疏淡空灵 高古萧散：王宠《西苑诗》中的笔墨人生

笔断意连处，一个明代才子的孤高灵魂在纸上游走。

明嘉靖九年（1530年）七月二日，苏州城外石湖畔，一位屡试不第的才子铺纸蘸墨，写下了近作三篇诗稿。此时的王宠三十七岁，已经历八次科举失利，胸中郁勃之气化作笔下行云流水——《西苑诗》卷由此诞生。

这幅纵25厘米、横235厘米的行草长卷，历经五百年沧桑，如今静静躺在天津艺术博物馆中，成为明代书法史上一座孤峰。

展开《西苑诗》卷，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那独特的“疏淡空灵”之气。王宠的笔下，笔画之间结构脱落，许多笔画只写一半，笔画之间不相接搭，字体之内侵入大量空白。笔与笔之间似连非连、若有若无。

这种看似“未完成”的状态，恰是王宠书法的精妙所在。

《西苑诗》取法王献之的洒脱与虞世南的色润，又融入了王宠个人的“拙趣”。用笔清劲秀雅，温润含蓄，不激不厉。行笔舒缓，笔势稳健，笔画圆润，起笔和收笔都极为平稳。

在结体上，分散之中有凝聚，方正之中有倾斜；章法上则通脱自然，流畅而不浮滑。

王宠的高明之处更在于他对章草的化用。作品中流露章草遗韵却不见波挑之形，仅存行书意味中的章草气韵，使整幅作品更显高古蕴藉。这种创造性的笔法融合，令清代黎惟敬赞叹：“近世吴人王履吉氏独能追踪大令，萧散俊逸，复出流辈，虽不见晋人书，知其为绝艺也。”

令人惊讶的是，王宠这种独特风格的形成，竟源于他学书经历的局限。因家境所困，王宠无法得见历代名帖真迹，其书法启蒙全赖《淳化阁帖》等刻帖。这使他的作品被时人评为带有“木版气”——笔画略显僵直，缺乏真迹的灵动之气。

然而王宠将这种局限转化为个人特色。他以刻帖的干净利落为基，创造出疏秀有致的空间美感。在明代中期祝允明的点画狼藉与文徵明的端严和雅之间，王宠的《西苑诗》开辟了第三条道路：以静制动，以疏破密。

当时书坛对王宠的评价呈现出有趣的两极。何良俊在《四友斋丛说》中盛赞：“衡山（文徵明）之后，书法当以王雅宜为第一。盖其书本于大令，兼之人品高旷，故神韵超逸，迥出诸人之上。”邢侗更直言祝允明的奇崛、文徵明的和雅都难与其比肩。

但也有人持不同看法。莫是龙批评其“多险晋，全无右军体”、“虽烂然天真，而精气不足”；谢肇浙则指“王书媚而无骨”。这些争议恰恰证明了王宠不愿步右军后尘的创新精神。

王宠的艺术境界，与其人生经历密不可分。这位号雅宜山人的才子，天资聪颖却命运多舛。作为苏州邑诸生，他八次应试不第，最终仅以贡生身份入太学，故时人称为“王贡士”。

仕途的失意反而成就了艺术的丰收。王宠年轻时受业于与文徵明齐名的蔡羽门下，却能青出于蓝。他在石湖读书习字二十年，非探亲不进城。这种近乎隐居的生活状态，陶养了他高旷的品性与空灵的艺术境界。

《西苑诗》卷尾题跋透露了创作心境：“庚寅岁归自燕，与九岩先生同舟，相得欢甚，漫书近作三篇，冀请教益，幸勿我遗耳。七月二日，吴郡王宠顿首。” “漫书”二字，正是他萧散简远心境的自然流露。

王宠的书法空灵特质，也是其高洁人品的折射。这种品格甚至吸引了大他二十多岁的文徵明，二人结成忘年交，时常促膝谈心，诗书唱答。正是这种超脱尘俗的人格修养，使王宠能在作品中化尽戾气，成就疏淡之境。

在明代书法史上，王宠与祝允明、文徵明并称“吴门三家”，但王宠的艺术道路却与两位前辈迥异。当祝允明以狂草抒发郁勃之气，文徵明以精楷展现儒家端方时，王宠选择了一条向内探索的道路——以简淡空灵表达超逸之思。

王宠《西苑诗》中的艺术创新，对晚明书法变革产生了潜在影响。其作品中“以拙取巧”的创作理念，在某种程度上启示了晚明浪漫主义书家将天然情趣融入古法的艺术实践。

可惜天不假年，王宠仅享寿三十九岁便英年早逝。然而他留下的《西苑诗》等作品，却成为书法史上永不熄灭的明灯。现代学者熊秉明精准概括：“王宠的楷书最惹眼的特点是笔画之间的结构脱落，空间侵入字内。批评者也许可以说松懈、柔弱，但其长处也正在疏淡、空灵。”

空灵萧散的王宠《西苑诗》，是书法史上的孤品。它属于一位八次落第的才子，在远离尘嚣的石湖畔，用二十年光阴磨砺出的艺术结晶。当同时代书家在追求笔法的精熟与气势的张扬时，王宠反其道而行之——以断笔求连贯，以疏淡显丰神，以稚拙藏机巧。

这卷看似“不完美”的杰作，恰恰揭示了艺术的真谛：局限可成特色，残缺亦是圆满。王宠用他不到四十年的短暂生命，在书法长河中激起了一道永恒的清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