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怀东：杜甫“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释证

本文转自“巴蜀全书”，来自于《杜甫研究学刊》2021年01期。旨在知识分享，如涉版权问题，联系小编删除。

在盛唐诗人中，杜甫喜欢以诗论诗，擅长理论思考，这些立足于具体创作经验、具有鲜明个体性和感性的诗歌评论包含丰富的诗学思想，透露了杜甫自身创作成功的奥秘，其揭橥的话题乃至言说方式对后代的诗歌创作与理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戏为六绝句》就开创了以绝句组诗论诗的先河。“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乃杜诗名句，是杜甫诗歌创作经验的重要自陈，金启华先生认为这两句诗表明“杜甫是在创作方面和艺术技巧方面借鉴古人的”，宋人“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的创作实践或多或少与对杜甫此论的解读有关。“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相关史实、文化背景与深刻的理论内涵及影响值得进一步“细论”。

一、夸大其词与干谒诗的性质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出自《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此诗创作于天宝九载（750年），是干谒诗。干谒是唐代伴随科举及铨选制度而出现的一种社会风气，干谒诗就是毛遂自荐的诗歌。杜甫虽然表示“独耻事干谒”，其实他有过干谒的经历，干谒贯穿杜甫早年求仕的全过程，杜甫的干谒之路艰辛，留下了28首干谒诗。《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受赠者即杜甫干谒对象是韦济。诗中对韦济及其家族的颂词，与史书上的记载没有什么明显出入。王许林说“韦济惯于以骗术逢迎玄宗”，这不免苛责于古人。

《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是排律，篇幅比较长。干谒诗必须使用夸张，但夸张过分就容易失实，因此，如果根据这首诗判断杜甫的经历，可能会引起一些问题。此诗和其他干谒诗的不同大致有三处：

第一，是对自己潦倒生活的描写。“骑驴三十载，旅食京华春。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这似乎是杜甫的一贯作风，他在上给皇帝的《进三大礼赋表》中亦自述“卖药都市，寄食友朋”，《进封西岳赋表》自述“常有肺气之疾”，《进雕赋表》自述“衣不盖体，尝寄食于人，奔走不暇，祗恐转死沟壑”。

第二，强调个人文学才华突出。“赋料扬雄敌，诗看子建亲”——写诗作赋的能力和汉代的扬雄、曹魏时期的曹植差不多。扬雄是唐人认为最有才华、辞赋写得很好的汉代文学家之一，与另外一位蜀人司马相如齐名，而擅长写五言诗的曹植从南朝以来就被认为是“建安之杰”。

第三，自述“读书破万卷”，才“下笔如有神”。初唐以来诗人对自己的文学才华都很自信、自负，好像个个都是天才，不过很少提及自己才华获得的过程是经过刻苦努力的结果。“初唐四杰”之一卢照邻的《长安古意》诗云：“寂寂寞寞扬子居，年年岁岁一床书。”这是假借扬雄而自诉，明面上还是说扬雄好读书。李白也说到自己的经历：“少长江汉，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轩辕以来，颇得闻矣。常横经籍书，制作不倦，迄于今三十春矣。”但李白除了对前代个别诗人（如谢朓）特别致意外，他对前人大多是藐视的，“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一般诗人很少明确说自己的学习过程，更少说自己读书多。杜甫喜欢赞美读书多，这就是杜甫特殊的地方，其《可叹》诗云：“近者抉眼去其夫，河东女儿身姓柳。丈夫正色动引经，酆城客子王季友。群书万卷常暗诵，孝经一通看在手。”赞叹王季友好学习，读书多。杜甫还赞美严武，也强调读书多对创作的促进作用：“阅书百氏尽，落笔四座惊”。

杜甫不仅说自己创作很多或很好，也有说自己读书很多，而且明确说“读书破万卷”才“下笔如有神”，这是与盛唐其他诗人的不同之处。

二、“破万卷”与唐代藏书及其体制背景

“读书破万卷”之“万卷”自有出处。汉末以来，由于造纸术的普及，图书较以往而易得，聚书好学的文献记载有很多。颜之推自述读书“一日二十卷”“不知疲倦”。先唐最出名的爱书、聚书人是梁元帝萧绎，《梁书·元帝纪》：“世祖聪悟俊朗，天才英发。年五岁，高祖问：‘汝读何书？’对曰：‘能诵《曲礼》。’高祖曰：‘汝试言之。’即诵上篇，左右莫不惊叹。初生患眼，高祖自下意治之，遂盲一目，弥加愍爱。既长好学，博总群书，下笔成章，出言为论，才辩敏速，冠绝一时。”萧绎著《金楼子》中有《聚书篇》，详细记载他搜罗各种书籍和名人法书的经历与收获，最后说：“吾今年四十六岁，自聚书来四十年，得书八万卷。”

图书是人类知识与经验积累的重要载体，通过读书间接获取他人经验、提高文化水平，是处理丰富、复杂社会问题的必然要求，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条件。在南北朝废墟上建立的隋朝就注重总结历史经验，彻底改变了“上车不落则著作，体中何如则秘书”的状况，重视人才，实行科举制度，刺激了全社会的重视教育、重视藏书读书的风气。唐初，中央置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及书学、算学、律学、弘文馆学，州县亦各置学。唐代高度重视图书事业，成立了多个专门机构，组织专门队伍，从事图书收集、管理和编纂工作。张说《恩制赐食于丽正殿书院宴赋得林字》云：“东壁图书府，西园翰墨林。诵诗闻国政，讲易见天心。”《唐会要》卷六四《集贤院》条载：“（开元）六年，乾元院更号丽正修书院，以秘书监马怀素、右散骑常侍褚无量充使。”《旧唐书·玄宗纪》记载：“（开元十三年）夏四月丁巳，改集仙殿为集贤殿，丽正殿书院改集贤殿书院”，就其性质而言，大体为藏书修书之所。经过初唐以来学者多年的努力和积累，开元九年（721年）冬十一月，丽正殿藏书的编目工程完成，编成《群书四部录》二百卷，著录图书凡二千六百五十五部，四万八千一百六十九卷。这次整理之后又有不少新书征集入藏，二十余年后，毋煚对其中的错误混杂之处再次进行校正，并增加新书六千多卷，达到五万八千一百五十二卷，完成《古今书录》四十卷。除了政府藏书之外，私人也开始大规模收藏图书，“唐代藏书家中以达官贵族为最多，唐宗室诸王中有5人。身居宰相之位者竟达10人之多。各部尚书、诸州刺史亦有数十人。其次则是名儒学者，像颜师古、李延寿、吴兢、元行冲、韦述等都是著名的学人、史学家。白居易、柳宗元、杜牧、司空图等又都是著名的文学家。”“唐代藏书家的收藏数量，和前代相比都明显增多，有30家都在万卷以上。”曹之统计，唐代可考的私人藏书家多达87家，其中万卷以上有22人。唐代私人藏书有两个特点：第一，唐代前期著名藏书家，或者是高层官员，或者是从事文馆“学士”，并没有大文学家，而中唐之后，随着图书生产丰富，才出现著名文学家成为大藏书家，如韦应物、白居易、柳宗元、刘禹锡、杜牧等。第二，中唐时期大量一流诗人是藏书家，而中唐以前的重要藏书家主要是学者，著名者如元兢，盛唐最有名的是著名史学家韦述。唐代藏书最多的不是诗人，不是作家，而是史学家。

有学者考证，杜甫“也有数量不少的藏书，从其《陪郑广文游何将军山林》诗中‘尽捻书籍卖，来问尔东家’句和明人王嗣奭《杜臆》所说‘公献赋不售，故欲卖书买宅’可见，当然就其诵读之多、著述之丰亦可类推。江西诗人王季友，杜甫称其‘群书万卷皆暗诵’，以此推之，谅必也是位藏书家了”。玄宗读了杜甫“三大礼赋”之后令于集贤院举行专门考试，具体主持这次考试的是崔国辅、于休烈两位集贤学士，杜甫有《奉留赠集贤院崔于二学士》诗记载此事：“天老书题目，春官验讨论”。集贤院于开元五年（717）建立，其功能类似于弘文馆，开元、天宝年间聚集了一大批文士学者，他们除了校对书籍外，还进行了大量的政书编纂和撰写工作，如著名的《唐六典》《开元礼》《初学记》《御刊定礼记月令》等。《唐六典》卷九“集贤殿书院”载：“集贤院学士掌刊缉古今之经籍，以辩明邦国之大典，而备顾问应对。”集贤学士学识丰富，地位清要。杜甫虽然没有明确获得“集贤院学士”的出身，但考试后玄宗命其“待制”于集贤院，显然也是注意到杜甫读书多、熟悉历代政典且文采出众的优长。

“读书破万卷”之“破”字理解，实关系杜甫读书数量问题。清代江浩然曰：“破，犹过也。盖言读书过万卷耳。”如果考虑到“读书破万卷”之“万卷”在当时语境中就是十分夸张的说法，那么，如果“破”字再作为“突破”意思就更加夸张，可见这样理解不合整诗语境，也不符合现实。杜甫母亲早逝，长期寄居于姑妈家，其父亲官职也不高，家庭的物质条件并不太好，家里藏书万卷可能性不高，但是，杜甫重视读书学习，读书相对于同辈人比较多也应该是事实。仇兆鳌则以为“破”就是“破损”之意，表明杜甫学习孔子读书用功之意：“胸罗万卷，故左右逢源而下笔有神。书破，犹‘韦编三绝’之意，盖熟读则卷易磨也。”这和今人编撰《汉语大词典》解释“破”字有“尽”“遍”的意思比较接近。结合全诗和唐人论读书的背景看，“读书破万卷”是炫耀读书多，“破”字作破损、遍解比较适合自荐诗的语境。

“读书破万卷”确实表明杜甫善于学习，包括向古代人和同时代人学习（杜集中有大量赞美他人诗歌、诗才的诗句），说明“杜甫是在创作方面和艺术技巧方面借鉴古人的”。

三、杜甫读书“万卷”与下笔“有神”之内在关联

无论“破”作何解，就这两句诗而言，杜甫的意思十分明确：“读书”有助于“诗兴”：“读书破万卷”才能取得“下笔如有神”的神奇效果。“下笔如有神”，也包含夸张的因素，以“神”论诗是杜甫的创造。神，神助的意思。《南史·江淹传》记载：江淹“尝宿于冶亭，梦一丈夫自称郭璞，谓淹曰：‘吾有笔在卿处多年，可以见还。’淹乃探怀中得五色笔一以授之，尔后为诗绝无美句，时人谓之才尽。”杜甫多次使用“神”字论诗，朱光潜先生认为此处“神”所指是文学创作中的灵感现象，而莫砺锋先生以为是指“诗人艺术修养的最高境界”，“神”“不是说灵感纷至沓来，而是说诗人写起诗来得心应手，纵意所如，诗歌格律、修辞手段等等属于艺术形式范畴的因素不再对诗人表情述志构成任何障碍，反倒成为诗人任意驱使的力量”。王运熙、杨明先生所解大致相同，“即神妙之意，他以此来形容艺术作品或创作活动中所呈现出来的那种不同凡响的神妙高超境界。因为神妙不平凡，所以杜甫有时把它和鬼神联系起来”，“下笔如有神”之“神”是“诗技之神”，指“作家写作技巧和语言表达能力的高超神妙”。问题是“读书破万卷”是否必然产生“下笔如有神”之结果？

诗歌创作需要有丰富的思想与情感，需要丰富的词汇，并遵守基本的体式，任何人的创作都必须接受已有的表达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说，“读书破万卷”自然有助于“下笔如有神”。强调读书对诗文的促进作用，并非杜甫独创，是从南北朝到唐代普遍流行的认识。魏晋南北朝文学理论家都说过学习、读书的重要性，陆机《文赋》强调读书学习的重要性：“伫中区以玄览，颐情志于典坟。”刘勰说：“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研阅以穷照，驯致以绎辞”，他将“原道”“征圣”“宗经”作为为文的前置条件。唐代是一个社会长期稳定、经济比较发达、文化繁荣的时代，个人的成长需要读书。中唐著名思想家、文学家韩愈自述：“学之二十余年矣。始者，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处若忘，行若遗，俨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当其取于心而注于手也，惟陈言之务去，戛戛乎其难哉！”柳宗元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说广泛学习先秦典籍要“旁推交通，而以为之文也”。韩、柳强调“文以载道”，故特别提倡学习儒家经典以及诸子、史书。这是从创作指导思想的角度强调阅读经学著作的重要意义。唐人的阅读范围显然不止于儒家经书。杜牧《冬至日寄小侄阿宜诗》提及阿宜好学苦读的目的就是为了做官，所读之书包括经书、史书和前代诗人诗集。敦煌文献《秋胡变文》记载，秋胡学习曾参“终日披寻三史，洞达九经，以显先宗，留名万代”，带着“《孝经》《论语》《尚书》《左传》《公羊》《谷梁》《毛诗》《礼记》《庄子》《文选》”外出游学，这十种书全是科举考试的内容。实际上，唐代学术并不发达，除了经书、史书外，一般的士子读书主要是满足应试和诗歌写作需要，文学作品才是阅读重点，汇集前代优秀文学作品的诗文总集《文选》正是士子们必备之书。《李峤百咏》是初唐编纂的诗歌创作入门手册，其词汇与典故的使用以及诗歌格律规范要求可见唐人的基本读书范围和知识结构。最能满足唐人写诗作赋需要的就是类书，唐代类书编纂发达，著名者有《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初学记》《白氏六帖》，这些类书生动地体现唐人的知识结构特点。有学者统计，初唐时期编纂的类书《艺文类聚》所引用的图书有1431种，韩建立重新做了一个统计，“事”共引图书850种，“文”引的图书估计600种，一共大概1450种，可知《艺文类聚》所收古籍甚为可观。传世的敦煌蒙书也可见唐人的知识结构特点，有学者将敦煌蒙书分为识字、知识素养、家训、应用等四类，这四类都是知识教育，都包含着价值观教育和工具性教育。《蒙求》是最为知名的唐代蒙书，学术界对此书作者还存在争论，但是，其成书年代大致可以确定在唐肃宗、代宗期间，这是一本历史知识类启蒙读物，全文共五百九十二句，其编纂形式为四字一句，对偶押韵，包含五百八十六个历史人物典故，正是满足人们写诗作赋之需。杜甫正是在强调读书的氛围里成长起来。

宋代以来，由于活字印刷术的出现，书籍易得，而且士人喜好读书，如王安石自称“自百家诸子之书，至于《难经》《素问》《本草》、诸小说无所不读”，欧阳修认为“至哉天下乐，终日在几案”，因此，宋代以来学者特别赞美杜甫读书之富对其创作的正面推动作用。苏轼《书吴道子画后》：“故诗至于杜子美，文至于韩退之，书至于颜鲁公，画至于吴道子。而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毕矣。”陈师道《后山诗话》引用苏轼的话，说得更明确：“子美之诗、退之之文、鲁公之书，皆集大成者也。”秦观《韩愈论》可能是发挥了苏轼的观点。《东皋杂录》记载：“有问荆公：‘老杜诗何故妙绝古今？’公曰：老杜固尝言之，‘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黄庭坚也云：“老杜作诗，退之作文，无一字无来处。盖后人读书少，故谓韩、杜自得此语耳。”严羽说杜诗“宪章汉魏，而取材于六朝，至其自得之妙，则前辈所谓集大成者也”。杨慎《丹铅总录》云：“杜子美云‘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此子美自言其所得也。读书虽不为作诗设，然胸中有万卷书，则笔下自无一点尘矣。近日士夫争学杜诗，不知读书果曾破万卷乎？如其未也，不过拾《离骚》之香草，丐杜陵之残膏而已。”都注意到广读书对杜甫诗歌创作的积极作用。宋人特别推崇杜甫读书多、“学力”深厚，宋代杜诗学也强调杜诗“无一字无来处”，此后在杜诗研究中，学者们特别重视发掘杜甫引用的他书词语或典故，这方面“集大成”者当然是清代仇兆鳌的《杜诗详注》。《杜诗详注》所引用文献情况，谭芝萍先生有个粗略的统计：“仇氏为杜氏征引之古籍总计一百多部，引注最多者为《前汉书》《后汉书》，共计引注近八百次。其次则是《诗经》，所引为注者近四百次。引注二百余次者，如《史记》《左传》《楚辞》《庄子》《晋书》等。陶渊明、曹植、谢朓、谢灵运、鲍照、庾信……等人之作，各引百余次，《世说新语》引百余次，《周礼》《易经》《礼记》各引百余次。何逊、左思、江淹、潘岳等人之作各引近百余次。所引专著中从中引注不到五十次者，约七十余部（包括引注十次以下者在内），如《国策》《国语》《三国志》所引俱在五十次以下。《孝经》《尔雅》《山海经》《水经注》……，所引不足三十余次。《论语》引二十余次。《孟子》引十余次。《墨子》《老子》《孔丛子》《亢仓子》所引不足十次，《说文》《文心雕龙》……，引不到十次。其他不常用之书如《幽明集》《后幽明集》《一统志》《关尹子》《汲冢图书》《楞严经》《会稽典录》《阿弥陀经》《维摩集》《列仙传》……，也从中引注一、二次不等。”这样一个书目，足见杜甫“读书破万卷”不虚。

然而，杜甫仅仅因读书多才成为好诗人？我们必须注意到杜甫诗论的丰富性。其实，杜甫除了强调读书对诗歌创作的促进作用之外，他还常常谈到“诗兴”。“诗兴主要来自生活，诗技则主要得力于书本。通过读书，诗人向前此作家运用词句、结构篇章等写作技能学习”，而其“诗兴”的产生则与丰富的生活经验有着密切的关系，“东阁官梅动诗兴”（《和裴迪登蜀州东亭送客逢早梅相忆见寄》）、“忆在潼关诗兴多”（《峡中览物》）、“稼穑分诗兴”（《偶题》）、“遣兴莫过诗”（《可惜》）、“诗兴不无神”（《寄张十二山人彪三十韵》）、“愁极本凭诗遣兴”（《至后》）、“诗尽人间兴”（《西阁二首》之二）、“道消诗兴废”（《哭台州郑司户苏少监》）等等，表明“诗兴”与生活经验的必然联系。当然，在杜甫的诗歌感觉系统里，通过读书获得知识与在现实中积累生活感受并不矛盾。就书本知识而言，包括一般的文字、词汇、典故、格律形式和他人的创作经验、历史知识等，而最重要的还是通过学习而建构的世界观、文学兴趣等，这种思想与精神在“安史之乱”爆发后促成了诗人创作激情的勃发，不断创作出优秀的作品。但是，如果缺少生活经验与感受，即使读书再多，他也不可能创作出后代高度认可的那些好诗。事实上，杜甫对生活经验对其创作重要性的强调并未引起后代学习者的关注，但是，对于杜甫而言，读书与生活是兼顾的，读书在他创作中的表现并非如宋人流行的理解——只是词句或形式的简单继承或模仿，读书对杜甫真正的作用是丰富了他的思想，增强了他对生活的感受力，每一个词语的选用并非单纯重复，而是发展创新。元好问云：“窃尝谓子美之妙，释氏所谓学至于无学者耳。”程千帆先生云：“杜诗之浸润古先者如此。盖其含咀众妙，转益多师，故能地负海涵，金声玉振，高标灵采，独运匠心。夫读书不博，取径不弘，则固不足言与古人合，亦不知当与古人离。此神、秀、清、新之为警策，与警策之出自积储，其说有似碍而实通者。”古今学者的论述都揭示了杜甫读书、生活与创作之间深刻的内在联系。

四、“诗人之诗”与“学人之诗”、读书与性情的论争

宋人《分门集注》引“师曰”：“破万卷，谓识破其理。”“读书破万卷”之“破”，无论是作“超过”还是作“破损”或“读遍”解，其意思都是强调读书之多，而作“读破”解，则体现了后代学者对诗学理论的深刻认识：不仅要读书多，更要读而能破，才能促进学习者、接受者、师承者的创作。《对床夜语》引萧德藻语云：“诗不读书不可为，然以书为诗不可也。老杜云‘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读书而至破万卷，则抑扬上下，何施不可？非谓以万卷之书为诗也。”明人田艺蘅《留青日札》云：“读书不能破其底里则终不为我有，必使迎刃而解如破竹之势，根节不滞，乃为善读书。故杜工部云‘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岑嘉州亦云‘读书破万卷，何事来从戎’。‘破’字甚妙，今曲调亦名‘入破’。”清代学者冯班认为“读破万卷则知变矣”，“有一分学识便有一分文章”。清初学者张远解释云：破者“识破万卷之理”。李重华说：“凡多读书为诗家要事。”“究竟有天分者，非学力断不成家。”厉鹗云：“少陵之自述曰‘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诗至少陵，止矣，而其得力处，乃在读万卷书且读而能破致之。”都强调读书多且能“破”之。明人唐元竑《杜诗捃》的解释，意思类似但更为朴实：“‘读书破万卷’，此破字颇难解。犹俗谚云破财，财虽未罄，已经消耗。曰‘破万卷’，未必首尾皆诵通，已无不寓目者。此虽夸语，却甚斟酌。”这是后代人的主流认识，尽管并非杜甫原意。

上述解读其实涉及深刻的诗学创作理论命题。回顾历代学者围绕杜甫“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读破”的讨论，涉及学问与诗歌创作、“学力”与“才力”、“诗人之诗”与“学人之诗”异同乃至文学才能及其特殊性等复杂的理论问题，还引申出“李杜优劣”乃至“唐音宋调之别”问题，如前人根据“读书破万卷”就以为杜甫是以“学力”胜，李白是“天才”，“唐诗有以天机胜，有以人力胜，有机力各半。‘海风吹不断，江月照还空’，天机也；‘径转回银烛，林疏散玉珂’，人力也……李太白多以天机胜，杜子美多以人力胜”。论其要者，主要是以下三大问题：

第一，创作与生活的关系问题。

学习杜甫的经验，却走入误区，关键是误解了创作与生活的关系。对于杜甫而言，读书积累知识与深入生活、感受生活并非矛盾，但是，后代学者片面地强调读书却忽视生活，导致了创作的书本化。这不是杜甫或杜甫时代的问题，而是片面理解、学习杜甫创作经验和诗论所导致的问题。对于宋人来说，前代积累丰厚，且拜印刷术之赐，图书多，学者多，必然影响文学家的文学活动，宋人面对前代、面对唐人的图书积累和文学成就，自然不得不广泛学习。重视读书，这也就是后代所谓“以学问入诗”即“学人之诗”，杜甫被认为是最早的诗人典范，这就导致出现严羽所批判的“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的创作倾向，导致出现杜诗“无一字无来处”的误解。在广泛学习杜诗的背景下，以继承杜诗相标榜的最大诗歌流派江西诗派，就特别强调对前人经验的学习。

其实，杜甫的成就并不在于他读书多少，更不在于他的诗文引用了多少典故，而在于他的诗表现了他个人的生活经验与感受。“诗言志”“诗缘情”，诗歌表达的是诗人在生活中非常灵动的生命体验。如果不是表达个人独特生活经历与感情体验，而只是模仿、重复，炫耀知识，他们只是注意到词汇与文学经验的重要性，却没有注意到通过读书建立思想观念的重要作用，更忽略了生活经历对创作的重要性。好作品既表现为外在的语言、体式等形式层面，更是作家个人生活的反映。如果没有真实、深刻的生活经验，那样的文学就缺少生命力。正是注意到只是读书对于文学创作是有局限的，宋代以后的学者强调读书的重要性，也重视生活感受的重要性。陆游说：“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朱熹说：“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宋人邵博云：“予谓少陵所以独立千载之上者，不但有所本也。《三百篇》之作，果何本哉？”都强调了生活对于创作的第一位作用。

第二，继承与创新、承袭与突破的关系问题。

学者们围绕“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的理解提出“读而能破”的重要观点，还涉及借鉴与创新的辩证问题。黄庭坚最推崇杜甫夔州以后诗，尝言：“观杜子美到夔州后诗，韩退之自潮州还朝后文章，皆不烦绳削而自合矣”。此说虽有见地，却不尽为人认可，南宋朱子即提出异议：“李太白始终学《选》诗，所以好；杜子美诗好者亦多是效《选》诗，渐放手，夔州诸诗则不然也”。朱子颇好《选》体，对杜甫学习《文选》的创作并不否定，而对晚年夔州诗不予首肯：“人多说杜子美夔州诗好，此不可晓。夔州诗却说得郑重烦絮，不如他中前有一节诗好。鲁直一时固自有所见。今人只见鲁直说好，便却说好，如矮人看戏耳！”“杜甫夔州以前诗佳，夔州以后自出规模，不可学。”饶宗颐先生认为：“朱子持论之异，由于为诗之路数不同，朱子不尚新奇，而主萧闲淡远……故其论诗似颇抑杜扬李。”其实，人们所认可的杜诗特色及其成就，并非他与前人相同处，恰是他与人之不同处，杜甫杰出的作品都是继承与创造的有机结合。作家的创作既有个性也有共性，这种共性具体表现为文学的时代性、群体性、区域性和传承性，同时，有成就的作家更有个性，在作品中一定表现出他自己的独特面貌：作品表现的生活经验和感受是作家个人的，文学的语言、方法、技巧使用也一定是他自己的，这种个性正是作家的创新处、创造处。清人乔亿《剑溪说诗》云：“杜子美‘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何谓‘破’？涣然冰释也。如此则陈言之务去，精气入而粗秽除，是以有神。汉人笃学，不易为文，文出气厚，六朝文士未尝无学，然摭华弃实，文故靡靡。唐大家及北宋人皆有文有学，南渡后义理之学盛，往往易于语言，而文不逮学矣，诗之升降亦然。”历代复古诗学、宋以后的宗唐宗宋之论正是没有明白这一点。

第三，知识积累与文学才能、性情的特殊性问题。

清代学者赵翼《瓯北诗话》说：“宋子京《唐书杜甫传赞》，谓其诗‘浑涵汪茫，千汇万状，兼古今而有之’，大概就其气体而言。……秦少游并谓其不集诸家之长，亦不能如此。则似少陵专以学力集诸家之大成。明李崆峒诸人遂谓：李太白全乎天才，杜子美全乎学力。此真耳食之论也！思力所到，即其才分所到，有不如是则不快者。此非性灵中本有是分际，而尽其量乎？出于性灵所固有，而谓其全以学力胜乎？”赵翼此论超越了旧有的“学力”“才分”之争，强调杜甫独特的感受力和艺术创造能力。确实，文学创作需要生活体验，需要知识积累，需要借鉴和学习前人的经验，但是，文学更需要创造，而创造来自独特的文学才能，来自作家独有的性情。文学和客观呈现的事实（纪实）、表达理性的思想不同，遵循着情感与审美、创造的逻辑，因此，文学才能表现为一种很独特的能力（“才”“才子”），具有鲜明的个性化特点，这种审美能力的培养与读书有关，与生活有关，与想象力和心理气质有关。文学创作表现作家独特的经历、心理、爱好以及语言、技巧的独特性，本质上都是作家独特才能和性情的外在表现。诗歌才能具有鲜明的特殊性：仅仅有知识学问，仅仅有生活，也都不一定成为好诗人。文学创作才能特殊性，其实就是作家性情的独特。严羽说：“夫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然非多读书，多穷理，则不能极其至。所谓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者，上也。诗者，吟咏情性也。”明代李东阳说：“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然非读书之多明理之至者，则不能作。论诗者无以易此矣。”反对读书为诗、典故为诗，反对复古，一定会强调文学才能的独特个性，强调作家要有独特的性情。晚明公安派提出“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李贽提倡“童心说”，都是针对复古派诗学。在清代宗唐、宗宋的激烈争论中，出现了袁枚的“性灵说”，既不同于沈德潜的“格调说”，也不同于翁方纲的“肌理说”，显得清新扑面，关键是其强调文学抒写自我感受的诗学理论，是对所谓“学人之诗”的否定和反对。明人唐元《艾幼清汝东樵唱诗跋》：“昔人有言，读书万卷而不用于诗，畏其义博而辞溢也。夫诗有别材，本于性情，触物而发，故曰言之精者为文，文之精者为诗。然观少陵言‘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益知学诗人腑肺，非得古今灌溉，理义融会，则如貌枯语涩于善养生人不类。”“学问堆砌、出处来历的倡导，在作者尽情施展才艺的快慰之余，读者却丧失了阅读的乐趣，由此混淆了性情与学问、经籍与性灵。”

总之，“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就理论内涵而言，涉及学问、生活经验与文学关系问题，涉及继承与创造的关系问题，而其关系根本上说是由文学的本质特点、文学才能的特殊性决定的。作为现实主义诗歌大师，杜甫留下了大量感性的诗论，这既是他个人经验的总结，也反映了诗史运动的时代性；既折射了丰富的历史事实，也包含独特而深刻的思想，其影响极其复杂、深远。后代的创作对其经验的学习和借鉴，有误读，也有正解，而后代学者正是在对其理论的辨析、对受其创作影响的反思过程中，深化了对诗歌的认识。从诗歌史和诗学史的角度准确地理解并阐释杜甫诗论，既有助于进一步认识杜甫的深刻与伟大，认识杜甫成功的经验，也有助于我们更准确地理解古代诗学复杂的理论命题和诗歌创作发展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