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帝国兴亡录】47 武则天和“他们”

武曌日夜操劳、殚精竭虑地治理朝政，让大唐帝国始终保持着繁荣昌盛的景象。当四海臣服、八方来朝的荣光都聚焦在这位强势的女皇身上时，她真切地体会到了权力巅峰的无上荣耀。那一刻，武曌内心澎湃不已。

然而，女性与生俱来的感性又让她察觉到内心深处那份难以言表的空虚。那些跪伏在她脚下的朝臣们，尽管战战兢兢、毕恭毕敬，武曌却清醒地意识到，他们与自己心灵的距离其实遥不可及。

因为在身心俱疲之时，这些人永远无法给予她真正的情感慰藉！

正如西蒙·波伏瓦所言："女性的生命历程较之男性，往往更受生理命运的制约。"

虽然掌握着至高无上权力的武曌早已不再为生存或安全而需要依靠男性，但作为女人，她依然渴望着来自异性的情感滋润与心灵抚慰。女性越是摆脱传统意义上对男性的依赖，就越是渴望获得男性真诚的关怀与爱护。即便是选择相夫教子、在经济上依赖丈夫的传统女性，内心同样渴望着丈夫的温情。

贵为九五之尊的武曌，在这一点上与其他女性并无二致，尽管韶华已逝、青春不再！她的身边从来都不乏男性陪伴者，这些男子虽无显赫官爵，但在武曌心中的分量，却丝毫不逊于那些匍匐在她面前的重臣们。

在历史上，这类男性有一个特定的称谓——"面首"。关于这一群体的研究显示：

"面首"在现代语境下通常指代被女性供养的年轻俊美男性，民间俗称"吃软饭的"。这一群体往往被大众视为缺乏进取心的代表，遭受社会歧视。然而考证发现，"面首"一词的本义并不含贬义。

据《辞源》记载，"面首"原指容貌俊秀、发质乌亮的男性（即美男子形象）。这一称谓的负面含义是在历史演变过程中逐渐形成的。

史料记载中，最早具有类似性质的人物当属秦朝的吕不韦。不过严格来说，吕不韦与赵姬的关系更接近旧情复燃——他们相识于秦庄襄王之前，甚至有传闻说嬴政可能是其子。因此，吕不韦案例不能算作典型的面首现象。

据此推论，史书记载的首位真正意义上的"面首"应是嫪毐。据《史记》记载，此人凭借一项特殊才艺——能用阳具转动车轮——而声名大噪，最终被吕不韦选中作为替代者。嫪毐确实不负所托，与赵姬长期保持关系并生育二子。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两个孩子最终被嬴政装入麻袋活活打死。

这一史实也折射出古代社会对非婚生子的残酷态度：庶出子女地位低微，而男性情人所生子女的命运则更加悲惨。

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除了嫪毐之外，另一位以“面首”身份闻名的人物是西汉时期的燕赤凤。与嫪毐不同的是，燕赤凤并非他人推荐，而是由赵飞燕亲自挑选的宠臣。据说他的体魄比嫪毐更为强健，甚至在赵飞燕与其妹赵合德之间引发了一场争风吃醋的风波，最终三人竟同床共枕，可见燕赤凤的魅力与能量远超常人。

尽管嫪毐和燕赤凤都曾以美貌和体力受到女性统治者的宠爱，并在史书中留下艳名，但当时并未有“面首”这一正式称谓来定义他们的身份。其中，嫪毐因受宠而被封为长信侯，地位显赫；而燕赤凤则始终只是个宫中的奴仆。

真正将“面首”一词赋予明确含义并带入贬义色彩的，应属南北朝时期刘宋王朝的前废帝刘子业。据史料记载，刘子业性格乖张、行为偏激，且极度好色。他在位期间不仅霸占了自己的亲姑姑，还毒杀其夫，强行将其纳入后宫。此外，他还命令朝臣之妻入宫朝见，并指使侍卫对她们施暴。

而“面首”一词的正式使用，则源于刘子业的姐姐山阴公主。她因不满弟弟拥有众多嫔妃，而自己只能守着一个丈夫，便向刘子业提出要拥有同样享乐的权利。于是，刘子业立即答应，为其安排了三十名年轻貌美的男子供其享用（《史记》载：“帝乃为主置‘面首’左右三十人”）。

自此，“面首”一词正式进入历史语境，成为专指那些因美貌或体力被选入宫中、陪伴女性权贵的男子的代称。

传统观念中，女性凭借美貌吸引男性似乎是一种被默认的现象，毕竟在男权主导的社会结构下，女性往往处于被动和弱势的位置。然而，如果男性以同样的方式取悦女性，却常常遭到非议和指责。而“面首”正是这样一群因容貌出众而服务于女性的男子。

对于武则天来说，她身边的“面首”与那些令人畏惧的酷吏一样，历来备受争议。但如果抛开性别偏见，从人性的角度来看，无论男女，身边围绕着俊美或美丽的异性，恐怕都是令人愉悦的事情。

虽然武则天与“面首”之间的关系最初可能建立在欲望满足的基础上，但如果你认为这些男子只是靠脸蛋、身材甚至某些特殊功能才得以长期留在宫廷之中，那就大错特错了。事实上，他们并非单纯的“花瓶”，而是能够真正走进武则天内心世界的人。他们给予的情感慰藉与陪伴，是朝堂上那些冷冰冰的大臣们无法提供的。

更值得注意的是，有些“面首”并不仅仅靠颜值立足，他们在政治上也颇具才能，在武周政权时期，他们甚至对政局走向产生过重要影响。

此外，你或许会惊讶：和尚是否也能成为“面首”？

答案是肯定的——在武则天统治时期，这并不罕见。

值得一提的是，武则天的第一位“面首”是个和尚，而且是她众多情人中最为知名的一位，堪称“面首界”的翘楚。

此人名叫冯小宝。

冯小宝，陕西雩县人，早年行走江湖，靠贩卖药材为生。俗话说，“把式把式，全凭架势”，当时做药商的人为了吸引顾客，大多练就了一副好身板。冯小宝不仅相貌俊朗，还带着几分阳刚之气。他的人生虽谈不上波澜壮阔，但从一个普通和尚一跃成为女皇的宠臣，人生轨迹可谓极具传奇色彩。

关于冯小宝如何进入武则天视野的故事，历史上流传着两个版本，都与公主有关。第一个版本是说他因唐高祖李渊的女儿千金公主的引荐而得以入宫，这个说法较为平淡。另一个版本则更加香艳曲折，主角是大名鼎鼎的太平公主。

据传，太平公主在亲身体验了冯小宝的“过人之处”后，将他推荐给了自己的母亲武则天。太平公主对他的评价是：“有材质，可引为近侍。”

所谓“有材质”，通俗点说就是长得帅、身材好，是个不折不扣的型男！

在母亲面前，太平公主的宣传手段可谓巧妙，但武则天却是个务实的人，她从不轻信言辞，只看重实际效果。亲自体验之后，她深感此人果然名不虚传。

昔日街头叫卖膏药的冯小宝，一跃成为女皇身边的宠臣，仿佛丑小鸭一夜之间化身为白天鹅。然而随之而来的是一个棘手的问题：一个出身卑微的江湖郎中，如何能堂而皇之地频繁出入皇宫，而不引起非议？

换句话说，冯小宝该以何种身份光明正大地进宫，且让人无话可说？

武则天冥思良久，最终想出妙招——将冯小宝伪装成一位高僧。由于武则天笃信佛教，常召僧人入宫讲经，借此机会让冯小宝混迹其中，想必不会引人怀疑。

不仅如此，为了赋予他更体面的背景，武则天还将冯小宝纳入驸马薛绍的家族谱系，并赐名“薛怀义”。

从“冯小宝”到“薛怀义”，身份的骤变让他一时难以适应。那金碧辉煌的宫殿、女皇寝殿中的香气，令他沉醉不已，心中不由生出几分飘然之意，甚至开始有些迷失自我，膨胀起来。

随着他在武则天心中的地位日益稳固，他的言行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当他站在权力巅峰时，早已不再把朝中大臣放在眼里。而一些官员反而对他阿谀奉承，因为他们心知肚明——这位“薛怀义”背后的靠山，正是当今天子。

这便是：别看“男宠”不是权臣，关键时刻照样呼风唤雨！

在朝廷之中，既有趋炎附势之徒，也不乏刚正不阿之士，尚书左仆射苏良嗣便是其中的代表。

有一次早朝结束之后，苏良嗣在朝堂上碰巧遇到了薛怀义。按理说，朝堂是文武百官议事之所，而身为宫中宠臣的薛怀义本不该在此出现。但由于他是女皇武曌身边的红人，许多官员见到他都纷纷低头示好，唯恐得罪。然而，苏良嗣却显得格外刺眼——他不仅没有迎合，甚至正眼都不愿看他一眼，那副冷傲的姿态令薛怀义心中极为不爽。

不过表面上，薛怀义装作毫不在意，甚至还带着几分得意洋洋的神情，仿佛在说：“你有本事也去讨好女皇啊！”

面对这种赤裸裸的挑衅，苏良嗣一反平日儒雅风范，展现出一股“二杆子”精神。他干脆卷起袖子，走到薛怀义面前，抬手就是一记响亮的耳光，“啪”的一声，清脆地落在对方脸上。

“你……你怎么敢打人？”薛怀义惊愕万分，完全没想到一向温文尔雅的苏良嗣竟会突然动手。

“我就打你这个狗奴才！”苏良嗣怒斥道，接着又连扇了十几个耳光，直到薛怀义的脸肿得像馒头一般，才停下手来。

临走前，苏良嗣冷冷撂下一句话：“以后你还敢出现在这里，我就见一次打一次！”说完头也不回地离去，留下满脸羞愤的薛怀义站在原地。

薛怀义气得咬牙切齿，决定立刻去找武曌告状，他坚信女皇一定会为自己出头。然而结果却让他大失所望——武曌听完后，并未责怪苏良嗣半分。

她心知肚明，薛怀义虽受宠爱，但终究只是个人情感上的慰藉；而苏良嗣却是国家重臣，岂能因一个宠臣而动摇国之根本？

于是，武曌淡淡地说：“从今往后，你别再往朝堂这边来了，进宫时走玄武门，避开那些南衙的官员吧。”

这番话既是劝诫，也是提醒。薛怀义点头应允，但他并未真正理解武曌话语中的深意。

虽然无法自由出入朝堂，但薛怀义在皇城内绝非仅能出入武后的寝宫。这个备受宠幸的面首，其过人之处远不止俊朗的外表与健硕的身材。他最耀眼的成就，莫过于主持设计了意义非凡的明堂。

这座宏伟建筑堪称薛怀义人生的转折点。明堂的落成不仅彰显了他非凡的设计才华，更成为他与武后关系的催化剂。若置于当代，这位兼具审美造诣与俊美外貌的设计师，想必也能赢得众多女性的青睐。然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这座将他推向人生巅峰的建筑，似乎也预示了他最终的命运。

凭借明堂的成功，薛怀义仕途青云直上：先是受命出任白马寺住持，执掌佛教事务；继而获封左武卫大将军，领军征讨东突厥。但军事指挥显然超出了他的能力范围——战场毕竟不是街头斗殴的场所。

幸运的是，两次出征都戏剧性地收场：首战未遇敌军；再战时恰逢突厥内乱撤兵。薛怀义借机自诩威名远播，吓得敌军退避三舍。武后对爱宠的"战功"深信不疑，厚加封赏。这些不劳而获的荣誉让薛怀义愈发忘乎所以，甚至淡忘了曾被苏良嗣掌掴的教训。这种自我膨胀，最终为他的悲剧结局埋下了伏笔。

有句话说得好：“天欲其亡，必先令其狂！”薛怀义走向衰败的征兆，首先体现在他的狂妄与不甘上。他开始厌倦自己“面首”的身份，甚至不愿再入宫中侍奉。

其实，薛怀义之所以能飞黄腾达，并非完全因为才华出众，而是因为他最初的身份——武曌的宠臣。换句话说，若不是靠着这层关系，他或许至今仍只是个街头卖艺、行医糊口的江湖人。

然而如今，薛怀义却对“面首”这一身份心生厌倦，幻想着不必继续陪伴年长的女皇，又能保住荣华富贵。但现实很快证明，一旦失去了这个特殊身份，他便不再重要。

令人意外的是，面对薛怀义的冷淡态度，武曌并未动怒，也没有为难他，而是悄然换上了另一位宠臣——御医沈南璆来替代他的位置。随着时间推移，武曌对沈南璆的宠爱日益加深，薛怀义的失宠也愈发明显。

如果此时薛怀义能够认清形势，安于现状，放下执念，也许还能另寻出路。可惜，他偏偏是个放不下过去的人。越是想要退出，越发现自己难以割舍那份曾经的风光。

正是这种矛盾心理，最终将他推向了另一个极端。当得知沈南璆正与武曌情浓意蜜时，他暗自发誓要重夺“第一面首”的地位。为此，他费尽心思，策划了一个看似疯狂却又令人唏嘘的计划。从某种角度来看，他的这份执着，确实令人动容。

武周天册万岁元年（695年）十一月，武则天在洛阳明堂举行了一场盛大的无遮法会。无遮大会是佛教中不分贵贱、广结善缘的祈福法事。

薛怀义为博取武则天的欢心，精心设计了一场"神迹"。他事先在明堂地下挖了一个五丈深的巨坑，将一尊佛像藏于其中，又在坑上搭建了一座华丽的绸缎宫殿。佛像用绳索牵引，待武则天驾临时，他便拉动绳索，让佛像缓缓升起，营造出"佛像显圣"的震撼效果。

这一奇观果然令武则天大为动容，她龙颜大悦，重赏了薛怀义。然而，帝王恩宠如浮云，自此之后，薛怀义再未得到女皇的召见。若他当时懂得急流勇退，或许能保全富贵，但贪欲与妒火吞噬了他的理智。

被冷落的薛怀义逐渐陷入癫狂——有人失势后谨小慎微，有人却自暴自弃，而薛怀义选择了最极端的方式。最终，他纵火焚毁了象征帝国权威的明堂，这场滔天烈焰不仅烧尽了武则天的耐心，也彻底断送了他的性命。

薛怀义火烧明堂的举动，表面上看似争风吃醋，实则暗含复杂的情感与心理动机。他或许试图通过这一极端方式向武曌表明心迹，引起她的关注，甚至是对旧情的警示。然而，他低估了明堂对武曌的深层意义——明堂不仅是武周政权的象征，更是她君权神授的标志，其建筑细节（如“一凤压九龙”的造型）无不彰显她的政治野心与绝对权威。

面对明堂被毁，武曌的震怒不言而喻，但出人意料的是，她并未严厉惩处薛怀义，反而委以重建之责。这一决策背后，或许暗藏她对薛怀义残存的感情。

自垂拱元年（685年）入宫至证圣元年（695年），薛怀义陪伴武曌度过了改朝换代的十年风云。即便最初的激情已褪，长久相伴亦可能转化为亲情。薛怀义的纵火行为，某种程度上也暴露了他对武曌的执念与不甘。

武曌的精明之处，在于她看透了这份情感的复杂性。她既需维护权威，又对故人留有余地。这种矛盾的处理方式，恰恰折射出权力与情感交织下的人性抉择。

薛怀义纵火焚烧明堂的行为引发了朝中大臣的强烈不满。证圣元年（695年）二月四日，在明堂被焚毁半月余后，薛怀义离奇身亡。关于其死因，史书记载主要有三种说法：

其一，遭武则天堂侄武攸宁秘密刺杀；

其二，被太平公主派人暗杀；

其三，由武则天亲自下令处死。

个人认为第二种说法更具可信度。太平公主曾将薛怀义引荐给母亲武则天，且二人此前就存在私情。当薛怀义逐渐失宠时，太平公主很可能担忧他会将母女二人与他的私情公之于众——这样的丑闻势必会让皇室颜面扫地。

对武则天而言，尽管与薛怀义相伴十载，但他始终只是个满足欲望的"面首"。武皇对他的宠幸，不过是用来填补权力斗争后的空虚与孤独，或是寻求情欲的宣泄与暂时的麻痹。即便这种慰藉转瞬即逝，却也聊胜于无。

随着时间推移，当更年轻的面首出现后，薛怀义自然被武皇抛诸脑后。在这个幅员辽阔的帝国里，最不缺的就是俊美健壮的男子。

果然，短短两年后，武则天身边就出现了新的宠臣——张易之、张昌宗兄弟。他们很快就取代了薛怀义的位置，成为女皇的新欢。

张昌宗与张易之兄弟的出身比薛怀义显赫得多。据《旧唐书》记载，他们是唐高宗时期尚书右仆射张行成的族孙。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史书将这对兄弟的事迹附在了这位德高望重的大臣传记之后。

兄弟二人最初凭借家族荫庇步入仕途时，兄长张易之的官职高于弟弟张昌宗。张易之很快被擢升为上乘奉御，这个职位与民间熟知的"弼马温"相仿。当时二十多岁的张易之身材挺拔、容貌俊秀，加之擅长音律，在官场颇受欢迎。

然而仕途发展与个人际遇往往不尽相同。在发迹速度上，弟弟张昌宗后来居上。虽然官职不及兄长，但因率先获得武则天的青睐而迅速崛起。这一机遇源于太平公主的举荐，使其发展轨迹与薛怀义相似，但张昌宗表现出更强烈的权力欲望。

随着张昌宗得宠，他将兄长引荐给武则天。年逾古稀的女皇在这对兄弟的陪伴下，竟展现出不符合年龄的精神状态。至此，薛怀义的时代彻底落幕，新一代宠臣登上历史舞台。

武则天时期，张昌宗和张易之兄弟迅速获得重用。张昌宗先后担任云麾将军、代理左千牛中郎将，后晋升为银青光禄大夫（从三品）；张易之则被任命为司卫少卿（从四品），同时获得大量赏赐。

虽然表面上官职不算显赫，但两人实际掌控着部分皇家禁军，权力极为关键。与薛怀义临时执掌军权不同，张氏兄弟掌管的是常设禁军，负责皇帝和京城安全，这种职位通常不会轻易变动。加之他们的特殊身份，使得其实际影响力远超表面官职。

正是由于掌握了禁军实权，才导致后来那场政变的激烈程度堪比"玄武门之变"。可以说，张氏兄弟是武则天所有宠臣中对朝局影响最深远的两位。

当然，要维持这种特殊地位，他们也需要付出相应代价。不仅要竭尽全力满足女皇的喜好，有时甚至要充当替身角色。

根据历史文献记载，张昌宗曾为迎合武则天的心愿，扮演过姬晋的替身角色。

姬晋是东周周灵王之子，传说他偶遇一位道士，目睹其施展法术后便随其入山修行。后来在某个七月初七，姬晋羽化登仙，当时有多人目睹他乘白鹤缓缓升天的景象。

值得注意的是，姬晋与张昌宗有一个共同点——都是相貌出众的美男子。

为了重现姬晋升天的场景，武则天精心布置了当时的场景。她让张昌宗身着羽衣，手持洞箫，乘坐木质仙鹤。在悠扬乐声中，随着两侧侍从拉动绳索，仙鹤徐徐升起。

不论这个场景是否真实可信，武则天当时确实深信不疑。张昌宗完美完成这个"替身表演"后，再次获得了武则天的丰厚赏赐。

需要强调的是，面首得宠绝非仅凭容貌俊美。在此还要补充说明，有时也不仅仅依靠娱乐手段取悦君主。

与薛怀义设计明堂不同，张氏兄弟通过编纂典籍来提升自身地位。他们主持编修的这部重要著作名为《三教珠英》。

所谓“三教”，指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家、佛教和道教三大思想体系；而“珠英”则意为精粹与瑰宝。顾名思义，《三教珠英》便是一部汇集三家精华、按门类编纂而成的大型典籍。此书在当时堪称鸿篇巨制，全书共计一千三百卷，内容之广、体量之大，令人叹为观止。

该书由张昌宗领衔主编，共有四十七人参与编撰，阵容可谓豪华。其中包括著名诗人宋之问、沈佺期等文坛才俊，也有朝廷重臣如刘知几、徐伯颜等人，甚至连武则天身边的亲信——上官婉儿也参与其中。可见其编修过程不仅学术性强，更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

成书之后，《三教珠英》一度引发朝野上下争相追捧，“一时化之”的盛况足以说明其影响力之大。然而可惜的是，这部巨著在后世流传过程中不断散佚，最终几乎彻底失传，成为中国古代类书史上的一大未解之谜。

尽管如此，张氏兄弟却因此书再度受到武则天的青睐，张昌宗被任命为司仆卿，张易之亦官拜麟台监，权势日隆，风光无两。

然而正如俗语所言：“无限风光在险峰，但再进一步便是悬崖。”

张氏兄弟不同于此前的宠臣薛怀义，他们在政局中扮演的角色更为复杂深远，因此他们的结局也不能草率带过。有关他们命运的最终安排，将在后文中逐步揭晓。

接下来我们要讲述的这个人，虽有强烈的仕途野心，却始终未能真正立足于权力中心。他才华横溢，诗风开一代先河，但却因人品问题饱受诟病。甚至为了名利，不惜做出极端之事。

此人是谁？他就是——宋之问。因诗杀人，因才招祸，他的故事远比诗歌本身更加跌宕起伏……

虽然"面首"一词带有明显的贬义色彩，但在当时却因其低投入高回报的特点，吸引了大批人趋之若鹜。人们通过各种途径跻身其中——或经人引荐，或放下尊严自荐。

宋之问便是自荐者中的一员。这位字延清的汾州（今山西汾阳）人，在史册中以初唐著名诗人留名。然而诗歌造诣并不能保证仕途通达，后来的李白、杜甫等人都印证了这一点。

初入仕途的宋之问也曾踌躇满志，渴望通过自身努力获得女皇的赏识。

当武则天巡幸龙门令群臣赋诗时，宋之问率先完成诗作，其文采斐然赢得武则天的青睐，甚至出现"夺东方虬锦袍以赐之"的典故，史称"夺袍赏宋"。这类应制之作本不必太过在意，女皇的赏赐更多是随兴而发。若当时身旁宫女妙语连珠，同样可能获得赏赐。但宋之问却由此产生了某种错觉——女皇是否对自己青睐有加？

平心而论，宋之问的相貌虽不及张氏兄弟那般出众，但也算仪表堂堂（史载“伟仪貌”），加之能言善辩，才华横溢。这样一位才貌双全的人物，难免会生出些“青云直上”的念头。于是，他盯上了“面首”这条捷径，企图借此平步青云。

为达目的，他精心创作了一首《明河篇》献给武则天。全诗篇幅颇长，其中最耐人寻味的是最后四句：

明河可望不可亲，愿得乘槎一问津。

更将织女支机石，还访成都卖卜人。

字里行间暗藏玄机，实则是对女皇的委婉示好。然而，武则天最终却因宋之问的一个致命缺陷拒绝了这位才子——口臭！

谁能想到，区区口疾竟成了仕途的绊脚石？

梦想破灭的宋之问备受打击，但功名利禄之心未减分毫。他深知，单靠诗词歌赋讨好权贵，终究难以快速飞黄腾达。要想跻身上流，必须放下文人的清高与自尊。既然女皇这条路走不通，他便迅速调转方向，攀附上了当红的张氏兄弟。据传，为讨好张易之，宋之问甚至甘愿为其端夜壶，极尽谄媚之能事。

这番卖力讨好终获回报——官职擢升、金银满箱，更成了张氏兄弟的心腹。彼时的宋之问，或许正陶醉于“锦绣前程”的美梦中。然而他未必料到，世间万事皆有起落，当他踏上张氏兄弟的贼船时，便已注定了随其覆灭的命运。

宋之问在飞黄腾达后，仍不忘以诗才证明自己的价值。他希望通过持续创作优秀诗篇，向张氏兄弟等权贵展示，自己并非仅靠阿谀奉承才获得今日地位。然而在诗歌创作上，这位才华横溢的诗人却因道德败坏而为人诟病。他与外甥刘希夷之间的一桩诗坛公案，更成为千古疑案。

刘希夷创作的《代悲白头翁》中"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堪称绝唱。令人惊讶的是，《全唐诗》中收录的宋之问《有所思》，与刘诗仅有两字之差。

这绝非偶然巧合。据传宋之问因觊觎这两句千古名句，不仅剽窃外甥作品，更可能犯下杀甥恶行。

唐代《刘宾客嘉话录》记载：刘希夷完成诗作后请舅舅品评，宋之问一见"年年岁岁"两句便心生贪念，要求外甥转让著作权。遭拒后竟怒而用装满泥土的麻袋将外甥压死。

不过《大唐新语》则称刘希夷系被奸人所害。后世因宋之问品行不端，才将这桩命案归罪于他。真相究竟如何，或许永远成谜，但这段诗坛恩怨，却成为文学史上最耐人寻味的公案之一。

关于宋之问与刘希夷之死的争议，我认为需要理性分析。从史料对比来看，《大唐新语》的记载更为可信。试想用装满厚土的麻袋击杀人，在物理层面上确实存在诸多疑点——麻袋分量沉重，既要搬运又要精准攻击，何况受害者并非不懂躲避的木偶。因此，刘希夷之死归咎于宋之问的说法恐有夸大之嫌。

不过，宋之问剽窃外甥诗作的劣迹倒是确凿可信。这位才华横溢的诗人，在仕途上却是个典型的投机分子。从攀附张氏兄弟到最终被李隆基赐死，其人生轨迹生动诠释了"趋炎附势"的真谛。

政治投机者的命运往往充满戏剧性。

公元705年十二月，被贬泷州的宋之问竟敢违抗圣命潜回洛阳，更戏剧性的是，收留他的张仲之万万没想到，自己的善举竟成了引狼入室的致命失误。

尽管武则天已去世、唐中宗李显复位，但她的侄子武三思依然权势滔天。而此时，张仲之正密谋铲除这位炙手可热的权臣。在一个漆黑的夜晚，张仲之与驸马王同皎在密室中低声商议此事，然而由于情绪激动，言辞不慎被隔壁的宋之问听得一清二楚。

宋之问再次展现出他惯有的投机心理。他完全不顾张仲之对自己的收留之恩，将这次偶然听闻的消息视为翻身的机会。他清楚地知道，若能向武三思告密，或许就能重新获得朝廷的青睐。于是当夜，他便派自己的侄子宋昙连夜前去通风报信。

结果不出所料，张仲之与王同皎被捕并处死，而宋之问因功得赏，被授予朝散大夫（从五品）的官职，重新获得了政治资本。

彼时的宋之问已是一个被主流政坛抛弃的人，但他凭借敏锐的政治嗅觉和不择手段的攀附能力，再度跻身权力中心。自此，他的人生信条也愈发明确：唯上是从，唯权是趋。

此后，宋之问始终践行着这一“生存哲学”。武三思失势后，他转而投靠太平公主；而在安乐公主势力日益膨胀之时，他又衡量局势，认为安乐公主更具上升潜力，便毫不犹豫地转向她。可以说，他在各个权贵之间来回摇摆，毫无立场与节操。

当然，他也并非全无建树。例如他曾与杜甫祖父、时任著作郎杜审言共同主持科举选拔，为国家发掘了不少优秀人才，其中不少人日后都成为名士。因此，唐中宗一度有意提拔他担任中书舍人——这是皇帝身边的近臣职位，极有希望步入宰相行列。

正当宋之问满怀期待，等待圣旨下达之际，一个突如其来的消息却让他如遭雷击：太平公主强烈反对这项任命。她的理由十分直接——宋之问为人卑劣，在主持典举期间曾受贿舞弊。

在当时的政治格局中，太平公主虽处于相对弱势地位，但其对官员仕途的掌控力仍不可小觑。中宗李显对这位胞妹的意见格外重视，这揭示了一个重要的官场法则：即便是看似式微的上位者，在其权力层级内仍掌握着下属升迁的决定权，这种影响力往往超出表面判断。

宋之问的政治命运印证了这一规律。在仕途即将达到巅峰之际，他因太平公主的干预被贬谪至越州（今浙江绍兴）。睿宗李旦继位后，又因其曾依附张氏兄弟而将其远调钦州（今广西钦州）。连续的仕途挫折使这位诗人深刻体会到政坛的诡谲多变与个人荣辱的无常。

在贬谪期间，宋之问经历了深刻的精神蜕变。他开始勤政爱民，追求问心无愧的为官之道，同时诗歌创作也呈现出崭新的艺术风貌。从泷州时期的"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到钦州任上的"山雨初含霁，江云欲变霞"，其诗作愈发沉郁顿挫，展现出历经宦海沉浮后的生命感悟。

然而政治旋涡一旦陷入便难以抽身。随着太平公主与安乐公主权力斗争的落幕，失去政治靠山的宋之问最终在李隆基即位后被赐死，时年五十六岁。其人生轨迹生动诠释了古代文人在权力场中的艰难生存状态，以及政治抱负与艺术追求之间的深刻矛盾。

宋之问是初唐著名诗人，二十岁便以诗才闻名，尤其擅长五言诗。他与沈佺期并称"沈宋"，被《新唐书》誉为"如锦绣成文，学者宗之"。他们的创作风格对后世诗坛产生了深远影响，其中受其影响最大的当属诗圣杜甫。

在宋之问的作品中，《题张老松树》一诗尤为耐人寻味。"百尺无寸枝，一生自孤直"这两句诗，看似在咏松，实则暗含诗人的自我反省。

作为一位在官场屡屡失意的文人，宋之问虽然因品行问题而备受诟病，但在这首诗中却流露出对高洁之士的由衷敬仰。这位才华横溢的诗人，在政治生涯中却屡屡碰壁。他拥有敏锐的诗心，却缺乏政治嗅觉，每每在关键时刻站错队伍。这种矛盾性造就了他的人生悲剧：一位本不适合官场的文人，却执意要在仕途上闯荡。一旦踏上这条不归路，便再难回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