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岁的毛泽东还在长沙师范读书时，谁就看出这学生将来会成大器？

20岁的毛泽东还在长沙师范读书时，谁就看出这学生将来会成大器？

旁人或许没在意，但有个老师早就盯上他了：杨昌济。

这人在1915年日记里写“资质俊秀若此，殊为难得”，眼光毒得很。

这位湖南过来的老师不简单，中过秀才，留过学，后来成了近代教育界的先驱。

这位湖南过来的老师不简单，

1871年生在长沙板仓的书香门第，1889年就中了秀才，正经的科举路子出身。

可后来世道变了，清朝一天天衰败，戊戌变法败得惨，甲午海战更是打醒了国人，

他关起门想了很久，觉得“非改革不足以图存”，可改来改去，根子还在人，要救中国，

得先把人叫醒、教好，1903年朝廷派官费留学生，他二话不说报了名，

东渡日本前特意改名叫“怀中”，怀里揣着的，始终是这片中土。

1903年东渡日本，先在东京弘文学院补习，

后来考进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攻教育学，一待就是六年。

白天泡在图书馆抄西方哲学讲义，晚上在宿舍跟同学争论“救亡图存到底靠什么”，

有人说要学日本明治维新搞君主立宪，他却在笔记本上写“民智不开，变法皆空”。

1909年清廷停了官费，他没打退堂鼓，自己凑钱转道去了英国，

进爱丁堡大学听伦理学课，周末往伦敦博物馆跑，看那些工业革命的机器，心里却琢磨：

这些机器背后，是多少受过教育的工匠？

再后来又去德国柏林大学旁听，在欧美转了三年，把康德、卢梭的书啃了个遍，

终于把念头铆死了，中国要活，得先让青年活，

靠教育把旧脑子换了新的，这“教育救国论”，就这么在他心里生了根。

1913年秋回国，箱子里装的全是书，湖南总督谭延闿早听说这位留洋回来的才子，

派人抬着轿子上门，说要给他湖南教育司司长的印把子，管全省学堂章程。

他盯着那方官印看了半晌，摆摆手：“司长管的是条文，我想管的是学生的魂。”

转身就去了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后来学校跟第一师范合并，他就在那青砖教室里落了脚，

黑板上写的第一行字是“学为人师”，讲台下坐着的学生里，

就有个穿粗布长衫、眼睛亮得像星星的青年，

那时候谁也不知道，这讲台，会栽出改变中国的苗子。

在一师上课，他主讲修身课，黑板擦得锃亮，

粉笔末簌簌落在蓝布长衫上，开口总先提“高尚其理想”。

课堂上常说，年轻人要“奋斗”，要有“朝气”，

骨头要硬，得有“独立心”，办事要“精细”，不能马马虎虎。

做学问得“贯通今古，融合中西”，但不能光啃书本，得有批判精神，他拍着讲台强调：

“要做有益于社会的人，正大光明的那种。”

那些话像钉子，一个个敲进学生心里，台下坐着的毛泽东，

笔记本上记满了“朝气”“独立”这样的词，眼神越发明亮。

那时候毛泽东刚满20岁，挑着扁担从韶山冲走出来没多久，之前在新军混过半年，

又在省图书馆自修了一阵，1913年考进湖南省立第四师范，

没过多久学校合并成第一师范，正好就分到了杨昌济班上。

这学生听课总坐在前排，笔记本写得密密麻麻，讨论时眼睛发亮，

杨昌济讲的"高尚其理想"，跟毛泽东心里想的"改造社会"正好对上了。

课后总跟着先生到办公室，问的都是"救国救民从何入手""个人与国家的关系"这类大问题，

杨昌济看他提问时攥着拳头的样子，知道这不是来混文凭的。

府里那把藤椅成了毛泽东的专座，每次去都拎着一布袋书，

有时候是《新青年》，有时候是西方哲学译本，

两人从朱熹的"格物致知"聊到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再扯到康德的伦理学，一坐就是大半天。

到了假期，别人回家过年，毛泽东揣几个馒头就往板仓跑，走几十里山路，

就为跟先生在油灯下讨论到后半夜，杨昌济看着这个学生湿透的布鞋、磨破的袖口，

心里清楚，这小子身上有股子狠劲，是能成大事的坯子。

有回讲到"独立心"，毛泽东突然拍桌子："先生说的对！中国人就是太盲从！"

杨昌济没骂他失礼，反倒把自己的笔记推过去："你看，这是我在英国时记的，对比着看。"

学生眼里的光越来越亮，先生心里的秤也越来越准，身边人劝他别对个学生太费心，

杨昌济却摇头："这不是普通学生，是块得好好打磨的料子。"

他对其他学生也常说"求学先求做人"，但只有毛泽东，

能让他甘愿花上三年功夫，一点点把璞玉外面的石皮磨掉。

杨昌济在长沙教过的学生能坐满一教室，

可他总跟人说“最像样的两个，一个是毛泽东，一个是蔡和森”。

毛泽东那股子钻劲最对他脾气，课堂上提问总追着“根本”，

讨论时眼睛发亮，连握笔的手都带着股子不肯放松的劲；

蔡和森则是另一种路子，看问题尖锐，写文章像快刀，

两人凑一起辩论，杨昌济就搬个凳子坐旁边听，偶尔插一句“再往深里想”。

1915年4月5日夜里，杨昌济在日记本上写“毛生泽东，言志恳切，资质俊秀若此，殊为难得”，

写完盯着那行字看了半晌，又添一句“当悉心引导”。

那阵子毛泽东常来府上借西方哲学书，还书时总带着密密麻麻的批注，

有回借《伦理学原理》，书页空白处写满了心得，连书脊都磨破了，

杨昌济翻着书说“你这哪是借书，是跟书打架”，话里却藏着笑意。

1917年一师搞人物互选，全校两百多学生投票，毛泽东得了49票，是头一名。

德、智、体三门都有项目得票，“敦品”“好学”“言语”栏里都有他名字，

独有“胆识”一项，满票里一大半写的是“毛泽东”。

杨昌济拿着选票单，手指在“胆识”那栏敲了敲，对同事说“这孩子，心里装着事，敢想敢做”。

他对毛泽东的影响不止在课堂。

1918年春天，毛泽东跟蔡和森琢磨着组织同学去法国勤工俭学，来找杨昌济商量。

先生听完没直接点头，反倒说“北京有新思想，你该去看看”，

当天就给北大的老朋友李大钊写了封信，

说“毛生才思敏捷，志存高远，若得机会历练，将来必成大器”。

没过多久，毛泽东揣着先生的信去了北京，

李大钊果然给安排了图书馆助理员的差事，管收发报纸、登记借阅。

虽说是小职位，可每天能见到陈独秀、胡适这些人，听他们讨论“新文化”，

读那些以前看不到的杂志，心里的天地一下子就宽了，这步棋，杨昌济早就算准了。

1919年冬天就病了，咳嗽带血，住进北京德国医院，

学生们轮流去看，见他枕头下还压着毛泽东的笔记，上面红笔批注密密麻麻。

1920年1月，病榻上喘着气写绝笔信，给章士钊的，笔都握不稳，

写“毛蔡二君，当代英才，望善视之！救国必先重二子”，每个字都歪歪扭扭，却比印章还重。

1月17日凌晨没撑住，终年49岁。

毛泽东正在北京组织驱张运动，听说先生不行了，

连夜从福佑寺跑到医院，守了三天三夜，先生咽气时他攥着那封信，指节发白。

后来凑钱买棺材，学生们你一块我两块，蔡和森从法国写信回来哭了半宿，

毛泽东亲自扶灵柩回湖南，送葬队伍里大半是一师的学生。

先生没看到后来的事。

但毛泽东带着人在南湖红船上开会时，桌上摆的《伦理学原理》还是先生当年送的；

蔡和森在法国办《少年中国》，写的“改造中国与世界”，

跟先生课堂上说的“高尚其理想”一模一样。

那些年在一师讲台上敲着黑板说的“救国先育人”，

到底成了真，他栽的苗子，后来都长成了撑天的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