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之子万里是如何看待集体经济、包产到户，乡村经济等问题的？

万里，这位在中国历史进程中留下深刻印记的人物，于 1916 年 12 月出生在山东省东平县一个贫寒的农民家庭 ，原名万明礼。自幼，他便在艰苦的生活环境中磨砺，深刻体会到了底层人民的艰辛，也由此铸就了他对农民那份天然且深厚的情感。

命运的考验在他年少时接踵而至，父亲为了生计外出当兵，投身于阎锡山的部队。在那场关乎民族存亡的临汾战役中，父亲英勇抗击日寇，却不幸牺牲。彼时，万里还只是曲阜师范学校的一名学生，尚未成年的他，不得不独自面对这残酷的现实。这段惨痛的经历，如同一把重锤，狠狠地撞击着他的内心，让他在悲痛中迅速成长。

青年时代的万里，身处国家危亡之际，毅然投身于时代的洪流。他积极参与组织学生运动，以笔为剑，以行动为盾，勇敢地反抗日本侵略者。在风起云涌的革命浪潮中，他的身影坚定而执着。20 岁出头，他就凭借着卓越的领导才能和坚定的革命信念，担任地委书记，成为 “冀鲁豫的三大才子” 之一，在革命的舞台上崭露头角。

1977 年，万里肩负重任，踏上了安徽这片土地，担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彼时的安徽，刚刚历经 “运动” 的动荡，局势错综复杂。农村地区更是一片凋敝，贫困如影随形。万里深知，若想推动改革，恢复秩序是当务之急。他以果断的决策和坚定的执行力，迅速发布命令，妥善解决了支左任务遗留的问题，为安徽的稳定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稳定局势后，万里便将目光聚焦到农村。他多次深入基层调研，轻车简从，不带任何随行人员，独自穿梭在乡村小道上。他的身影出现在田间地头、农家小院，与农民们亲切交谈，倾听他们的心声。在一次调研中，他来到山区，本想与当地农民交流，了解他们的生活状况，然而，农民们却因太过贫穷，甚至没有像样的衣服，只能躲在家里不敢出来。孩子们为了取暖，只能蜷缩在地锅里，那一幕，让万里的内心久久不能平静。

还有一次，正值春节前夕，他走进一户农家，本应是阖家欢乐、充满喜庆氛围的时刻，可这户人家却连过年吃饺子的白面都没有。万里不禁感慨，当年杨白劳在那样艰难的情况下，还能借到二斤白面、扯二尺红头绳过年，而如今农民的生活却依旧如此困苦。这些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的场景，深深刺痛了万里的心，也更加坚定了他改革的决心。

万里在调研过程中，从不搞形式主义，每次调研都是直接深入到最基层。当公社干部照着稿子念那些空洞的汇报时，他会毫不留情地打断，将稿子拿过来放在一边，直言不听这些形式主义的东西，他要亲自到农民家里去，看看他们真实的生活状况。

经过三个月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万里对安徽农村的问题有了全面而深刻的认识。他深知，要想改变农村的现状，必须从政策层面入手，给农民 “松绑”。于是，在他的主持下，起草了《中共安徽省委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草案）》，简称 “省委六条”。这一文件犹如一颗重磅炸弹，在当时的社会引起了轩然大波。它突破了许多传统的政策束缚，提出了 “以生产为中心”“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 等一系列具有创新性的理念。其中，允许生产队下分作业组，以组包产，联系产量计算劳动报酬，即 “联产计酬” 的规定，更是成为了争论的焦点。

在当时 “农业学大寨” 的大背景下，“省委六条” 的提出无疑是一次大胆的尝试。许多农民对这一政策表示热烈欢迎，他们感受到 “大锅饭” 变小了，手脚也松了绑，生产积极性得到了极大的提高。面对质疑和反对，万里并没有退缩，他坚信，只有尊重农民的意愿，让农民真正成为土地的主人，才能调动他们的生产积极性，解决农村的贫困问题。

1978 年，安徽遭遇了百年不遇的大旱饥荒，农民们面临着严重的生存危机。在这艰难的时刻，凤阳县小岗村的 18 位农民，冒着巨大的风险，在一张秘密契约上按下了鲜红的手印，决定实行 “大包干”，即包产到户。这一举措在当时犹如一颗投入平静湖面的石子，激起了千层浪。

万里得知小岗村的事情后，立即意识到这可能是解决农村问题的关键所在。他毫不犹豫地站出来，坚定地支持小岗村的做法，顶着再次被打倒、丢乌纱帽的风险，坚决落实 “省委六条” 和 “联产计酬”。在他的支持下，小岗村的粮食产量在第二年获得了大丰收，农民们的生活得到了显著改善。

然而，小岗村的成功并没有得到所有人的认可。安徽的改革举措遭到了一些人的批判，他们认为包产到户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是对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破坏。面对这些批判，万里坦然处之，他表示：“只要群众吃饱饭，挨批斗就挨批斗吧！” 他的这份坚定和担当，令人敬佩。

1980 年 3 月，随着一纸调令，万里肩负起更为重大的使命，调任国家农委主任，全面主持农村改革工作。彼时，尽管安徽的农村改革已初见成效，小岗村的大包干模式也展现出了强大的生命力，但要在全国范围内推广联产承包责任制，依然面临着重重阻力。部分领导干部受传统观念的束缚，思想保守，对包产到户等改革举措心存疑虑。

面对这些阻力，万里没有丝毫退缩。他深知，改革的道路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要想让农村改革取得全面胜利，就必须冲破这些错误思想的藩篱。1981 年 3 月，在农业部党组会上，万里言辞激烈地对这些错误思想进行了严厉批评。他指出，这些观点完全脱离了农村的实际情况，是对农民利益的漠视，是对改革的阻碍。他强调，必须坚持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深入农村，倾听农民的声音，尊重农民的意愿。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找到适合农村发展的道路。

为了统一思想，消除阻力，万里提出了一个具有前瞻性的建议。他号召农业部的干部们放下身段，虚心、真诚地向农民学习，深入了解农村的实际情况。在他的建议下，1980 年 4 月，国家农委组织了农口各部门领导 100 多人，深入全国各地的农村进行调研。这些领导干部们走进乡村，召开座谈会，与农民们围坐在一起，畅所欲言；他们走家串巷，与农民们拉家常，了解他们的生活状况；他们来到田头，与农民们一起劳作，亲身感受农业生产的艰辛。通过这些深入细致的调研，领导干部们掌握了大量的一手材料，亲眼目睹了联产承包责任制给农村带来的巨大变化，也深刻认识到了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他们的思想逐渐发生了转变，开始支持农村改革。

1982 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它明确提出 “包产到户、到组，包干到户、到组，等等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这一表述，犹如一颗定心丸，给包产到户、包干到户上了姓 “社” 的户口，为几年来关于农村改革的争论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它让广大农民和干部们吃下了 “定心丸”，坚定了他们走改革之路的信心。

1983 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更是对联产承包责任制给予了高度评价。文件称包产、包干到户等联产承包责任制是 “在党的领导下我国农民的伟大创造，是马克思农业合作化理论在我国实践中的新发展”，将联产承包责任制提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高度。

随后的几个一号文件，围绕着农村改革的各个方面，如农村商品流通、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等，提出了一系列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政策措施。这些文件相互衔接，逐步完善，为农村经济的繁荣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这些政策的推动下，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范围内迅速推广开来，农村生产力得到了极大的解放，农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显著提高。

2002 年春节，万里最后一次踏上广东的土地，他说这是来跟广东人民告别。在深圳，他来到莲花山。寒风中，白发苍苍的他，缓缓走到青铜雕像前，深深地鞠了一躬。这一躬，饱含着他的敬仰和深情怀念，也寄托着他对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无限期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