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帝国兴亡录】44 代唐为周

在武则天执政的特殊时期，告密之风盛行。这位女皇每天都要花费大量时间审阅来自告密匣的信件，这些密报成为她掌控政敌动向的重要信息来源。武则天对告密者不分出身，一律予以破格擢用，显示出对这类情报的高度重视。

作为中国历史上罕见的女性统治者，武则天虽然具备过人的政治才能和坚韧性格，却始终面临来自各方的政治挑战。在权力斗争中，她需要强有力的支持体系。告密制度的推行，为她提供了打击异己的新手段。

在此背景下，一个特殊的政治群体应运而生。他们专门负责处理告密事务，在武则天的授权下，采用极端手段镇压政敌。这个被称为"酷吏"的群体，实际上成为了武则天巩固权力的重要工具。

这些酷吏多为政治投机者，他们通过相互勾结，共同诬陷目标对象。一旦选定目标，就会编造统一罪名集体举报，使受害者难以自辩。武则天对酷吏的指控深信不疑，为此专门在洛阳丽景门设立了名为"推事院"或"新开狱"的特别审判机构。

在这座人间炼狱中，生存的希望几乎为零。狱吏们奉行"宁可错杀一千"的原则，其审讯方式令人发指。狱中备有十大刑具，每一件都暗藏杀机：

一为"定百脉"——血脉凝固

二为"喘不得"——窒息而亡

三为"突地吼"——痛极嘶吼

四为"著即承"——屈打成招

五为"失魂胆"——魂飞魄散

六为"实同反"——强加罪名

七为"反事实"——颠倒黑白

八为"死猪愁"——生不如死

九为"求即死"——只求解脱

十为"求破家"——株连九族

单是听闻这些刑具的名号，就足以让人不寒而栗。

狱吏们更发明了花样百出的酷刑：

- "凤凰展翅"：将犯人四肢绑于横木，高速旋转至筋骨寸断

- "驴驹拔撅"：以绳索勒腰，枷锁前拽，致颈椎断裂

- "玉女登梯"：逼犯人立于高台，后拉枷锁，坠地而亡

- "宿囚"：连续数日断食断眠，摇晃折磨至精神崩溃

- "狱持"：铁笼套头，逐步加楔，直至颅骨碎裂

- "瓮刑"：囚于陶瓮，烈火炙烤，活活蒸煮

简言之：新开狱的大门，就是鬼门关的入口。

武则天不仅多次嘉奖酷吏们的"工作成绩"，还给予丰厚的物质赏赐，这种激励政策极大地调动了酷吏们严刑逼供的积极性。在这种特殊的历史背景下，酷吏群体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下面重点介绍几位在武则天时期最具代表性的酷吏：

首当其冲的是索元礼。这位来自西域的胡人，在当时堪称"跨国执法"的先行者。值得注意的是，索元礼与武则天宠臣薛怀义存在养父子关系（关于薛怀义的特殊身份，后文将详述）。

通过这层关系进入宫廷后，索元礼以告密作为仕途晋升的捷径。特别是在镇压徐敬业叛乱后，他敏锐地把握武则天的政治意图，率先上表揭发"逆党"，因而被破格提拔为游击将军。

索元礼以手段残忍著称，史书记载的"狱持"和"宿囚"等酷刑皆出自其手。他的登场标志着唐代酷吏政治的正式形成，堪称酷吏群体的开创性人物。其经手的第一个著名案件便是审讯为徐敬业制造兵器的鱼保家（此人同时也是告密箱的设计者）。

当鱼保家拒不认罪时，索元礼高喊："取我铁笼来！"这一恫吓立即奏效，鱼保家当场认罪，最终被处决。从此，"取我铁笼来"成为索元礼的标志性语录。

其次要提到来俊臣。这位出生于雍州万年（今西安）的酷吏有着复杂的出身背景。其父来操是个嗜赌成性之人，曾与同乡蔡本之妻私通。在赌博中赢取蔡本大量钱财后，因蔡本无力偿还，遂将其已怀孕的妻子抵债给来操。因此来俊臣虽名义上是来操之子，实则其生父应为蔡本。

来俊臣出身于一个无赖家族，却能在历史上留下臭名昭著的一席之地，也算“光宗耀祖”了。他天性凶残暴戾，比起酷吏索元礼有过之而无不及，堪称一位病态的迫害狂。据史书记载，被他构陷杀害的人家多达一千余户。按照当时株连制度推算，牵连致死的人数可能高达数万甚至十几万人。

除了打击政敌、排除异己，来俊臣还有一个令人不齿的恶习——热衷于霸占他人妻妾，这一点倒是继承了其养父的恶劣品行。凡是他看上的女子，无论身份高低，他都会设法夺取。惯用手段是唆使他人诬告其夫，再通过严刑拷打逼其认罪，从而达到强占其妻的目的。《历代通鉴》记载，自宰相以下，来俊臣竟将官员姓名登记在册，按顺序挑选妻妾。他还恬不知耻地自诩风流才子，称自己的“采花本领”可比石勒。

相较于索元礼的酷吏本色，来俊臣虽资历稍浅，但对武周时期酷吏政治的“贡献”却更为“突出”。其中最臭名昭著的“成就”，便是与另一酷吏万国俊合著了一部名为《罗织经》的刑讯教材。

这本书专门教授如何捏造罪名、设计圈套、陷害无辜、整垮对手，可以说是来俊臣扭曲心理的真实写照。传说武则天读后也曾感叹：“如此心机，朕亦未必能及！”

台湾著名历史学者柏杨在其《资治通鉴》注释中评价道：

“武周王朝短短十六年，在历史上最大的‘贡献’，就是这部《罗织经》。”

来俊臣的出身成谜，这种模糊的身世背景在他内心埋下了阴暗的种子。随着岁月流逝，这种心理阴影不断滋长，最终异化成为一种扭曲的人格特质。他精准地捕捉到武则天清除异己的政治契机，甘愿充当其爪牙。作为一代酷吏，他将酷刑视为个人报复的快感来源，许多令人发指的刑罚手段都出自其手。

周兴则出身于长安仕宦之家，自幼研习律法，曾任尚书省都事。这位科班出身的法吏，凭借上书废除李唐宗室特权的政治投机获得武则天重用。其手段之狠毒较之索、来二人有过之无不及，经他之手冤杀的功臣将领数以千计。在公元688年审理郝象贤案时，他竟判其灭族；次年又因私怨构陷宰相魏玄同，致其被赐死；同年更诬告黑齿常之等将领谋反，逼得他们狱中自尽。

史载其"文深峭妄杀数千人"，足见其用律之苛暴。

极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位以"请君入瓮"之刑著称的酷吏，最终也亲身品尝了自己发明的酷刑。这种戏剧性的结局，恰恰印证了酷刑政治的反噬本质——那些以制造他人痛苦为乐的施暴者，终将沦为暴力逻辑的牺牲品。在权力与暴力的恶性循环中，没有人能真正幸免。

通过三位知名酷吏的兴衰轨迹，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他们在武曌时代的真实角色——制度化的刽子手。这些酷吏并无治国之才，却深谙刑讯逼供、罗织罪名之术，成为武曌铲除异己的高效工具。正如那句冷酷的法则：“有用即真理！”

武曌与酷吏的关系纯粹是政治利益。酷吏政治是武曌在权力斗争中的特殊产物，是这位铁腕女性面对政敌时不得不祭出的畸形手段。权力角逐本就残酷，双方都需以最极端的方式消灭对方。

武曌启用酷吏，既是险境中的自保，也是迈向帝位的必要步骤。然而，酷吏终究只是用完即弃的棋子——待武曌权位稳固，他们的使命便宣告终结，迎接他们的只有死亡。

在武曌称帝的布局中，酷吏们曾是她的得力鹰犬，助她扫清李唐宗室和反对派。但随着权力根基的稳固，这些沾满鲜血的爪牙反而成了政治负担。武曌需要洗白自己的统治，而酷吏的存在只会让她的政权显得残暴不仁。于是，酷吏们一个接一个被清算，他们的结局早已注定——死。

此时的武曌已不满足于“实际掌权”，她渴望的是正式加冕，成为名正言顺的皇帝。

为此，她一边利用酷吏震慑朝野，一边精心策划舆论造势，逐步为称帝铺路。酷吏的恐怖统治只是她登基路上的阶段性手段，而真正的权力游戏，才刚刚开始……

公元688年四月，正值武周垂拱四年，一场精心策划的政治戏剧正在上演。武曌授意其侄武承嗣物色雍州平民唐同泰，携刻有"圣母临人，永昌帝业"谶文的紫色奇石入宫进献，声称得自洛水之滨。这一看似偶然的事件，实则为武氏为营造天命所归的舆论声势而精心设计的政治作秀。

武曌对这件"天降祥瑞"表现出异乎寻常的欣喜，当即御赐"宝图"之名，并择定吉日亲赴洛水举行祭祀大典。为确保仪式声势浩大，她敕令文武百官、地方大员、李唐宗室及各州都督等悉数随行，并严令众人须于典礼前十日齐聚洛阳城外候旨。

这一看似寻常的祭祀安排，却在李唐宗室中激起强烈不安。作为李唐王朝的天然捍卫者，诸王与武氏政权始终处于微妙的对立状态。早在徐敬业起兵反武时，武曌就曾密遣眼线监视诸王动向——她深知这些血统纯正的皇室成员永远不会成为自己的政治同盟。随着反对势力逐一被铲除，宗室诸王已然成为武氏通往权力巅峰的最后障碍。

这种政治博弈的残酷法则，双方都心知肚明。武曌步步为营的布局与诸王日益加深的危机感，正在将这场权力斗争推向新的高潮。

在唐朝众多的皇室成员中，虽然不乏平庸之辈，但也不乏有识之士。例如，唐高祖李渊的第十一子韩王李元嘉、第十四子霍王李元轨，唐太宗李世民的第八子越王李贞、第十子纪王李慎，以及李贞的长子琅琊王李冲等人，皆是其中的佼佼者。

这些宗室诸王不仅身份显赫，更是武曌（即后来的武则天）长期以来严密防范的对象。当武曌逐步清除朝中政敌的同时，这些王室成员也在暗中联络、策划，意图在适当时机联合行动，推翻她的统治。

垂拱四年（688年），武曌计划前往洛水进行祭祀，并下令所有宗室亲王提前十日在洛阳集结。此举在诸王眼中，似乎是武曌准备一举铲除他们的信号。或许他们此前私下串联的消息早已被密探传至武曌耳中，令他们深感危机四伏。

尽管诸王并不完全清楚武曌此次祭拜洛水的真实意图，但出于自保心理，他们决定先发制人，在她举行仪式之前起兵，试图夺回李唐王朝应有的权力。

于是，在徐敬业叛乱之后，又一场针对武曌的宗室叛乱悄然拉开序幕。

这场变乱的导火索，竟是一封看似普通的书信。当年四月，韩王李元嘉之子、时任通州刺史的李撰，写信给越王李贞，信中写道：

“内人病浸重，当速疗之，若至今冬，恐成痼疾。”

表面看来，这似乎是一封关于家眷病情的私信，实则字里行间隐藏着深意：我们目前处境日益危险，必须尽快采取行动，否则迟早会被武曌彻底清除。

这封信时机精准，言辞犀利，极具煽动性。不久之后，武曌果然下令召集诸王前往洛阳新建成的明堂，参加祭祀祖先的大礼。结合即将举行的洛水祭祀，这封信在宗室诸王之间引发了极大的恐慌和不安。

李撰正是抓住了这一敏感时刻，巧妙利用隐语鼓动众人，促成了诸王联手起兵的局面。一场围绕权力与生存的较量，就此悄然展开。

李撰精心策划了一场密谋，他伪造了一份盖有皇帝玺印的文书，秘密传递给与自己交情匪浅的琅琊王李冲（李世民的孙子，越王李贞的长子）。这份假诏书的核心内容是皇帝身陷囹圄，急需诸王发兵勤王。

李撰之所以选择李冲作为首要策反对象，不仅因为两人私交甚笃，更因为李冲在皇室宗亲中对武曌的反对最为激烈，早有反叛之意。

李冲接到这份伪造的诏书后喜出望外，随后又炮制了第二份假诏书，宣称太后意图颠覆李唐江山，将社稷拱手让与武氏。他将这两份伪造文书在诸王间广为传阅，尤其重点联络了李元嘉、李贞、李慎等人，约定共同举兵，最终在洛阳会师。

然而李冲的谋划过于天真，他的行动也显得鲁莽。当时他并未真正洞悉诸王的真实想法——虽然表面上誓言旦旦，但真要冒着掉脑袋的风险造反时，多数人都会临阵退缩。这并非某人的过错，而是人性使然。

李冲人如其名，确实充满冲劲。在未与诸王达成具体行动方案的情况下，他就仓促招募了五千余人。他天真地以为，同为李唐宗室的诸王既然已有约定，只要他率先发难，必定会得到四方响应。求胜心切的他不等诸王做出实质响应，就贸然在博州起兵。

但起兵之后，李冲惊愕地发现冲锋陷阵的只有自己！唯一与他并肩作战的，是他的父亲李贞。这正印证了那句古话：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

目前，只有李贞和李冲率先起兵反抗，其余诸王均持观望态度。由于李贞与李冲分处异地，彼此之间缺乏有效联络，因此两路兵马虽看似声势浩大，实则外强中干，难以形成真正的合力。

我们先来看看李冲的情况。

李冲起兵后，原计划首先攻占武水县作为立足之地，继而渡过黄河，进攻济州。武水县规模不大，县令郭务悌自知兵力薄弱，难以抵御李冲大军，于是紧急向邻近的魏州莘县县令马玄素求援。

马玄素接到求援信后不敢耽搁，立即率领手下仅有的1700人奔赴武水救援。原本打算在途中伏击李冲军队，但考虑到兵力悬殊，胜算渺茫，最终决定迅速进入武水城，与郭务悌合兵一处，闭城坚守。

这样一来，守城兵力增加至近四千人。在郭务悌与马玄素的组织动员下，不仅士兵严阵以待，连城中百姓也纷纷投入守城行动。青壮男子协助作战，除老弱病残外，其余人等皆参与物资搬运、城墙加固等工作。

一时间，武水城内气氛紧张，战云密布。守军在城墙上严密布防，每一名士兵都紧盯着城外的一举一动。

不久之后，李冲率军抵达武水城下。在他看来，武水县地小兵少，应可轻松拿下，便未作充分准备，直接下令攻城。

第一轮攻击失败！

第二轮进攻，依旧无果！

第三轮攻势，依然未能破城！

李冲顿时陷入困惑。他万万没想到，自己起兵后的首战竟会如此艰难，连一个小小的县城都无法攻克，前方还有诸多重镇，又该如何应对？

身为统帅，李冲深知此刻考验的是自己的决断力。屡次强攻失利后，他转而考虑使用火攻。当时正值南风劲吹，他计划借风势焚烧南门，趁势突入城中。

从战术角度而言，火攻不失为良策，且条件已然具备。然而，天意难测，命运似乎并未站在他这一边。

李冲下令点燃柴草车冲向城门时，风向竟突然逆转。原本助力火攻的南风骤然转为北风，导致柴草未抵城门便已燃尽。南门毫发未损，冲锋的士兵反被烈火灼伤。这一意外彻底打乱了李冲的作战计划。

火攻失败后，本应及时稳定军心，李冲却做出了致命选择——当众处决直言谏阻的董玄寂。这一暴行非但未能震慑士卒，反而印证了董玄寂"叛乱必败"的预言。士兵们暗想：既无胜算，何必陪葬？当夜便出现大规模逃亡潮。

次日黎明，李冲惊觉军营已空，仅余数名家童相随。仓皇撤回博州城时，守军早已识破其伪造诏书的伎俩。假意迎其入城后，叛军余部当即反戈。

朝廷平叛将领丘神勣赶到后，将其首级快马送往洛阳请功。这场筹备多时的叛乱，从起兵到覆灭竟不足七日，堪称史上最短命的兵变之一。

说完李冲，我们再来看看他的父亲——时任豫州刺史、越王李贞。

李冲起兵之初，曾与其他诸王约定一同举事。然而当他真正行动起来时，却无人响应。作为父亲的李贞见状，自然不能坐视不理。

当李冲率军攻打武水县之时，李贞也发兵蔡县，原本计划是渡过黄河后与儿子会师，合力进攻济州。然而就在他准备攻城之际，突然传来李冲兵败的消息。这一突如其来的打击让李贞陷入两难：是继续反叛，还是及时回头？

权衡局势之后，李贞决定解散军队，独自前往洛阳向武曌请罪。可就在他动身之际，新蔡县令傅延庆赶来劝阻。

傅延庆直言不讳：既然已经起兵造反，以武曌的作风，绝不会轻易宽恕。如今唯一的出路，就是背水一战！

在傅延庆的激励下，李贞重燃斗志。为了鼓舞士气，他对外宣称儿子李冲已攻占魏州、相州，并集结了二十万大军。同时，他征调属地士兵七千人，加上傅延庆带来的两千人，共集结近万人马，分为五个方阵进行布防。

虽然声势浩大，但光有气势远远不够。这些士兵大多并非真心追随，战斗意志薄弱。

当朝廷左韬卫大将军趜崇裕率领十万大军前来镇压时，李贞的部队迅速土崩瓦解。趜崇裕几乎没费多大力气便攻破蔡州城。

与儿子李冲相比，李贞的结局更加惨烈。城破之后，他自知大势已去，选择服毒自尽；小儿子李规则在勒死母亲后自杀；女儿和女婿也相继自缢身亡。趜崇裕入城后，割下李贞一家所有人的首级，与丘神勣一样，回京邀功请赏。

从起兵到失败，李贞只比儿子多撑了十四天。与徐敬业的叛乱相似，尽管他们打着“匡复李唐”的旗号，却没有获得广泛支持。可以看出，当时的普通百姓对武则天掌权并无明显反感，甚至已将其视为李唐政权的代表人物。

从这个角度看，武则天掌权其实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

而她上位之路，也不可避免地伴随着一场场血腥清洗。

叛乱虽已平息，但真正的风暴才刚刚开始。一场针对李唐宗室的系统性清洗正在武后的号令下迅速展开，其残酷程度远超平叛本身。

在叛首李贞的首级抵达洛阳次日，武曌便急不可耐地指派监察御史苏珣彻查诸王谋反的蛛丝马迹。这位正直的官员恪尽职守，却未能领会武后的真实意图——当苏珣如实禀告"未发现串联证据"时，武曌眼中的失望不言而喻。

真相从来不是武曌所求。她很快将目光转向了心腹酷吏周兴——这位以罗织罪名著称的刽子手。周兴果然不负所望，迅速编织出一张谋反大网，将韩王李元嘉、黄国公李撰等宗室重臣一网打尽，最终逼其自尽。

这场清洗的波及范围触目惊心：

高祖血脉：鲁王李灵夔、霍王李元轨及其子江都王李绪

公主亲贵：常乐长公主

太宗子嗣：纪王李慎

高宗后裔：虢王李凤及其子李融

外戚势力：驸马薛绍及其兄弟薛顗、薛绪

在周兴的"精心照料"下，这些皇亲贵胄或身首异处，或在流放途中"意外"身亡。

武曌对周兴的高效"办案"赞赏有加，却仍不放心地方可能潜伏的宗室余党。这场大清洗，正在演变为对整个李唐宗室的灭绝行动。

为了充分把握“诸王叛乱”这一契机，借机彻底肃清李唐宗室势力，为自己的权力巅峰扫清障碍，武则天决定派遣得力之人前往各地彻查诸王余党的踪迹。然而，她也清楚地意识到，此前已对宗室进行了大规模清洗，剩下的宗室成员必定人心惶惶。倘若继续任用酷吏行事，恐怕会激起更大的动荡。因此，此时的她更需要一位既能震慑局势、又能赢得人心的官员来处理此事。

那么，谁才是最合适的人选？

答案是：时任文昌左丞的狄仁杰！

狄仁杰，字怀英，太原并州人，学识渊博，通晓经史典籍。早在唐太宗贞观年间，经由工部尚书阎立本举荐，他便出任并州都督府法曹，后在唐高宗仪凤年间升任大理丞。任职期间，他公正审理积案无数，涉及人数逾万人，竟无一人申冤翻案，足见其断案如神、公正无私。从此，狄仁杰之名声望日隆。

唐高宗李治驾崩后，狄仁杰仍受武则天重用，历任宁州刺史，后升为冬官（工部）侍郎，并担任江南巡抚使。他在任期间，面对吴楚之地滥建祠庙、迷信成风的乱象，果断拒绝地方官员贿赂，奏请焚毁淫祠一千七百余所，仅保留夏禹、吴太伯、季札、伍员四座正统祠庙，展现了极强的原则性与治理能力。

狄仁杰以断案公正、敢于直谏著称，而支撑这一切的，是他高尚的道德操守。正因如此，无论是李治还是武则天，都对他委以重任，深知他是可托大事之人。

虽然巩固权势可以借助酷吏的铁血手段，但真正治理国家，却需要像狄仁杰这样心系百姓、秉持公义的良臣。对此，武则天心知肚明。

于是，她任命狄仁杰接替李贞，担任豫州刺史，负责追查李贞余党。

接到命令的狄仁杰，内心却颇感为难。一方面，作为忠于李唐的官员，他对宗室接连遭受打压深感痛惜；另一方面，身为朝廷命官，他又必须履行职责。在这忠与权的夹缝之间，狄仁杰踏上了前往豫州的征途。

前路未知，豫州之行，将成为他仕途中一次前所未有的重大考验！

狄仁杰抵达豫州时，正值宰相张光弼在此地镇压叛乱。此时，张光弼已下令拘捕了六七百户人家，并计划将五千多人的财产充公。朝廷刑寺也不断催促他尽快处决这批被捕人员。幸亏狄仁杰及时赶到，否则这数百条无辜性命恐怕早已不保。

面对如此严峻的局面，狄仁杰果断下令释放所有被捕之人，亲自为他们解除枷锁，并立即起草奏章，飞报武曌。他在奏章中言辞恳切地指出，豫州如今已是天下关注的焦点，而被关押的大多数人并非李贞同党，若贸然处死这些人，必将失去民心。他坦言自己此举看似替叛贼辩解，实则是为太后长远考虑，若沉默不语，便是对百姓生命不负责任。

不久后，武曌回旨，赦免了这些人的死罪，改为发配充军。狄仁杰此举挽救了无数生命，却也因此得罪了张光弼。

张光弼原本打算借斩杀这批人邀功，称其皆为李贞余党，没想到却被狄仁杰打乱计划。更令他不满的是，狄仁杰到任后还严令禁止其部下趁乱掠夺百姓财物，进一步引发张光弼及其属下的强烈反感。

终于，张光弼忍不住质问狄仁杰：“我乃平叛元帅，你不过一州刺史，怎敢如此轻视于我？”

狄仁杰毫不示弱，沉声回应：“河南作乱者唯李贞一人，如今李贞已死，难道你还想逼出上万个李贞不成？”

张光弼听出话中之意，冷冷问道：“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狄仁杰正色道：“你受命平叛，如今叛乱已定，却不思休兵安民，反而纵兵劫掠，激起民怨，这不是等于又生出无数个李贞吗？我奉旨来此，是为了安定局势。若我手中有尚方宝剑，今日便斩了你也无悔！”

说罢，狄仁杰怒目而视。张光弼气急败坏，撂下一句“狄仁杰，你会后悔的！”便拂袖而去。

数日后，一纸诏书骤至——狄仁杰因"违抗圣命"被贬为复州刺史，旋即又降为洛州司马。朝野皆知，这背后是张光弼的谗言所致。

面对不公，狄仁杰却始终无愧于心。他曾以铁面无私的断案拯救数千性命，即便因此失去官位，也从未后悔。在他心中，这世间万物皆可抛却，唯有两个字不可丢弃：理想与良知！

此刻的洛州司马府中，这位李唐忠臣的目光依然坚定。他正以独特的方式积蓄力量，静待时机完成那个神圣使命——复兴李唐王朝。历史终将证明，这份执着终会得到上天的回应。

随着李唐宗室或诛或徙，叛乱阴云逐渐消散。武曌终于得以实施筹划已久的**洛水祭天大典**。

垂拱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一支绵延数里的仪仗队伍向着洛水进发。皇帝李旦、太子李成器、文武百官及四方使节皆奉命随行。鸾驾仪卫执羽扇、团扇遮天蔽日，鼓吹车马络绎不绝，侍卫宫娥的彩衣宛如流动的虹霓，引得沿途百姓争相围观。

洛水之滨，新建的祭坛高耸入云，其上洛神像宝相庄严。随着《昭和》乐声响起：

"九玄眷命，三圣基隆..."

紧接着《致和》乐回荡天地：

"神功不测兮运阴阳..."

在恢宏乐章中，武曌凤辇停驻坛前。稍作整装后，她在宫娥簇拥下缓步登坛，李旦父子紧随其后，百官分列两侧。这场旷世大典，正拉开一个新时代的序幕。

武曌立于祭坛之上，忽然感到一阵难以言喻的渺小。尽管这场仪式是她亲手策划，但当置身于这神圣肃穆的氛围中，她竟不由自主地相信这或许真是上天的启示。在宫娥的搀扶下，她缓缓屈膝，向着洛水神像恭敬地三叩首。

《拜洛》的歌声适时响起：

"菲躬承睿顾，

薄德忝坤仪。

乾乾遵后命，

翼翼奉先规。

抚俗勤虽切，

还淳化尚亏。

未能弘至道，

何以契明祇。"

祭拜完毕，受图仪式正式开始。武曌仍跪于神像前，以最虔诚的姿态完成整个流程。宣祝官高声诵读祭文后，小心翼翼地捧起那块刻着"天授圣图"的奇石，郑重移入新建的受图亭。至此，这场精心设计的拜洛受图仪式圆满落幕。

这场仪式堪称武曌通往权力巅峰的首个舆论造势之举。效果之显著，远超预期。"天授圣图"迅速成为朝野热议的话题，各种玄妙传言与蛊惑人心的说辞交织成一张神秘而强大的网。在这张网的笼罩下，人们的观念开始悄然转变——原来皇帝之位并非男子专属，女子同样可以君临天下。

因为这正是天意所在，而天意即是至理。

虽然对成果颇为满意，但武曌仍觉有所欠缺。她深知仅靠"天意"的舆论还不够，还需要另一种更强大的力量来彻底扭转世人的观念。

这种力量，名为佛旨。作为虔诚的佛教信徒，武曌自然不会忽视这一利器。有趣的是，在她付诸行动之前，身边那些善于揣摩上意的人，已然洞悉了她的心思。

在永昌元年（689年）七月，有位名叫法明的僧人与其他十余名佛教弟子共同向武则天进献了一部《大云经》。据传这部经典最早是由后凉时期的高僧昙无谶翻译而成。这些僧人之所以选择将这部佛经呈献给武则天，是因为其中记载了两段关于女性可以成为君王的重要内容。

从经文的大意来看，女性登基称帝并非前所未闻之事，甚至在佛经中也有先例可循。不仅能够为君主，女性同样可以修成佛果，这无疑打破了当时社会对性别角色的传统认知。

《大云经》的出现，为武则天提供了重要的宗教理论支持，使她得以借助佛教权威来强化自己称帝的正当性。为了表彰这些僧人的贡献，武则天对他们进行了隆重的封赏，其地位之高堪比朝廷三品官员。到了天授元年（690年），她更下令在全国各地建立大云寺，并在每座寺庙中供奉一部《大云经》，以示尊崇。

通过“天命”与“佛旨”两种舆论手段的巧妙结合，武则天逐渐改变了人们的观念。至此，她的登基之路已几乎毫无阻碍，只剩下最后一步便可实现女皇梦。

当舆论基础已经稳固，武则天便开始着手完成最后的政治操作——制造民意支持。这种做法其实早有先例：早在70多年前，李渊起兵称帝时，大臣裴寂就曾带领群臣上表请求其即位，并在登基大典上第一个跪拜行礼，以此树立榜样，推动局势发展。

如今，武则天也需要这样的推手。而这个人很快就出现了。

载初元年（690年）九月，侍御史傅游艺率领关中地区九百多名百姓前往皇宫上书，请求武则天改国号为“周”。之所以选择“周”作为新国号，是因为武则天发现《周书》中有一篇名为《武成》的文章，恰好与她的姓氏相合，被她视为吉兆和天命所归。于是她下令采用周朝的历法制度，将永昌元年十一月改为正月，这也标志着唐朝首次使用周制历法。

这一系列举措，标志着武则天正式迈向权力巅峰，一个新的时代即将开启。

傅游艺带领这九百人在皇宫门前集体上表，请求武曌立即登基称帝。他所写的奏章言辞华丽，对武曌极尽赞美之词，称她为千古一人（这倒也属实），并表示自古以来任何贤明君主都无法与她相提并论。他还指出李唐王朝气数已尽，应当尽快革除旧命，以顺应天意、回应民心。

傅游艺无疑是位善于投机的政治人物，但他的这一举动立刻赢得了武曌的赞赏与厚赏。于是，在那段时间里，效仿傅游艺成为一股风潮。文武百官、皇室宗亲，乃至远道而来的百姓、四方少数民族首领、僧侣与道士等纷纷前往宫门请愿。一时间，似乎只要在宫前露个脸，就能走上一条低付出、高回报的升迁之路。

那段时间，武则天听闻宫门外请愿的百姓络绎不绝，她神采飞扬，胸有成竹，丝毫看不出年过六旬的老态。她欣喜地发现，上天的旨意与佛法的启示都如此明晰，百姓的心意与民情如此真诚，登基称帝的时机已然成熟。

她决心开创一个以自己为至尊的全新王朝，既不因循李唐旧制，也不拘泥于古法。她要彻底抹去李唐的痕迹，在这片属于自己的疆土上烙下武氏的印记；她要向天下昭告，这是她武则天的崭新王朝——一个由女性执掌天下、君临万邦的前所未有的国度。在这样思想的引领下，她同意了群臣的请求，决定于明堂举行登基大典。

明堂，这座雄伟壮观的建筑巍然屹立在洛阳乾元殿的旧址上。作为历代王朝颁布政令、祭祀天地的神圣场所，明堂自古便是国家的政治中枢。自唐朝建立以来，太宗李世民与高宗李治均十分重视明堂的修建。而到了武曌执政时期，这座经过改建的明堂不仅规模宏大，更展现出独特的艺术风格。

这座明堂共分为三层，整体建筑高达百余米，四周以鎏金装饰，在阳光照耀下熠熠生辉，数十里之外仍清晰可见。武曌被其壮丽辉煌的气势所震撼，将其命名为"万象神宫"。这座瑰丽非凡的宫殿，将成为她登基称帝的历史见证。

天授元年（690年）九月十九日，清晨。

这一天注定将被载入史册，不仅是唐王朝的重要转折点，更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一刻——第一位女皇帝即将登临大位。

五更时分，宫门缓缓开启，百官依序入内，列队静候禁门开启。不久，禁门大开，文武官员依次进入明堂。此时的明堂戒备森严，武曌端坐于明堂之上，在羽扇的掩映下显得庄严而威仪。她显然经过精心装扮：头戴朱红花冠，身着绣有龙纹的黄色龙袍，腰系十三环金玉革带，面容神采飞扬，目光如炬地俯视着殿下的群臣。

当晨钟响彻宫阙，文武百官依序肃立丹墀两侧。三声礼炮震天，十二面金鼓齐奏，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女帝登基大典就此拉开帷幕。

宣诏官手持玉轴，洪声宣读改唐为周的天命诏书。"天授"新元的定立，昭示着君权神授的至高权威。在传国玉玺敬献仪式后，随着"拜贺"的号令，王侯将相、番邦使节皆屈膝而拜。

女皇武曌端坐龙椅，凤目含威，接受着这开天辟地般的朝拜。大礼既成，新帝当即颁诏大赦，普天同庆七日，自加尊号"圣神皇帝"，原唐帝则降为储君。

在这场权力更迭中，投机者傅游艺堪称最大赢家。他从六品侍御史连跃数级，官拜鸾台侍郎同平章事，跻身宰相之列。这般火箭式擢升，令那些恪尽职守、按部就班升迁的官员相形见绌。然天理昭彰，次年即以谋逆罪下狱，终自绝于囹圄。这段宦海浮沉，恰为"德不配位，必有灾殃"作了鲜活注脚。

六十七岁的武则天正处于一种难以抑制的亢奋状态，仿佛岁月在她身上倒流，重拾青春的活力。多年来，她几乎不沾酒、不观舞，而此刻却完全沉浸在音乐与美酒交织的欢愉中。

这情绪并非无由。自二十九岁从感业寺再度入宫以来，近四十年间，她在险象环生的宫廷政治中孤军奋战，无人可依，无人可托。为了心中的宏图伟业，她步步为营、谋略纵横，不知经历了多少惊涛骇浪，击退了多少强劲对手。那场场较量之残酷，丝毫不逊于战场上血雨腥风的厮杀。

如今，年近古稀的她终于登顶巅峰，不再是那个名不正言不顺的摄政太后，而是堂堂正正地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女皇帝。在男权至上的封建社会里，一个女子竟能登上九五之尊的宝座，单凭这一点，便足以青史留名、万世传颂！

在这歌舞升平之中，武则天静立明堂之上，目光深邃地俯瞰着一切。虽然耳畔是笙歌盈盈，但她并未迷失其中。

对她而言，这一切，只是一个起点。

她深知，前方还有更漫长的路要走，更大的责任等待她去承担。

皇帝？她要做的是千古明君！

她立志如唐太宗李世民一般，延续帝国的盛世辉煌，将“贞观之治”的精神发扬光大，开创属于自己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