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的摄影师之子忆：我们扒窗户看朱德的孙辈补课，忍不住大笑

中南海，印象里常常是干部居所、高墙深院，大概离寻常烟火远着呢？眼前这份资料，完全是另外一番光景。1949年春日，炊事员周少林跟随中央机关迁入新址，他出身寒微，书没读多少，混进了这个有些神秘的地方，干起普通管理的活。同样的院墙内，谁说满院皆显贵？全是高高在上的？哪有那么一回事。他和许多家庭，身份也许普通，地位未必显赫，进了大门反倒成了圈圈小世界。

今日看来，中南海那段时间其实一点都不庄严，反而平常。比如摄影师侯波一家，也一起迁来。侯波是怎么住进去的？原因既简单又不简单——他专门负责给毛主席和党内领导人拍照，用镜头见证每一位外国使节递交国书的瞬间。侯波的儿子徐建林提到，他们家被安排在紧邻勤政殿的西厢房，就是为了方便母亲侯波及时记录那些重要场面。说起来挺讲制度，其实就是“方便干活”，这话听上去接地气极了。

小孩子们的生活不受规矩约束。徐建林、周延安、李奇涵、王海垣，来自各色家庭，却玩到一块，不分彼此。他们时常混进丰泽园果园子，偷梨子，被发现了也没什么大不了。谁敢想？毛主席的居住地，成了一帮顽童偷果子的游乐场，偶尔溜上房顶吃梨，心惊胆战，又兴奋不已。会不会被批评？好像也没人认真管。

这些孩子不只在丰泽园撒野，朱德居住过的西楼也是他们经常光顾的地方。西楼其实是新中国后才建的，五栋青砖小楼，被分成甲乙丙丁和会议室。朱德住乙楼，一手养兰花，院外摆一排木架，兰香四溢。据说每到六月，兰花开得热闹，吸引了大人小孩围观。在这个地方，院门外的顽童，和园内权威的老人，似乎并没有一条不可逾越的界线。

朱德在西楼安家时，除了老伴康克清，还请回了在天津工作的儿子朱琦、儿媳赵力平一家。更别说，他的侄孙、外孙，密密麻麻来了十几个，名字听起来都不重复，却一时难分哪家是哪家。朱德有过一通心里话，《母亲的回忆》写在书里，讲了一辈子辛苦，兄弟八人，只有他一个得了读书机会，全家一年到头帮他省吃俭用，让他读书。他流露出来的感激，哪怕已经成了元帅，也没有忘掉一分。

北京的生活表面风平浪静，朱德却记着老家的苦。新中国成立后，他终于有心思考虑回报亲人。他请来侄儿朱刚回乡，把兄弟姐妹的孩子带来北京，说自己全包费用，让这些孩子能一直上学，有机会成为有用之人。这样一安排，一群人高高兴兴，提着简单行囊就进了京。

这帮来自四川农村的孩子，大的十二三岁，小的六七岁，进城之后，傻乎乎、满身土气。康克清一桩接一桩帮他们联系学校，忙得焦头烂额，好像一场没排练的闹剧。新学年开始后，问题立刻冒尖，这些从山野跑出来的娃，一口四川话，和城里的同龄人距离，简直像两座山那么远，听课听不懂，作业做不完。时间一长，连睡觉都梦见家乡的牛羊。

厌学情绪来了，孩子们集体想返乡。朱德脾气真不太好，把大家一齐训了一通，说什么好日子不懂珍惜，早早就想退缩，还成什么人？可心里头到底有软的一面。见训话没什么效果，他又想了个法子，把孩子们交给警卫部队“磨一磨”。怕跟不上功课，他又安排老师周末补课，还专门开“普通话发音”课，那时候哪有啥普通话，大家闹哄哄地学，舌头拗不过来就全都乐了。这些不会说北京话的小孩，跟本地孩子矛盾冲突不断，不是吵架就是比谁力气大。大人劝架，孩子们转身又闹成一锅粥。

徐建林他们小时候把看朱德孙辈补课当乐事，隔墙挤在窗子外边，听见四川腔调笑得前仰后合。揶揄习惯了，被发现后嘎吱一声房门开，里面一群孩子追出来，窗外的几个没跑掉，屁股还得挨上一两下。架势又热闹又滑稽。现在徐建林已经白发苍苍，重提少年往事，说着说着竟然眼含泪花。原来那种捣蛋、挨揍、说怪话的小日子，才最让人心里难忘啊。

时过境迁，这些朱德带进北京的孩子后来自有各自人生。有人回乡，有人留了京城，有的甚至成了行业里数得上的人物。徐建林感慨那个时代小孩的自由和胡闹，今天看起来多少有点遥远。现在谁会让孩子进中南海的园子里疯跑？规矩立着，门也紧了。其实谁也没说好坏，这变迁到底值不值，没人能一字道明。

回过头来，那些特殊的几十年，管理没有现在严格，干部家的孩子和普通员工的孩子，没有太明显区分。大家的生活本来就是混杂着旧日烟火和新式制度。有的孩子性格张扬，有的早熟懂事。这种不完美的环境，比许多现在的管理学说里讲的班级分层还复杂，朋友之间谁也不服谁，闹归闹，但并不记仇。过去谁摔破皮，谁撕了课本，哭一会儿就好了。今天的家长大概更爱管教、注重学历，也更担心事情出乱子。

这些历史细节能看到新中国初年粗糙的温度，街坊之间没那么铁的规矩，老革命家的身边也不只有政策和命令，也有家庭中的笑语怒骂。丰泽园的梨子，拿着吃是真甜吗，不见得，只是偷来的才好吃。朱德把孙辈管进队伍，想让他们去学点本事，其实，他也未必真想把他们都变成“才子”，大概也图个热闹，家里不冷清罢了。

让孩子们和城市同龄人“融合”，这主意到底是不是高明？光靠训话、周末补课，四川土娃真能长成北京孩子那样？有的地方一板一眼，有的地方就随便放养。这种矛盾，很真实，但也挺有意思。两代人眼里的“成功”，根本不是一码事。朱德的初衷是让家里后辈别像自己小时受穷，可过程里发生的事，又偏离了“培养人才”的目的，倒在孩子们记忆里留下很多有趣的情节。其实，这些也是某种收获，不是吗？

现在来看，许多重大变革，其实是这样在琐碎的日常与试错中完成的。历史并不是永远只有鲜花和掌声，更多的是一地鸡毛，和遇到什么问题就怎么迈过去。事后再看觉得理所当然，当时其实没头没脑。管教后辈、担心孩子学不好，再安排点小补课，搞得鸡飞狗跳，这和普通家庭其实差别不太大。

奇怪，每次重读这些故事，反而觉得中南海一点不神秘。高墙里的孩子生猛、热乎，楼里的人家也是柴米油盐，和院外没什么两样。这么多年的历史，留下的不只是政策和条文，更多的是老房梁下的兰花、顽童扯破的书包，还有归家的乡音。

如果说有什么值得记住，也许就是这些日常里的碰撞与混乱吧。大人物也是平常人，孩子们也是调皮蛋，那些不协和、夹生的片段，才一直留在记忆最深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