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镇六进士：明清莱芜科举史上的文化印记

科举制度创立于隋朝大业元年（605年），历经唐、宋、元、明、清五代，至清末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废止，绵延1300余年，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人才选拔制度之一。它打破了魏晋以来“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门阀垄断，以“公开考试、平等竞争、择优录取”为核心，让寒门学子得以凭借学识跻身仕途，不仅为封建王朝输送了源源不断的治理人才，更推动了全社会对教育的重视，塑造了“耕读传家”的文化传统，其“学而优则仕”的理念深刻影响了中国社会的价值取向，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印记。

在漫长的科举史上，一个地区进士数量的多寡，往往是衡量其文化底蕴厚薄的重要标尺。进士的诞生，绝非偶然，它需要深厚的文化土壤——从家族的私塾启蒙到地方的书院教化，从世代积累的藏书典籍到邻里相劝的向学之风，缺一不可。一个地区能涌现多位进士，意味着这里形成了良性的文化生态，教育普及程度高，社会对知识的尊崇已成风尚；反之，若进士寥寥，则往往反映出当地文化根基薄弱，教育资源匮乏。正因如此，进士群体成为解读一个地区历史文化厚度的鲜活密码。

在明清两代，莱芜历史上共涌现出29位进士，其中济南市莱芜区口镇街道办事处便占6位，这一比例在地方科举史上颇为亮眼，成为科举时代当地文化兴盛的鲜活见证。这六位进士分别是东街魏氏一门三进士、西街韩氏一门两进士，以及杨家镇村的潘绍烈，具体如下：

东街魏氏一门三进士

东街村魏氏家族秉持“耕读继世”的家风，人才辈出。据魏氏族谱记载，从明万历年间到清末的300年间，家族先后有60多人考取贡生、拔贡、举人、进士等功名，这种“科举世家”的盛况，正是口镇文化积淀深厚的生动体现。其中最显赫的“魏氏一门三进士”，以才学与政绩闻名：

- 魏似韩（1609~1688年）：字公度，号两屏，生于明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

他自幼浸润家学，清顺治二年（1645年）中举人，顺治六年（1649年）考取进士，开启仕途。初授陕西西安府鄠县知县时，正值改朝换代后的恢复期，他轻徭薄赋、兴修水利，短短5年便让百姓安居乐业，因政绩突出被擢升为工部屯田司主事，获封文林郎。顺治十一年（1654年）朝廷考核官吏，他“举卓异第一”，足见其治政能力。后因厌倦官场倾轧，加之母亲年迈，于顺治十四年（1657年）毅然辞官归乡，以“褐衣粝食”的简朴生活践行耕读初心，还常参与乡饮大宾等地方教化活动，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去世时享年79岁，后被崇祀为乡贤，成为乡邻眼中“仕而优则学，退而优则教”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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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锡祚（1669~1734年）：字子晋，号长麓，莱芜区口镇街道东街村人。

作为魏氏家族的后起之秀，他“幼颖慧，读书数行俱下”，20岁便贯通经史，展现出过人天赋。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中举，次年联捷进士，31岁的他正式踏入仕途。初任河南林县知县时，便以断案公正、体恤民情赢得口碑；后升任江南泰州知州，在这片水患频发、民风强悍的土地上任职13年，他逐一破解难题：针对“当年粮户”制度导致百姓赔累的积弊，他重新核定赋税，革除不合理摊派；面对“田尽汙莱，一遇水患，人多播迁”的困境，他亲自勘察地势，组织百姓浚河筑堤，让水患“赖以少免”；针对当地“健讼多疑狱”的问题，他明察秋毫，“发奸摘伏，囹圄几空”，被百姓称为“神判”；同时，他重修学宫、复建胡安定先生祠，以教育涵养士风，让泰州“士风丕振”。晚年历任江西建昌府知府、驿传盐法道副使等职，始终秉持务实作风，著有《树德堂诗文稿》《海陵治牍》等，被后世赞为“仕学鸿模”，成为魏氏家族“经世致用”家风的传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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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照藜（1722~1768年）：字向明，号南轩。

他继承了魏氏家族的向学传统，不仅品端才优，更“达于经史，明于律例”，兼具学识与治政能力。乾隆十七年（1752年），他先在乡试中中“经魁”（五经考试中的魁首），同年秋再中进士，“联捷”的成绩彰显了扎实功底。后任四川夔州府开县知县、署理奉节县事，敕授文林郎。其家族的科举成就尤为亮眼：父亲魏柟是拔贡生，儿子魏赞垣亦为拔贡，故有“头顶拔贡，脚蹬拔贡”的美誉；祖孙三代皆获“文林郎”封号，儿子则为“征仕郎”，成为当地“一门科第”的美谈。他的家宅所在街巷被称为“进士巷”，与毗邻的“花园巷”（举人魏鸿祚故居）相映成趣，成为魏门“三进士、六举人”的鲜活见证。在四川任职的15年间，他一身正气，“扬善除恶，廉正爱民”，赢得“阖邑德政”的赞誉。正当他因政绩卓异被调往直隶州知州，准备施展更大抱负时，却不幸病亡，令人惋惜。

西街韩氏一门两进士

口镇西街韩氏的故事，是“由农而仕”的典型。其始祖于明初从河北枣强县迁至莱芜口镇，最初以务农为业，经过数代人的积累，逐渐重视教育，最终在科举场上崭露头角。族谱自三世分支、四世分门，经续修后支门清晰，这种对家族脉络的梳理，本身就体现了对文化传承的重视。其中，三支一门先后涌现两位进士，成为韩氏家族的骄傲：

- 韩绵禧：七世族人，字昌伯，生于明熹宗天启六年（1626年）。

他是莱芜历史上著名的“少年才子”，清顺治三年（1646年）中进士时年仅20岁，这一年龄不仅在韩氏家族，更在整个莱芜历史上都属最年轻，“少年得志”的背后，是家族早期对教育的投入。中进士后，他被授予江西进贤县知县，任上勤政爱民，一心为百姓兴利除弊，可惜天不假年，因患病辞官归乡，顺治五年（1648年）病逝，年仅23岁。虽生命短暂，但他以“少年进士”的身份，为韩氏家族奠定了科举基础，成为家族“诗书传家”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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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珏（1668年－1737年）：九世族人，

字连玉，号讱庵。与韩绵禧的“少年得志”不同，他的科举之路更显坚韧：雍正元年（1723年）成为拔贡，雍正十年（1732年）中举人，次年（1733年）中进士，55岁的他堪称“大器晚成”，这份坚持正是寒门学子向学精神的写照。中进士后，他任四川夔州府奉节县知县，敕授文林郎，在任上延续了务实作风：当地食盐被豪商垄断，百姓深受盘剥，他坚决革除盐弊，拒绝盐商贿赂；奉节居民依赖江水，饮水不便，他主持清淤扩展“利民池”，引山泉水入池，让百姓喝上干净水；考虑到当地多木结构房屋、易发生火灾，他捐出四百个大桶分置街巷，盛满水以备不时之需，还配备救火器具、设专人管理，有效减少火灾损失；同时，他“以教化为先、刑罚为后”，选拔品学兼优者为表率，公示民约让百姓知礼守法。乾隆二年（1737年）秋，他在任所去世，百姓自发“罢市巷哭”，当他的灵柩登舟时，江边祭祀的人仍络绎不绝，这份拥戴正是对他“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最好回馈。

杨家镇村进士

- 潘绍烈：字子骏，号西屯，生于1796年（清嘉庆元年），莱芜口镇街道杨家镇村人。

他的科举之路充满艰辛，幼年因家贫辍学，幸得堂兄潘绍龙资助，才得以师从廪生张鼎文，重拾学业。凭借刻苦与天赋，他一步步实现突破：道光五年（1825年）中秀才，八年（1828年）中举人，九年（1829年）连捷进士，位列第二甲第25名，33岁的他终于改变命运。仕途上，他初任翰林院庶吉士、武英殿协修，敕封文林郎，后因不擅官场应酬，遭同僚排挤，被贬为直隶元氏县知县，但他始终坚守本心，在地方任上依旧勤勉履职。晚年他回归教育，主讲汶源书院十余年，以“传道授业”为己任，培养出进士吕宪瑞等人才，被誉为莱芜“文章宗匠”。在文化领域，他的成就同样突出：文章继承前人而自成一格，古文风格“峭洁廉悍”，代表作《重游余家泉记》意境深远，被时人比作苏轼《赤壁赋》；书法更是精湛，与章丘李廷棨、益都刘清源并称“潘牛、李马、刘龙”（以生肖喻其书法风格），连书法大家何绍基都对他推崇备至，成为口镇地区“以文立身”的代表。

科举制度伴随中国历史千年，既有其不可磨灭的贡献——它打破阶层固化，推动教育普及，塑造了“尊重知识、崇尚人才”的社会风气；也有其局限性——明清时期的八股取士逐渐束缚思想，让人才选拔陷入僵化。但无可否认的是，它像一面镜子，映照出不同地区的文化生态，而口镇的6位进士，正是这片土地“耕读传家、经世致用”文化基因的最佳载体。

如今，科举制度早已退出历史舞台，但它所蕴含的“重视教育、鼓励进取”的精神，在新时代有了更广阔的延续。新中国成立后，我们普及了小学、初中教育，推进高中教育普及化，大学持续扩招，建立起覆盖全民的教育体系。相比于古代“万里挑一”的进士，今天的人才培养更趋多元：无论是科研领域的创新者、基层治理的实践者，还是文化传承的守护者，都能在各自岗位上发光发热。这种“人人皆可成才”的盛世景象，既延续了科举制度中“选贤与能”的理想，更超越了时代局限，让知识真正成为改变命运、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这正是新时代文化繁荣、人才辈出的生动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