中书令张说进言，我才逃过一劫。

不过，朝廷还是下旨，命我随爱子李畅同赴虔州，时爱子任虔州刺史。

开元二年，公元714年，监察御史郭震旧事重提，言我“身为宰相，不能匡正”，请求追责。玄宗下诏，将我贬为滁州别驾，未到任，又改庐州别驾。不久后，我在颠沛流离中病逝，终年七十岁。

比起袁天罡为我卜的那一卦，我又续命四十年，当也无憾，唯独临终前才悔悟，若当时我能强硬一点，与二张兄弟、与武三思、宗楚客等奸佞多言几句，就像当初为狄公伸冤一样，或许很多事就变得不同了。

毕竟，我是一朝宰相，身担重责，因此我很想对王同皎、魏元忠说一声对不起，也希望后世之人以我为戒，能够坚守初心，敢于伸张正义。

稍感欣慰的是，在初唐文坛，我尚有一些声名，与杜审言、崔融、苏味道并称“文章四友”，晚年又被称为“文章宿老”。

并且，我很喜欢诗歌，笔下有《杂咏诗》一百二十首，分为乾象、坤仪、居处、文物、武器、音乐、玉帛、服玩、芳草、嘉树、灵禽、祥兽十二大类，各以一字为题，又称“单题诗”，一诗咏一物，如是那首我颇为得意的《风》：

解落三秋叶，能开二月花。

过江千尺浪，入竹万竿斜。

我死以后，玄宗李隆基夜登勤政楼，命梨园子弟唱曲，伶人唱起了我的旧作，玄宗百感交集，忍不住潸然泪下。后安史之乱爆发，玄宗避蜀，途中登白卫岭，回望山河，再次吟起“山川满目泪沾衣，富贵荣华能几时？不见只今汾水上，唯有年年秋雁飞”，遂叹道：李峤真才子也！

可能，我不是一个君子，猜想后人对我也有诸多诟病，但写诗这件事，我是认真的，也期待你们能多读一读我的遗作。

至于千秋万代事，就留与你们来评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