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埔一期唯一被开除的学生，是我党高级将领，成蒋介石一生死敌

1938年7月31日那个闷热的夏夜，西安下马陵的东城根黑得瘆人。几个鬼鬼祟祟的影子拖着一具刚断气的身体，慌慌张张地扔进一口枯井，胡乱铲了几锹土盖住，就消失在夜色里。被害的人叫宣侠父，是八路军的高级参议。十四年前，这个黄埔一期的学生就敢当面顶撞蒋介石，没想到最终，他竟死在了自己老师的手上。后来蒋介石接到密报，知道事儿办成了，就冷冰冰批了四个字：“所悉。中正。”

宣侠父

浙江诸暨的长澜街上，1899年冬天，宣侠父出生在一个清贫的教书先生家里。父亲宣铁珊虽然日子过得紧巴，却铁了心要让儿子读书。宣侠父也确实争气，脑子灵光，写得一手漂亮的兰亭小楷，甚至能悬着手腕写出空心字来，在十里八乡都传开了，是出了名的才子。

1916年，宣侠父考进了浙江省立特种水产学院，毕业时还是头名。到了1920年，他更争气，拿到了官费去日本留学的资格，进了北海道帝国大学，学的还是水产专业。本来是想学成回来搞实业的，没想到在日本，他撞见了更让他心跳加速的东西：社会主义思潮。在图书馆偶然翻到那本《共产党宣言》，他捧着读了一整夜，感觉眼前豁然开朗，像打开了一扇新世界的大门。

这个水产专业的高材生，心思很快就不在鱼虾贝类上了。他成了留日学生集会上的常客。日本报纸登着侮辱中国的“东亚病夫”，他带头就冲进报社去抗议；听说国内军阀们又打成一锅粥，他站在留学生中间演讲，把那些祸国殃民的家伙骂得狗血淋头。这么“不安分”，自然惹恼了日本当局。1922年，人家随便找了个“搞危险活动”的由头，就把他的官费资格给取消了。

被赶回国的宣侠父，在杭州遇见了共产党人俞秀松。这次相遇，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方向。1923年，在西湖边一间不起眼的民房里，他举起拳头，郑重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组织上问他：“你想干点啥工作？” 宣侠父想都没想，脱口而出：“革命要枪杆子！我要去学军事！” 这份决心，掷地有声。

1924年5月，揣着浙江省委的推荐信，宣侠父风尘仆仆地赶到了广州。黄埔军校大门口，孙中山先生题的“升官发财请往他处，贪生怕死勿入斯门”两行大字格外醒目。他站在那儿看了好一会儿，心里头那股子劲儿被点燃了，提笔在报名表上工工整整写下：“愿为革命肝脑涂地”。

黄埔军校旧址

军校要成立特别党部了，各分队得选党小组长。可校长蒋介石一纸命令下来，变了味儿：小组长不由大家选，全由他校长直接指定，而且每周还得单独向他汇报工作！这明摆着是用军权压党权嘛！大多数学生心里有气也不敢吭声，可宣侠父不吃这套，当场就拍了桌子：“这不合规矩！这是拿军权压党权！”他连夜写报告，白纸黑字要求按党章来，必须民主选举。

蒋介石把他叫到校长室，指着名单，话里带着敲打：“你不是也在名单上吗？急什么？” 宣侠父站得笔直，眼神毫不躲闪：“校长，我反对的不是名单，是您破坏民主程序的做法！” 这话像刀子一样戳过去，蒋介石勃然大怒，直接下令关他禁闭，撂下狠话：三天之内写悔过书，否则开除！连总教官何应钦带着一帮教员来求情，都没用。蒋介石把桌子拍得山响：“不开除他，校规校纪还要不要了？”

廖仲恺

最后，连威望很高的党代表廖仲恺都来了，劝他：“为了革命大业，个人受点委屈不算啥，忍一忍吧。” 宣侠父沉默了一会儿，拿起笔。他写下的不是悔过，而是两句铮铮铁骨的诗： “大璞未完终是玉，精钢宁折不为钩”。第四天一大早，在众人复杂目光的注视下，他背起简单的行囊，头也不回地走出了黄埔军校的大门，成了黄埔一期唯一被开除的学生。这事儿在学生里炸开了锅，像陈赓这样的进步学生气得要罢课抗议。 蒋介石眼看压不住，竟然使出了“辞职”的撒手锏来威胁， 这场风波才被强行摁了下去。

黄埔的门关了，革命的路却更宽了。经李大钊推荐，1925年宣侠父去了冯玉祥的部队搞政治工作。在甘肃的拉卜楞寺，他亲眼看到军阀是怎么欺压藏族同胞的，那股子侠义劲儿又上来了， 竟然单枪匹马跑去跟军阀谈判。凭着过人的胆识和口才，硬是逼得对方撤了兵！消息传到冯玉祥耳朵里，这位见多识广的将军也惊了，感叹道：“宣侠父这一张嘴，真顶得上我二百门大炮啊！”

中共早期领导人李大钊

后来蒋介石翻脸搞“清党”，全国一片血雨腥风。宣侠父却跑到了兰州，在敌人眼皮子底下，秘密创建了中共甘肃特别支部。他这人办法多， 在黄河边上搞了个“藏民文化促进会”，白天教牧民们认字学文化，晚上就关起门来，用简陋的油印机印制革命传单。1927年蒋介石“清党”的屠刀挥来，冯玉祥也顶不住压力了，把宣侠父这些共产党人“礼送出境”，说得好听，其实就是押上火车，半道上随便找个荒凉地方就给扔下了。

抗战的烽火燃起，周恩来亲自点将，让宣侠父担任八路军的高级参议。在西安的八路军办事处，这位黄埔出身、挂着中将军衔的宣侠父，成了穿梭于敌营的“特殊人物”。他跟老同学胡宗南侃游击战术，跟警备司令董钊叙同窗旧情，甚至连教过他的老师杭毅，都被他说动，给八路军批了通行证。这份胆识和能耐，真不是一般人能比的。

冯玉祥

1938年初夏，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在家里摆了桌酒席，请宣侠父吃饭。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蒋鼎文突然放下酒杯，话里有话地说：“委员长托我问你，愿不愿意去德国深造留学？” 宣侠父一听就明白了，这是想把他支开。他笑了笑，语气平静却无比坚定：“前线的将士们正在流血牺牲，我怎么能躲到国外去享清福？” 这顿饭，吃得是不欢而散。 当晚，蒋鼎文就给蒋介石发了密报：“此人难以感化，立场顽固。”

军统在西北的人马也没闲着，开始罗织罪名，一份份假情报往上报：“宣侠父煽动学生跑延安！”、“宣侠父在策反十六军！”.……这些莫须有的罪名，成了催命符。蒋介石看到报告，终于撕下了最后一点师生情分的伪装，冷冰冰批了六个字：“秘密制裁。中正。” 戴笠立刻行动，派了个叫徐一觉的组长带人执行，还特批了2000块大洋的“活动经费”。

1938年7月31日晚上，蒋鼎文突然派人来找宣侠父，说是有“紧急军饷问题”要商量。谈话一直拖到凌晨一点多才结束。宣侠父骑着自行车往回赶，刚走到半路，埋伏好的特务一拥而上，用浸湿的棉絮死死堵住他的嘴，然后用绳子勒紧了他的脖子，这位硬骨头的将军，就这样牺牲了。特务们把他的尸体扔进下马陵的枯井里草草掩埋。后来因为延安方面追查得太紧，做贼心虚的特务们又把尸体挖出来，转移到了更隐蔽的地方埋掉。在搜身时，特务摸走了他口袋里一块金怀表，这块表，后来成了钉死凶手的关键证据。

时间一晃到了1951年，沈阳皇姑屯。一个叫王子明的杂货铺老板被抓了。一查底细，这家伙可不简单， 真名叫佟荣功，是当年参与杀害宣侠父的军统特务之一。在审讯室里，他全招了：行动前接到过密电，明确写着“奉委员长命”。他还爆出个窝里反的细节：行动组长徐一觉事后独吞了宣侠父那块金怀表，因为分赃不均，内部吵翻了天，这才露出了马脚。

就在遇害前两天，宣侠父还在伏案疾书。他完成了一部六七万字的军事著作，名字就叫《论持久战》。巧的是，他的妻子金铃历尽艰险把书稿带到延安时，毛泽东主席那篇著名的《论持久战》已经发表一个半月了。宣侠父这部凝聚了自己实战经验和深刻思考的著作，虽然没能及时发表影响战局，但作为一份珍贵的历史见证，至今仍安静地保存在中央档案馆里。

蒋介石

说来也怪，虽然蒋介石对宣侠父恨之入骨，甚至亲自下令暗杀，但私下里，他对这个“叛逆”学生的才能，却掩饰不住一种复杂的心情，甚至有点欣赏。据他身边的侍从秘书回忆，蒋介石有一次不知怎么的，突然叹了口气，幽幽地说：“我们这边，要是有个宣侠父这样的人才就好了......”当周恩来后来三次当面质问宣侠父的下落时，蒋介石知道瞒不住了，终于撕下所有伪装，恶狠狠地说：“宣侠父是我的学生！他背叛了我！是我下命令杀掉的！”那份咬牙切齿的恨意里，或许也藏着一点无法掌控的挫败感？

时间走到2011年，西安下马陵遗址施工。工人们挖着挖着，突然挖出了一具带着弹孔的颅骨。经过鉴定，确认这正是失踪多年的宣侠父烈士的遗骸。尤其让人心痛的是，太阳穴位置那七个清晰的弹孔，和当年特务供述的“怕他没死透，又补了七枪”的说法，严丝合缝地对上了。 如今，那里立起了一块朴素的青石碑。碑上刻着的，正是他当年拒绝向蒋介石低头时写下的那句诗：“精钢宁折不为钩”。这七个字，成了他一生的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