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与王安石，从挚友到死敌，北宋朝堂因他们彻底撕裂

谁能想到，司马光和王安石这对昔日惺惺相惜的“嘉佑四友”成员，后来竟成了水火不容的死对头，他们的争斗，最终撕裂了整个北宋王朝！

熙宁元年（1068年），汴京皇宫内，一场决定帝国命运的御前辩论火药味十足。王安石慷慨陈词：“善理财者，民不加赋而国用足！”（真正会理财的人，不用增加百姓赋税，就能让国库充盈！）话音未落，司马光拍案而起，厉声驳斥：“此乃桑弘羊欺蒙汉武帝之旧辞！天地所生财货百物有限，不在民间，则在公家。你这分明是变着法子抢夺民财！”

一年前，司马光还盛赞王安石是“贤德冠天下”的大才子，王安石也视司马光为知己。但王安石的变法，让两人彻底决裂。

青苗法本意是政府以20%年息放贷，取代民间高利贷，减轻农民负担，同时增加国库收入。但是在执行过程中走样，地方官为政绩强行摊派，政府成了最大的“高利贷主”，老百姓怨声载道。市易法使得国家垄断大宗商品交易，严重损害了商人利益。

面对新法带来的种种问题，司马光痛心疾首。他连上三道万言书，痛斥新法为祸国殃民的苛政！为了表达强烈抗议，他甚至拒绝皇帝提拔他做枢密副使的高位，愤然离开京城，隐居洛阳。

在洛阳的槐树下，满腔激愤的司马光埋首于鸿篇巨制《资治通鉴》。他特意在书开头写“三家分晋”的故事，暗戳戳地警告：周天子自己破坏规矩分封大夫，结果天下大乱！这分明是借古讽今，把矛头对准了王安石和他的变法派，暗示其“破坏祖制，动摇国本”。

元丰八年（1085年），一心支持变法的宋神宗驾崩了。垂帘听政的太皇太后高氏立刻召回司马光，拜为宰相。听闻“司马相公”回朝，百姓夹道欢呼，视其为救星。

然而，这位德高望重的老宰相一上台，就掀起了一场迅疾猛烈的“废除新法”风暴。他态度极其强硬：“先帝（宋神宗）之法，其害民者，当如救焚拯溺，尤恐不及！”（有害于民的新法，必须像救火、救命一样立刻废除，一刻都不能等！）

司马光的理念是藏富于民，主张官府不应“与民争利”，想法在当时颇为超前。反对王安石“推倒重来”的激进，主张像修补老屋般循序渐进。用人唯才，甚至提议掌管财政的“三司使”必须任用专业理财高手，不论出身，俸禄应与宰相看齐。

但司马光性格刚直近乎固执，道德标准极高，听不进不同意见。当苏轼好心劝他：“那个免役法（改劳役为货币税，扩大征税范围，原免税的官僚也需纳钱）其实简化了税制，也减轻了百姓劳役负担，部分可取之处可保留……”司马光勃然大怒：“你这是在为王安石张目吗？”曾经指责王安石独断的他，掌权后却更加固执己见。

司马光当时已病体沉重，却以惊人的毅力每日高强度工作，要求五天内必须废除“免役法”！他的助手范纯仁（范仲淹的儿子）干着急：“恢复差役法这事千万不能急啊！仓促恢复恐激起民变！”司马光置若罔闻。

老臣吕公著也进言：王安石的“青苗法”虽有弊病，但并非全无可取之处，不必尽废。司马光依然大笔一挥：全废！不留余地！

最致命的决策发生在国防上，司马光竟下令，将王安石耗费无数将士生命、艰难从西夏手中夺回的熙河地区（今甘肃、青海一带）两千多里战略要地，主动归还西夏！理由竟是“节省军费，让百姓休养生息”。结果西夏得地后立刻翻脸，骑兵再度南下劫掠！边境战火重燃，百姓惨遭蹂躏。

仅仅当了十六个月宰相，司马光就在病榻上念叨着“四害不除，我死不瞑目啊！”咳血而亡。他到死都不知道，他拉开的这场以“道德”为名的无声战场，彻底激化了党争，致使朝廷分裂。北宋的命运急转日下。

南宋的史学家吕中一针见血地评价：“光忠直太过，不知变通。”（司马光太忠直太较真，完全不懂变通！）司马光生前曾自信宣称：“吾无过人者，但平生所为，未尝有不可对人言者耳！”他追求极致的道德纯粹，却在权力中心，用最纯粹的理念热情，为北宋王朝挖掘了一个巨大的政治陷阱。

他主编的《资治通鉴》被后世皇帝奉为治国宝典，他自己也被树为道德楷模。但他耗尽心血铸就的这面照亮古今的“资治宝鉴”，终究没能照见他自己的局限和身后掀起的滔天巨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