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赖恩典（上）：一个人的能力有限，但我不忍心抗战历史湮没

受访者简介：赖恩典 ，独立电影导演，一个喜欢历史，并且记录和传播真实抗战史的人。2005年至今，在关爱抗战老兵的路上已行走12年，做口述史7年，同时记录了抗战中一群由学生组成、鲜为人知的特殊“抗团”群体。2004年拍摄作品《重返滇缅路》，2012年拍摄作品《我靠!抗战》。

本次采访由学人Scholar志愿者赵逸轩、朱泽睿参与完成。

01

学人：口述历史顾名思义是由亲历者的叙述来保存历史。但在学术界，史料往往需要文献与档案佐证。您在多年寻访中，是如何平衡口述历史的主观性与真实性的？在您看来，口述历史与书写史、官方史料相比，有哪些独特的价值与局限？

赖恩典：口述史很难保证百分之百的客观；只要是个人的叙述，也很难做到完全的真实。人都有趋利避害的本能，会避免说不利于自己的事，因此，我在做这些年的采访当中，也不可避免会拿到档案和文献，来进行时间、地点和事件的核实，包括所在部队的军史、长官回忆录。

另外一方面的作用就是用这些材料来提示受访者，这有很大概率能够唤醒他们的记忆，更有助于回忆起更多的细节。比如，当受访者想不起自己的长官、教官、同学或者战友的时候，可以提示他的名字，那他极有可能会刺激到他的记忆神经，有助于受访者回忆更多所问之人当年的人物性格、体态特征、生活习惯等等细节，会多出不少意料之外的收获。

档案文献虽然有它特定的作用，也不是面面俱到的，所以这些老兵的亲历见闻，往往可以起到补充和丰富档案文献缺失的那一面。因为档案毕竟是官方的，很多东西不是一线的老兵能够了解到的，或者是他们做到的东西并不一样。口述历史跟官方史料相比，口述历史是更加丰富立体的。

比如我曾经访问过戴安澜的部队200师600团第一营副营长陆嘉昌，他对于戴安澜中弹和牺牲的过程就讲述了一些史料的细节：

陆嘉昌先生｜来源：赖恩典作品《我靠！抗战？》

他说，当时部队在撤退，正值黑夜，视线很差，场面也很混乱。先头部队由当地的向导来带路，后面的部队就跟着前面的走。具体的方式是，每个士兵把一条绑腿绑在自己腰上，后面的人就只能靠拉着前面人腰上的绑腿跟随。部队鱼贯而行，确保方向无误。有些战友同袍受伤倒地，这些拉着绑腿向前走的士兵也只能踩在负伤者的身体上，无法及时施救，就只能任由他们死在那里。

陆老当年就在第一营的营部，戴安澜中弹的当时，他与戴之间只隔着十个人的距离，因此日军向他们扫射的机枪一响，他立刻就听到有人喊“师长负伤了！”附近的人也都得知师长负伤。

此外，陆老还提供了一个细节，戴安澜将军火化以后，骨灰被盛放在军队的铁制内务箱（也有人把它叫做军务箱）。有两个士兵负责抬着这个铁箱子，有时候他们坐在半路休息，或是经过其他人的时候，有些士兵就会指着那个箱子开玩笑说，“师长来了。”这两处史料前所未有。

我在长沙还采访过一位曾经参加过常德会战的老兵。老兵名叫吴淞，之后出家为僧，法号释来空。他当兵后于1940 年调入贵州第2绥靖区民众抗日指挥部，任政工组准尉附员，少尉干事，因此有机会跟随孙立人将军出差办事。对于孙立人，很多人的认识只是“特别能打仗”、“特别严肃”，知道他有“军神”、“战神”的名号。但孙的其他细节就鲜有人知。因此我问吴老，您和孙立人将军曾长期共事、生活，您觉得他是个什么样的人，有怎样的生活习惯和性格特点？他告诉我两个细节：

吴淞先生｜来源：赖恩典专访纪录片画面

第一，孙立人曾经听说有一个很厉害的算命先生，就带着吴老一起去找他。据吴老回忆，那个算命先生看完孙吴两人的手相后，预测出他们两个人一生的命数。算命的结果，在后来的岁月里居然一一应验了，甚至吴老后面出家为僧、孙将军后来在台湾遭到软禁的都被言中了，这是一个细节。

第二个，孙立人曾经养过一条狼狗，很通人性。士兵到他办公室汇报情况，要都要先喊报告，如果孙立人没回应“进来”，来人就推门就进去，那条狼狗就拦着他不让进，甚至还会呲牙警告。有一次，吴老和孙将军去观看宣传抗战的话剧，剧情到高潮、气氛激烈愤慨的时候，那条狼狗就蹿上舞台，对着那位扮演日军的演员张嘴就咬。

孙立人将军和他的狼狗｜来源：网络

这是两个比较有意思的细节，虽然与战争没有直接关系，但是可以丰富孙立人将军的真实形象，让它更立体，而不只是“特别能指挥打仗，特别能训练部队”。这有助于让人从更多方面、更多角度去了解孙将军，这是口述历史的魅力和它独特的价值。

1995年，73岁的吴老于常德石门夹山寺出家｜来源：澎湃新闻

口述历史的局限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个人的经历和视角，考证真伪的难度是相对更大，不像是“大历史”，部队某年某月某日到什么地方、参加过某个战役，这类大事件，正史、军史都会记载，很容易就能查阅、考证得到。但是对于个人的经历、人物的形象就很难了。

举例来说，三个人今晚共赴一场饭局，过程当中，某个人可能中途出去接电话。因此，他就不知道自己不在场的片刻，另外两个人谈话的内容，甚至有没有谈话，也无法证明。“大历史”中，“某年某月某日在某地几人聚会、吃了什么”，这可以通过几个人的回忆来印证，但个人的视角和经历就不行，这会让人觉得是自说自话。但这种“自说自话”也不一定是错的，而是需要更深度和细致的研究去处理。

学人：除了边做边学吗，您口述史的工作有参考哪些书籍吗，您准备、打磨访问提纲、筛选口述史受访对象的思路又是什么？

赖恩典：口述史的方法，我是半路出家、边做边学的。我既没有去买过这方面的书，也没有去听过这方面的讲座，更没有去报班报课，系统去学习这些东西。

我主要是依靠感同身受，设想如果自己身处当年的历史情境中，然后问自己：当年如果是我，我会怎么做？做这些的动机和目的是什么？为什么这样做？做这些事时遇到过什么，又是怎么想、怎么处理的？……把自己能想到的问题都拿去问。一坐在这些老兵面前，我就特别贪心，想尽力什么都问，不留下遗憾。

至于我的访问提纲的问题设定，通常有几个方向：第一个是部队的军史，它一般会详细记载行军的路线、驻扎的时间、参加的战役，以及从师一级到排一级，甚至详细到班一级，哪些作战单位参加了哪些行动，又发挥了怎样的作用。所以我会去阅读这类部队军史作为参考，基于其中的内容，向受访者核实时间、路线和战役情况等更细节的内容。

第二类是各种回忆录。我会尽力搜集与受访者相关的人物撰写的回忆录，比如他们的战友和长官，或是他们的同学和同事。这些回忆录中的细节，可以在现场用来提示受访的老兵。如我们之前谈到的，相关的细节很有利于刺激他们的回忆。老人们年事已高，单凭个人的记忆力很难完整、细致地讲述自己的经历，相关人物的回忆录，其中的细节就是非常重要的辅助。

第三，通过他们仍然健在的战友提供线索。如果我曾经采访过受访老兵同一个部队的战友，或者是有志愿者的走访记录，我就可以将其作为依据，纳入访问提纲。因为有共同的经历，就可能会有重要的细节，无论是冲锋陷阵、行军吃饭、还是弹药或医疗相关的物资问题，彼此之间都可以交叉互证。第四就是利用其他档案和文献资料。主要是这几种方法。

另外，为了保证能得到更详尽的历史信息，首次访问结束以后，条件允许的情况，我一般会进行二访，甚至是三访和四访。志愿者去走访抗战老兵的时候，一般只能得到很粗浅的记录。这种记录值得参考的部分不多，但是我大概能通过这些了解受访者的轮廓。之后开始我自己的初访，起初是让受访者先自述，然后根据经验进行细节补充访问，把初步访问到的内容整理成逐字稿，再结合以上四种方法写访问提纲。所以进行二访的时候，受访者通常就可以补充更多的细节信息，随后把二访完再听打成逐字稿、整理成文章，然后撰写更深入的三访提纲，如此交替循环。

我筛选的访问对象的标准有这么几条：除了陆海空三军的老兵之外，第一是重大历史事件的亲历者，比如十九路军的士兵，他们1932年就在上海参加了“一·二八”淞沪抗战，这批人抵抗日军的时间，比1937年开始的全国抗战还早了五年，而且在我刚开始录制口述历史的2010年，19路军的健在老兵并不多，每碰到一个就是捡到宝，对他们的访问机会和内容都是非常珍贵的，所以我会优先考虑。

19路军老兵王金柱先生｜来源：赖恩典纪录片专访画面

因此，我也经常很贪心地想，要是能采访到参加过中日甲午战争的人就好了。因为我们了解到的甲午战争资料也都来自大历史，古代史也一样，除才子佳人、帝王将相之外，很少有记录普通人的历史。如果能够采访到甲午战争的亲历者，那么后世能够看到的就不光是大历史，还有一线将官、士卒，乃至当时的目击者的讲述。但是很明显，这完全不现实，只是一种遐想。

当年天津抗日杀奸团街头挥洒的传单｜摘自赖恩典作品《逆流者》第20-21页

2022年2月出版的口述历史书籍《逆流者——抗日杀奸团成员访谈录》

第二就是鲜为人知的群体，比如在敌后活动的“抗日杀奸团”、南洋各国华侨组成的“南侨机工”这些团体。因为要使抗战历史更加立体丰富，除了在一线作战的将官和士兵的口述内容以外，还有那些以其他方式参与的个人与团体。抗战是一场“全民抗战”，还有很多少为人知的团体和事件。

日军暴行的受害者，“慰安妇”万大娘｜图片来源：赖恩典纪录片专访画面

第三是“慰安妇”群体，她们属于受到战争伤害的群体，她们的讲述可以补充阵地和壕沟后的另一侧的日军反人类的行为，这也是非常重要的。

第四是伪军，他们与日本人合作或者听命于日本人，其经历和见闻是可以补充正面战场、侧面战场和敌后战场之外“背后战场”的信息。他们的部队编制、武器装备、衣食补给、作战任务，甚至包括和日本人的合作、互动关系等等信息，都是不可多得的历史资料。这方面的记录和研究很少，也是我想去记录的。但是伪军这方面，这些年我也只拍到了一个，目前台湾省还有两三个，但是我一直未能成行，实在可惜。我不是不想去，是去不了。

工作间歇的南侨机工成员｜南侨机工基本是由东南亚地区的华侨组成，由陈嘉庚先生负责招募，共3000多人，抗战期间主要从事滇缅公路的抢修、物资运输和汽车维修等工作

主要是以上这几点，当然还包括医护兵、辎重运输兵、战地电台的报务员、随军的厨师、文书等等，这些抗战中的非战斗人员，他们不在一线，对于抗战的经历和视角完全不一样。我曾经采访过第十军军部电台的报务员卢庆贻老人，他就从自己的视角告诉了我衡阳会战时，在衡阳城破前两天，发生在第十军军部电台的细节：

2016年4月，赖恩典访问卢庆贻

1944年8月6日，军部指挥所的一位副官走到隔壁的军部电台，对和他私交不错的卢庆贻简单说了一句：“方先觉军长刚刚差点自杀。”不多时，第十军随军参谋臧晓侠拿着一份电报给卢庆贻，并嘱咐他：“这封电报用特级密电发出，发完将所有电台捣毁。1944年8月6日傍晚5点30分，在第十军陷入绝境时，卢庆贻将这封电报发出。与陪都重庆一起收到“最后一电”的，还有在衡阳不远处的第74军、62军、100军以及第九战区的电台。发完电报，不甘心就此结束的卢庆贻并未遵照嘱咐捣毁电台，8月6日当晚，他盯着电台一整夜，包括8月7日一昼夜，一直到74军、62军、100军这三个部队的电台信号消失。直到8月8日，卢庆贻和他工作的电台也随衡阳城一起陷落。

这一段只是我采访的时候他对我讲述的，并没有做详细的考证，只能作为参考，不一定全部准确。但是我想说明的是，每一个军种、每一个抗战参与者的角度都不一样，通过他们，我们能获取很多细节，甚至衡阳会战这样的大事件。卢老的讲述，就是其中一个非常好的视角。

学人：为您新书作序的常成教授提到过您遇到一位让您关闭摄像机的受访对象，可以给我们具体讲讲情况吗？

赖恩典：常教授提到的事情是这样的，我在2023年采访了这位老人。他落座以后，在我的镜头前点了一根香烟，然后就开始熟练讲述讲起“孙立人杀俘虏”的这个谣言。所讲的内容，与最早提到这件事的纪实文学《大国之魂》里的描述非常接近。

1939年，孙立人将军（第一排右起第四位）于贵州都匀练兵｜来源：清华大学校友会

听完他这种绘声绘色的描述，我判断他的讲述存在疑点的·，估计他受到了这类信息的影响。于是我立刻向老人询问了很多相关的细节，比如：孙立人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下达杀死日军俘虏的命令？孙立人下令杀俘虏时，您是亲历者，还是听到了来自其他人的消息？执行杀俘时，您本人在现场吗？杀俘的执行者具体是谁？具体在什么地方杀？一共杀了几批、多少个俘虏？等等。

对于我的这些问题，这位老兵顾左右而言他，没有办法以亲历者的视角回答我的疑问。我想，这些内容并没什么访问价值，所以当下就把摄影机给关了。

02

一个人的能力有限，但我不忍心抗战历史就此湮没

学人：您纪录片的音质、画质包括机位真的是非常专业，以至于完全不像是孤军奋战可以达到的效果。

赖恩典2010年最开始给抗战老兵路口述时用的摄录一体机，图为2013年春节于腾冲期间录制抗战老兵李会映的口述历史。

赖恩典：很多人以为我作品的背后有一个完整的团队，但确实只有我一个人，也因此制作周期尤其漫长。刚着手开展采访工作时，我只有一台非常普通的摄录一体机可以使用，因为器材的限制，画质也大不如现在。比起专业的采访节目，我那时更熟悉电影和纪录片的拍摄，二者区别也很大，我只能是一路摸索过来。直到一段时间过后，画质才慢慢有起色，也因此很人误以为我和其他专业的采访组一样，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团队。

我了解到的是，一些做抗战老兵口述历史的访问小组，访问、摄影、灯光、助理等各项工作都有专人负责。而我不一样，我需要在拍摄现场找机位、做背景的美化，调整可以利用的景物和道具的方位。此外，采访小组一般会有一位文字助理负责场记和整理，但我也是亲力亲为，在现场架收摄影设备、布灯、调整机位构图、录音，得折腾半个小时到四十五分钟起步。

学人：片中的老兵虽然年事已高，但是精神气非常的足，穿着也非常正式。您有特意去有和他们沟通筹备过这些吗？

赖恩典2025年8月29日于天津拍摄访问的102岁抗日杀奸团隐线成员孙镇英，老人驼背很严重，赖恩典让她靠坐在单人椅上，看起来精神状态很好，且说话不气虚。

赖恩典：肯定要！一般而言，我会特意让老人坐在有靠背的单人椅上，再用很软的靠垫保证老人的舒适度，这样他们也能挺起腰杆。九十乃至上百岁的老人，坐在软沙发上一定会窝在里面，不仅显得没有精神，说话时气息也难以集中，音画效果都会大打折扣。为了避免这种情况，我需要在采访现场做很多调整。

另外，我一般会避免老兵们在接受访问时佩戴绶带或纪念章，除非情况特殊。这是因为，这些元素难免会分散观众对老兵们口述内容的注意力。而且纪念章佩戴起来后，随着老人的肢体动作，难免会碰撞而发出声音，对录音有很明显的影响。

学人：您独自坚持十五年走访抗战亲历者，足迹遍布全国甚至海外。这其中既有寻找、联系老兵的艰难，更有长期面对精力与经济压力的考验。您能否谈谈您是如何在这些挑战中坚持下来的？

赖恩典：这些年我其实一直在做一件超出自己能力范围的事。无论是时间、精力还是经济压力，都非常困难。

中国民间第一批志愿者创建的互助抗日老兵论坛LOGO

我2005年开做关爱抗战老兵的志愿者，算是国内比较早的一批。更早的志愿者2004年就开始做了。2004年我联系上他们，准备骑行走滇缅公路查资料、做些准备工作。后来认识了各省的志愿者，因为有资历在前，大家也都给我面子，因此可以看到各个省的抗战老兵名单和资料，这也是我的优势之一。

费用始终是最大的问题，我连最开始用的摄录一体机都是借前女友的钱买的。一开始我用工资支撑开销，不够了就动用积蓄，再不够就接商拍赚钱来贴补口述。但因为口述的精力耗费巨大，客户大多时间都找不到人，我不是在拍老兵，就是在拍老兵的路上，两次以后就不再找我了，所以商拍的客户资源也一点点流失了。我也曾找朋友化缘，但朋友的能力也有限，只能尝试网上众筹了两次，也不尽如人意。期间我也和与老兵有关的基金会合作过，贵州、广东、云南、山西的志愿者也曾邀请我去拍老兵，路费食宿都由他们来负责，还有志愿者全程支持，这给了我非常大的帮助。

赖恩典2021年4月于江西南昌拍摄抗战老兵张富弟口述历史，全程一人处理所有的拍摄和访问事务，15年来所拍摄的一百七十几位老兵，无一例外。

同时，因为没有费用，所以从拍摄访问前的查资料、撰写提纲，到背着几十上百斤的器材去老兵家，找机位构图，摄影、录音，甚至跟焦（那个时候的摄影机是手动跟焦的），再到访问，全是我一个人在做。所以我戏称自己是“一个人的剧组”。国内不止我一个人在做口述历史，但是其他人大多有背景、有团队，他们是要车有车、要人有人、有钱有钱，特别羡慕他们。这些年我不是没有想过放弃，但总是不忍心让那些宝贵的历史就此湮没。

拍摄画质和录音也一样。最开始用的摄录一体机，只能拍摄1080p的画质、用机头话筒录音。几年以后画面清晰度升级到4K，再过几年又升级到了4.6K的电影机，同时增加了无线话筒的录音声道；又过了几年，画质升级到了6K，可以保证两条音轨同时录音。今年我采用的是8K拍摄，同时灯光也从原先很小的、很不专业的LED灯升级为高亮度、高显色性、带有柔光箱的专业灯光。在力所能及的范围里，我尽量把画面拍到最好，把声音录到最好，毕竟采访这些老人，每一次机会都应该被视为最后一次，认真对待。

赖恩典2016年在湖北宜昌用两台摄影机采访拍摄抗战老兵屈克明

我是做纪录片出身的。中国很多独立纪录片都只顾内容，画面和声音极不考究，我们这行里有句话叫“拍到比拍好更重要”。但我认为，能够拍得到又拍得好，那才是一种享受。国外很多拍纪录片的同行，无论画面还是声音都很讲究，甚至会在后期单独处理声音。这个道理很简单：如果你千里迢迢跑到一家很有名气的餐厅吃饭，到了现场发现菜还不错，但餐厅卫生堪忧，这也是非常影响就餐体验的。如果能把卫生、服务做好，同时又把菜做好，那“苍蝇馆子”就会变成“蜜蜂馆子”。虽然投入的成本会更大，但得到的结果是值得的。

03

抗战只是老兵生命的一部分，今人须直面历史复杂的一面

学人：您在采访后提到过，“不得投降，必须战死”的观念，是东亚民族的糟粕。这和抗战将士舍身取义的悲壮感似乎有一些矛盾。您怎么看待这种矛盾？

赖恩典：我认为“舍生取义”更多体现在战场上。那是一种特别无畏的姿态，为了国家和民族的生存与自由，甚至也是为自己能够争取到一线生机。哪怕只有一丝胜算，也会竭尽全力去争取、去实现。

但如果是在不得已的的情况下弹尽粮绝被俘，为什么还一定要他们“以死明志”？这样的死亡究竟能改变什么？更何况，他们在被俘后往往要承受屈辱和折磨，能侥幸活下来已属不易，却还要面对新一轮的质疑和痛苦。

在我看来，战争中对个体生命的尊重，与“舍生取义”其实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并不存在矛盾。该争取自由、争取独立、争取生存的时候，就应当奋力去争取；但如果某一刻、某一种境况下，一个人已经成为俘虏，不得不投降了，那就没有必要要求他必须去死。因为他的死亡，并不能真正改变什么。这是两件事，我觉得完全不冲突。

学人：有许多老兵，非常希望自己的经历被我们看到；但您也提到，会担心是否揭开受访者内心充满伤痛的经历。从事口述史工作这么多年后，您如何理解和处理这种“矛盾”？你觉得老兵们渴望讲述吗，讲述以后他们自身的感受又如何？

赖恩典：从我个人的田野记录经验来看，大多数老兵都表现出极强的叙述意愿，并且愿意长时间、细致地回顾自己的经历。在十五年的口述史工作中，仅有两位老人中途拒绝继续接受采访。

2012年在重庆录制亲历密支那战役的抗战老兵唐清荣时，老人讲起自己悲惨的过往和现今的困境，深感无力并拒绝录制。

其一认为自己的讲述无助于改变自身的困境，对现实感到悲观；另一位则是因我准备了两千多个问题，在连续六天的采访中不断追问细节，问题数量最终扩展至三四千个，而这位老人尤其偏好谈论大历史事件，但在我看来，极为重要的历史细节他则不以为意，最终因因他的“意志”而终止了采访。

整体而言，谈及抗战经历时，老兵们多将其视为值得骄傲与荣耀的记忆。特别是在近年来受到志愿者持续关爱之后，他们内心的焦虑与不安，不再如战乱和政治运动年代般沉重。许多老兵甚至将志愿者视作比家人更贴近的存在，因为志愿者不仅愿意倾听，还能够理解并回应他们的叙述，形成某种“知音”式的情感共鸣。然而，当话题触及新政权后的政治运动时，不可避免地带出痛苦与创伤的记忆，往往难以轻描淡写。

带领我进入这一领域的志愿者中，不乏有人质疑：是否有必要抽丝剥茧追问更多细节？是否只需记录抗战的部分即可？我也曾有过顾虑，担心过度挖掘会影响老人的身体状况。但我始终认为，历史如果不被记录，便会消逝。与其遮掩，不如让他们将压抑数十年的情感倾诉出来。虽然讲述过程中难免声泪俱下，但我们通常会在访问过程中加以安慰，强调“这些都过去了、现在有我们志愿者呢”，帮助他们在叙述中获得心理上的缓解。

事实上，许多老人完成讲述后表现出一种如释重负的状态，仿佛经历了一场精神的劫难而得以解脱。比如陆嘉昌老先生，在拍摄结束后甚至提出希望收我为义子，这种举动充分显示出：那些埋藏心底数十年、未曾敢言的经历，对他们而言本身就是不可忽视的生命负担。一旦说出口，便获得了释放。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的顾虑更多时候是多余的。

学人：您的访谈不仅记录了抗战时期，还延伸到老兵们在内战和建国之后的人生轨迹。有人因此认为“失焦”。但也有人认为，这正好揭示了老兵在新中国建国后的沉默、被遗忘与迟到的承认。您怎么看这种“延伸”？在您看来，它是否恰恰还原了那一代人的完整命运？

赖恩典：严格来说，我所记录的并不仅仅是抗战历史，而是抗战老兵的生命史。抗战经历固然是他们人生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只是其中的一个阶段。因此，我采用的是编年体的口述方式，力求呈现一个完整、立体、丰富化的人，而不仅仅是某段战史。在这个过程中，外界如何看待我的记录内容与方式方法，对我而言并不重要。正如古人所言：“知我者为我心忧，不知我者为我何求。”明确自己的方向，比外界褒贬不一的评价更为关键。

在最初开展口述历史时，我为追求数量，四处奔走，全国各地寻找、拍摄老兵，力图“能拍多少算多少”。然而，当我回过头来整理这些材料时，发现其内容往往流于表面，更多是蜻蜓点水式的内容，要什么没什么，人物形象、性格、历史故事信息等干煸而无味，更无法构成完整的叙事。于是我调整策略，从数量转向质量。在此之后，我倾向于长时间驻留在老兵家中，花费数日乃至反复拜访，以求尽可能完整和细致地记录他们的一生。也有人因此不屑而调侃我：“号称拍摄15了年，却仅记录了170位老兵。”对此我不以为然，因为我的方法并非追求“一天两三位”的高频率采访，而是以两三天起步的深入访谈为常态，部分案例甚至经历二访、三访乃至准备四访。

赖恩典分别于2022年和2025年出版的“勇者”系列口述历史合集——《逆流者》、《激流者》。

尽管数量不多，但这些高质量和丰富的材料已足以支撑《逆流者》和《激流者》两部作品中12位老兵、七八十万字的生命叙事。更重要的是，这一切均由我一人独立完成——没有助理、没有团队、没有专门的资金支持，也没有顶级的设备。因而，我的记录和挖掘从来不是数量的竞争，而是深度的积累。这些口述不仅涵盖抗战经历，还涉及民国时期的教育与日常生活、内战史，以及1949年后的历次政治运动。换言之，一个人的生命史远非片段化的战争记忆所能涵盖，而是由不同阶段的经历构成的长时段历史。在这一意义上，我的“贪心”在于：希望通过个体生命的全景记录，为理解20世纪中国历史提供更为丰富和立体的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