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我的父亲杨度9：营救李大钊

一

我生母带领我们姐弟六人到了苏州，在城内租了一栋房子安顿下来。

然后，聘请一位家庭教师为我们四个大一点的孩子补课，教的是中文、算术，以备日后进学校。

那时还没有什么托儿所、幼儿园等，两个年幼的弟妹就由奶妈带领。

我们四个人则象上学校一样，每天清早起来，吃过早饭，就开始上课。

家庭教师是位男老师，姓常， 江苏常熟人，年约五十岁。

常老师教我们的第一课是《论语》。

我们只觉得其中的辞句生硬，古怪难懂，但他又不加讲解，只是叫我们按着字句朗读，读了还要每天背一段。

因此，在我们书房里，朗读、 背诵之声不断，大家还都拉开了嗓子，热闹得很，只听见“子曰学而时习之……”,“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的声音。

每人每天还要写一张大、一张小楷。

每星期写两篇作文，不管好坏，只管满纸之乎者也地写着，常老师也总是耐心地批改着。

就这样，我们每天从清早到下午四时，除午饭后略有一会儿可以休息以外，都得坐着上课，坐得我们个个腰酸背痛，上的课程又都是那么枯燥乏味。

幸亏二妹云碧灵活，嚷着要常老师讲故事，我们也跟着嚷。

常老师给闹得没有办法，就为我们讲三国演义中刘备、关云长、张飞、赵子龙等的故事，什么“桃园三结义”啰，“赵子龙混身是胆”啰，用他那常熟口音讲得有声有色，我们也都听得津津有味，特别是三弟、四弟最感兴趣。

以后只要我们吵闹，常老师就讲故事给我们听。

后来，常老师觉得《论语》太枯燥了，就改教一点《古文观止》里的文章。

我的两个弟弟也同时读古文。

最初读的是《桃花源记》，后来就逐步加深。

当时觉得这样囫囵吞枣地死背古文是没有什么用处的，后来才感到自己的中文基础正是在那时打下的。

这样过了一年多以后，我们都进了学校。

我读小学六年级，各项功课的成绩都一般，只有作文在全班总是第一名。

有一次，父亲由北京回苏州来看我们，照例要关心我们的学习。

首先是叫我们把所学的功课都拿出来，一一检查。

我写过一篇作文，题为中秋赏月》。

写些什么内容，已记不得了。

只记得老师曾划上双圈，并有“情生文，文生情……"的批语。

我就给父亲看。

父亲看了以后，大为高兴，也就提笔在老师批语后面添上了一句:“叔姬之后，杨家第二女才子也。”

又立即拿出钱来买了许多书，要我学习。

其中有《晋魏六朝文选》、《文心雕龙》等书。

我后来没有好好学习，辜负了父亲的期望。

父亲每次来苏州看我们，都要对我们说:“男孩子长大了要学习科学，从小就得把算学基础搞好。女孩子也要把书念好，长大了要能自食其力，出去工作。”

同时，父亲还要我和二妹学点家务，首先要学会烧菜，其次学会缝纫。

父亲还叫我去厨房学烧菜。

我家雇用的男厨师，是一个湖南同乡。

他一看见我走进厨房，就带着讽刺的口吻说:“啊呀！大小姐来烧菜了……”

说完一笑，立在旁边看着我动手。

我那时完全不懂烧菜，这叫我怎么下手呢，只好憋住一股气，又退了出来，以后也始终没有认真学。

直到出了国，不得不自己动手，才学会了烧饭、烧菜，但还是烧得不够好。

如果听父亲的话，现在也不至于如此。

二

一九二四年，曹锟用贿赂手段当选了总统。

是时，夏寿田在曹锟手下工作，颇为得宠。

他曾介绍我父亲担任顾问。

父亲就趁此机会劝说曹锟同南方的革命军合作，统一中国，只是没有成功。

一九二五年五月，上海爆发了五卅运动。

全国人心激动，掀起了反帝爱国高潮。

参众两院的议员胡鄂公、雷殷等一百多人，和北京学生联合会、社会主义青年团、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等十多个进步团体联合起来，在北京成立了一个“反帝国主义大同盟”,发表宣言要求各帝国主义放弃侵略政策，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

这个时期，国共两党在北京已经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

胡鄂公是当时国民党北京特别党部负责人之一，和父亲的交谊很深。

李大钊是共产党北方组织主要负责人之一，也和我父亲建立了友谊。

通过他们，父亲也参加了反帝大同盟的活动。

一九二六年春天，山东军务督办张宗昌聘请我父亲为总参议。

父亲便又经常往来于北京、天津，济南之间，有时就顺道来苏州家中住几天，和我生母谈谈心，并且检查、指导一下我们的功课。

父亲告诉我生母，现在外面的形势已经和过去大不相同了，并介绍了五卅惨案、参加“反帝国主义大同盟”的情况。

还说，他认识了许多进步朋友，大家团结在一起，一同要求帝国主义把过去压在我们头上的不平等条约废除，放弃他们的侵略政策。

中国人民觉醒过来了，中国的前途大有希望。

我生母虽然不大懂得国家大事，但对近年来所发先的事也有所闻。

由于我生母出生于劳动人民家庭，从小受尽了旧社会人剥削人的苦难，对于帝国主义的霸道、官僚地主的腐朽等，是早有所不满的。

现在听到父亲所讲的一切，感到万分高兴，对于父亲的行动也采取了鼓励和支持的态度。

三

父亲每逢到北京，便和大哥公庶同住在温家胡同(又称温家街)。

这时，大哥已经结婚。

大嫂乐曼雍的中文根底很好，为人也豪爽，夫妇两人侍奉父亲很孝顺。

父亲在这里，还是每日要写大字数张，然后教我大嫂练习悬腕临魏碑和念古文。

据我大嫂回忆，父亲教书非常认真，确是一位严师。

父亲闲时，还鼓励身边的男仆人多念点书、识点字；并时常流露出对于穷苦人民没有文化的同情。

那时常来家中的客人，除了齐白石、夏寿田、方表之外，又增加了胡鄂公、王绍先、肖旭东、章士钊等人。

同时，还与汪大燮、熊希龄等人有些应酬性的交往。

胡鄂公、王绍先等进步朋友不时要带些新思潮的书籍给父亲阅读，使父亲对于革命的前途更有了信心。

这时，父亲写的一首诗，就是抒发这种心情的:

茶铛药白伴孤身，世变苍茫白发新；

市井有谁知国士，江湖客汝作诗人。

胸中兵甲连霄斗，书生襟抱本无垠。

这时，父亲还挂着张宗昌幕府总参赞的名义，表面上，他在为张宗昌出谋献策，暗中却仍处处为革命事业出力。

一九二六年，北洋军阀奉、鲁两派联合起来，把冯玉祥赶出北京，段祺瑞执政的政府，也随之倒台。

奉、鲁军源源开进北京以后，便大捕爱国人土。

《京报》社长邵飘萍被杀害，《社会日报》主编林白水也被捕。

为了营救林白水，父亲曾陪同《黄报》社长薛大可于八月六日清晨去张宗昌家中求情，可惜等到张宗昌同意打电话给宪兵司令部时，林白水已经在半小时以前被杀害了。

那时，国民党的李石曾还曾劝父亲设法打进奉系张作霖手下，谋求担任教育总长职务，以挽救北方濒于破产的教育事业。

这个职位在当年，父亲是不屑于干的。

过去熊希龄组阁时，曾以教育总长的职位，邀请我父亲入阁。

他就回答说:“我帮忙不帮闲。”

意思是这个职位是闲职，没有什么作为，他不干。

可是现在，父亲却接受了李石曾的劝说，这是因为他觉得对革命有利，便不计较其他了。

后来，由于张作霖手下的杨宇霆的一句话，这件事又吹了。

四

一九二六年到一九二七年，父亲在张宗昌手下当参赞时，为了早日实现全国统一，就用尽一切心机，在奉系和直系两派军阀之间进行“造乱”活动，分化他们阻碍国家统一的力量。

父亲的第一步计划，是在曹锟面前谎称吴佩孚有野心，企图搞掉曹锟而自任总统。

又说，吴佩孚没有什么本领，此次对南方作战，屡战屡败。

曹锟听了气得要命，恨不得立即把吴佩孚的军权收回来。

第二步，是在曹锟面前献计，怂恿曹锟以慰劳军队为名到郑州去，趁着吴佩孚来迎接的时候，一枪把吴佩孚打死，然后布告全国，自任三军统帅，联合南北两方军人，共同对付张作霖。

曹锟听了，甚为高兴，准备按计行事。

不料，吴佩孚有了防备，当曹锟到达郑州时，就借口保护总统的安全，严加戒备，反而把曹锟软禁了起来，使我父亲的这个计划未能成功。

父亲一计不成，又想出第二计。

一九二七年初，北方的局势又起了新的变化。

冯玉祥的部队从甘肃、陕西等地向南进军，再次瓦解了吴佩孚所剩不多的军队。

同时孙传芳在江苏、浙江两省也打了败仗，被北伐军打垮。

这样，北方军阀中最有实力的，只有张作霖一个人了。

那时，张作霖时常派张宗昌的军队去援吴、援孙，实际上也就是去扩大地盘，保全自己的实力。

张宗昌本来不是奉系，张作霖偏要派他的军队，却又不把他当自己人。

因此，张宗昌心里也不高兴，颇有怨言。

父亲得知这些情况后，就趁机在济南先放出空气说: “张作霖已经和蒋介石暗中有联系，条件是要先消灭张宗昌的杂牌军队。”

这风声传到了张宗昌的耳里，他很惶恐不安，找我父亲商议。

父亲又劝张宗昌要顺应潮流，当机立断，先下手为强，派人和广州北伐军联系，约好先攻打孙传芳，然后打张作霖。

张宗昌听了，高兴得叫绝，就准备依计而行。

不料，张学良奉张作霖之命，突然来到了济南。

他见张宗昌的态度暧昧不明，顿生疑心，竭力劝说张宗昌以团结为重，不要听信身旁人的挑拨而独自行动，要顾全大局。

张学良临走时，还托人转告我父亲说:“请杨皙子少出主意，当心他的脑袋！”

这又使父亲的计划未能成功，而且连生命都有危险。

父亲便立即向张宗昌告辞，回北京去了。

五

父亲从济南回到北京以后，每日仍然照常写大字，研究佛学，暗中却仍积极地阅读进步书刊，如新青年杂志和一些有关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并且不断地和胡鄂公、李大钊等革命人士接触。

从这些革命言论中，父亲更看到了希望，找到了光明，认识到只有马克思主义才是真正的救世明灯，中国只有走共产主义的道路，才能脱离贫困，才能富强，也就更积极地参加革命工作了。

一九二七年四月五日，父亲到太平湖饭店去参加熊希龄女儿的婚礼，在无意中遇到了在外交部门工作的汪大燮。

两人本来是老朋友，见面之后，不免寒暄一番。

父亲问他，最近外交界有什么新闻没有？

汪大燮得意洋洋地说:“外交方面可以说有新闻，也可以说没有新闻。”

父亲感到奇怪，问:“这是怎么回事？”

汪大燮把头凑近我父亲的耳旁，轻轻地说:“这事还须要保密，不过，告诉你是不要紧的。”

父亲知道这里面一定有文章，就仔细地听着。

汪大燮轻声地说:“张作霖大帅已经决定要对共产党开刀了。听说这些共产党人都躲在俄国的兵营里，把那地方当作庇护所。张大帅决定要去进行一次大搜捕、大屠杀……"

这使父亲大吃一惊，连忙问道:“那是俄国人的地方，在外交上是不允许我们进行搜捕捉人的，这不要惹出外交事件来吗？”

汪大燮从容不迫地答道:“今天张大帅已经派我和另外几个人去各国驻北京的使馆打过招呼了，声明我们将要进入东交民巷搜查俄国兵营。理由是前方军事吃紧，后方共产党人在进行破坏活动，影响京师的治安。希望各国公使馆谅解并协助。”

父亲知道事态太严重了，急出了一身冷汗。

他急急忙忙地赶回家，打发走了来访的客人，戴上帽子，就要出去找胡鄂公。

这时，我大哥公庶正好从外面回来，父亲要他立即把这个消息通知章士钊，速速想个对付的办法。

胡鄂公得到我父亲的这个消息，又立即通知中共组织，叫住在俄国兵营里的共产党人快快转移。

但是，有人却不信张作霖会敢和外交使团冲突，认为这个消息不可靠，就没有马上转移。

次日早晨，我父亲还特地派了我大哥公庶到东交民巷附近去察看动向。

果然，张作霖已派兵把俄国兵营包围了，封锁了交通，并进入兵营大肆搜捕，一下子就捉去了男女中共党员三十五人和三个俄国人。

李大钊同志全家四人也都被捕。

我父亲和胡鄂公、章士钊等人，又冒着风险，辗转托人，多方营救李大钊，可是都未成功。

四月二十八日，李大钊等二十位同志都被处以绞刑，他们的坚持真理、视死如归、为革命献身的伟大精神，使我父亲深为感动，受到了深刻的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