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薪8000到上亿！上海交大才子的“叛逃”背后，是中国科技的隐忧

月薪八千和十四亿，差距像一条裂缝，把键盘劈成两半。

庞若明跳过去，被骂“叛徒”，可骂声里藏着同一句话：换你，跳不跳？

1998年，他在上海交大的宿舍吃泡面，实习工资1600，房租还得靠同学匀。

后来谷歌十五年，苹果三年，直到扎克伯格把2亿美金拍在桌上。

国内大厂当年给的年包十万，他没嫌少，只是清楚：那点钱买不到他想要的实验室，也买不到不被会议塞满的白天。

有人算过，十四亿等于库克年薪的七倍，等于中科院AR所179名核心研究员十年的总包。

数字很刺眼，更刺眼的是Meta新实验室里59%的工牌写着汉语拼音。

中关村里的猎头公司干脆挂出“Meta直招”灯箱，像深夜烧烤摊一样亮。

许晨阳走前留下三句话：论文数量压质量，山头卡住年轻人，浮躁逼人造假。

三句话没一句骂谁，却像三根刺，扎在每一张工位上。

人才不是被挖走的，是被耗走的——耗在填表、陪酒、抢经费，耗到三十岁还在担心非升即走。

有人说，给够钱就留得住。

可钱只是门票，真正让人坐下的是能专心做研究的椅子。

那把椅子在国内常常缺一条腿：时间、资源、还是信任？说不清，反正坐不稳。

庞若明的故事不是孤例，只是一面镜子。

镜子里还有更多人没跳，他们在等一条缝补裂缝的胶带。

胶带可能是一次不看出身的评审，一间不用打卡的实验室，或者一句“你先试，失败算我的”。

骂一句叛徒很容易，补裂缝却麻烦得多。

可麻烦的事才值得做——毕竟，真正的超级智能不在硅谷的芯片里，在每一颗被尊重的中国脑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