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钱钟书心中白月光，却嫁给穷诗人，晚年疯癫翻译震惊世界

1991年，美国《纽约时报》头版破例为一位中国老太太刊登报道。

照片上，她一头银发，坐在书桌前，神情安静而坚定。她的桌上摊着厚厚一叠诗集和翻译稿，身边没有助手，也没有鲜花掌声。

整整十二年，她靠着一支笔，将美国诗人惠特曼的《草叶集》翻译成中文，一举震撼中西文化圈。

这年，她79岁。

而她的名字，可能很多国人并不熟悉。

她叫赵萝蕤。

她曾是燕京大学最耀眼的校花，是北平文人圈子里的白月光，连钱钟书也为她倾心，在《围城》里唐晓芙的原型就是她。

她也曾是清华破格录取的“文学奇才”，是翻译界第一位攻克《荒原》难关的女性，晚年却颠沛流离，患上了精神分裂症。

赵萝蕤这一生，如风中薄荷，香气犹存，也苦意无穷。

1912年的冬天，浙江绍兴的赵家府第里，一个女婴呱呱坠地。

这个孩子来的时候，恰逢民国元年，动荡的时代，却给了她一个优渥的起点。

她的父亲赵紫宸是燕京大学知名教授，精通神学与西方哲学，是当时国内最早接触“西式教育”的一批人。

母亲也同样不凡，是燕京大学教育系主任。

赵萝蕤在这种中西交融、书香浓郁的家庭中长大，5岁学英语，8岁读《圣经》，10岁能用英文写信，12岁在父亲的指导下学习莎士比亚、荷马史诗。

她聪明得让人惊叹，跳级对她来说是家常便饭。从初一直接跳到高二，18岁就读完燕京大学本科，精通英文、法文、拉丁文，还能弹一手好钢琴。

同学们说她“读诗如歌、说话像画”，那种聪慧，是天生的文学嗅觉。

而她的容貌，也足以令整个校园侧目。

身材纤细、眉目清秀，一笑露出两个浅浅的酒窝，举手投足都像是从旧画里走出来的人物。

她从不化妆，却气质温婉，一身书卷气，却又有不食人间烟火的高冷气质。

那时的她，被称为“燕京林黛玉”。

从燕大毕业后，赵萝蕤本可以轻松留校，或者进外企工作，但她偏偏选择了一条更难走的路：继续深造。

她报考了清华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

考试时，她的英语拿下满分，但德语却因看不懂题目，交了白卷。

按理说，这样的成绩会被刷下来，但清华的教授们却一眼识出她的潜力。

“此人不可埋没。”

她不仅被破格录取，还获得一年奖学金。

这段经历，也成了她与后来的朋友、老师相识的重要转折点。

入学后，她接触到了更多当时最先进的西方文学流派，包括象征主义、意象派、新批评学派等。

在戴望舒的引荐下，她接下了翻译艾略特名作《荒原》的任务。

这首长诗在当时的文学圈几乎被视作“无法翻译之作”，不仅结构跳跃、意象繁复，还有大量典故交错其中。

赵萝蕤花了整整半年，硬是将它翻译得意蕴悠长、文字精准，甚至在一些句子处理上超越原文的诗意。

她的翻译稿一经发表，引发轰动。

连邢光祖都说：“这是中国文学翻译的一座高峰。”

那个年代，北京的文艺圈里才子如云。

而赵萝蕤，几乎成了众人追逐的白月光。

她和沈从文谈过诗，和周作人辩过《红楼梦》，和胡适在英文信里讨论逻辑和宗教。

其中最痴心的，是钱钟书。

钱钟书那时还未成名，但已被文坛视作天才型选手。

他多次在公开场合提到赵萝蕤的才情和美貌，还暗地里写诗赠她。

但赵萝蕤始终对他保持距离。

多年后，钱钟书在《围城》里写下“唐晓芙”这个角色。

“她笑起来有两个酒窝，好像两点诱人的糖分。”

这是他对赵萝蕤的告白，也是一生的白月光。

可赵萝蕤却将目光投向了另一个人，陈梦家。

陈梦家比她小两岁，是考古学家，也是新月派诗人。

外形出众、性格温和，一副江南美男子的模样。

两人初识时，他还未成名，住在北平的一间陋室里。

有人问赵萝蕤：“你喜欢他的诗吗？”

她大大咧咧地说：“不，我最讨厌他的诗。”

“那你喜欢他什么？”

她笑道：“他长得漂亮。”

这份“肤浅”的爱情，却成了她后半生最深的执念。

赵家父母强烈反对，甚至断了她的经济来源。

但赵萝蕤硬是咬牙挺过来。

1936年，两人在北平低调结婚。

婚礼上没有钻戒、没有华服，只有她亲手做的一束白玫瑰。

她说：“我不在乎条件，我要的，是两情相悦。”

结婚后不久，抗战全面爆发。

清华南迁，他们一同前往昆明，进入西南联大。

按校规，夫妻不能同校任职。

她选择退出讲台，回归家庭，从校花才女变成家庭主妇。

她每天在厨房烧火做饭，用柴锅熬粥，洗衣做针线，生了一个孩子后，更是几乎没有睡过一个整觉。

她说：“每天像拉纱窗一样拉着日子走。”

但她从不放弃读书，哪怕在灶台旁边，也放着一本小说。

1944年，全家前往美国，陈梦家被芝加哥大学聘为访问学者。

赵萝蕤也考入芝大，攻读文学博士学位。

生活虽清贫，但她常说：“我这一生最像人的几年，就在芝加哥。”

可惜，这样的安稳太短暂。

1948年，她放弃即将到手的博士学位，毅然提前回国。

她说：“国家需要我，我得回去。”

可她没料到，回国后，她患上了严重的精神疾病。

1966年，丈夫陈梦家自尽后她彻底疯了，整整一年，她语无伦次，看到门就喊“有人在追我”。

很多人以为，她会就这样沉沦下去。

可她没有。

1983年，北京大学请她回来任教，她时年71岁。

很多人以为她只是象征性挂个名，没想到她选择了一件更艰难的事：翻译惠特曼的《草叶集》。

这部诗集是“自由诗之父”的代表作，语言跳跃，节奏变化，典故繁多，国内几乎无人敢完整翻译。

她没有助手、没有资金、没有电脑，在一间不到20平米的房间里，每天工作8小时以上。

她眼睛不好，用放大镜看书，手抖，就一字一顿地写。

她说：“我要把诗里那份生的执念翻出来，哪怕我已经快死了。”

整整十二年，她不问世事，不看报纸，不出门。

1991年，《草叶集》中文版正式出版。

这本书在美国引起巨大反响，《纽约时报》头版报道她的事迹，称她为“最坚韧的文化桥梁”。

芝加哥大学为她设立“专业成就奖”。

她成了全球最年长的文学译者之一。

而她只淡淡一句：“我只是对自己有个交代。”

1998年元旦，赵萝蕤在北京家中安静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