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疯癫”才子的除夕诗卷，颇具烟火气

唐伯虎，这位在世俗眼中“疯癫”的江南才子，其行书《自书除夕诗卷》恰似一柄剖开他灵魂的利刃，于笔墨间袒露“烟火气”与“才子气”的交织，在书法史的长卷里留下独特的精神印记。

其书以行书立骨，却于提按转折间暗合“疯癫”性情。笔画如他跌宕人生的轨迹，起笔时或如醉汉摇橹，烂漫不羁，如“除夕”二字，“除”之捺画肆意舒展，“夕”之点画灵动跳脱，将除夕的时节氛围以笔墨可视化；行笔中又藏着才子的精致，“紫烟塞屋”的“塞”字，结构严整却不乏欹侧，正如他在科举遭厄后于市井中坚守的文人风骨，于困顿里求雅正。这种“疯癫”与“雅致”的碰撞，恰是唐寅书法的精髓所在——不似颜鲁公之端庄，不类米南宫之狂放，而是以江南才子的灵秀，糅合人生起落的沧桑，化作笔底的波谲云诡。

“烟火气”是此卷的魂脉。诗中“夜长髭鬓影鬅鬙”“罐鸣汤两岁平分此”诸句，写尽除夕守岁的寻常景：熬年的罐鸣、鬓发的凌乱，皆是人间烟火的鲜活切片。唐寅以行书书之，笔墨里便浸满了生活的温度。他的线条不追求“笔笔中锋”的庙堂规范，而是带着几分随性，如“送余有溪鱼老不”的“鱼”字，笔画间有自然的牵丝与顿挫，仿佛能看见他于除夕案前，就着溪鱼下酒，信笔涂鸦的模样。这种烟火气，是他从“狂生”回归“常人”的精神写照，也是书法从“案头清供”走向“生活载体”的生动实践，与苏东坡“我书意造本无法”的书学理念遥相呼应，在文人书法的谱系里，添了一抹世俗的鲜活。

而其“疯癫”底色，又让这烟火气升华为精神的突围。唐寅一生，科举梦碎，寄情诗书画酒，世人谓其“疯癫”，他却在这《除夕诗卷》里，以书法的形式完成了对世俗的和解与超越。字里行间的节奏，如“新岁吴趋且逐游”的“趋”字，笔势飞动，似有放浪形骸之态，却在整体章法的匀整中，收束住那份狂躁，恰如他在生活中以“疯癫”掩饰的深情与清醒。这种矛盾性，正是中国文人“外狂内圣”人格的典型体现，比之祝枝山的狂草，少了几分剑拔弩张，多了几分蕴藉风流；较之文徵明的小楷，又多了几分野逸真率，在吴门书派里，独树一帜。

细品此卷，笔墨的浓淡枯湿亦如人生的五味杂陈。“灯在壁壮图牢落”的“牢”字，墨色浓重，似有郁结难抒；“紫烟塞屋”的“紫”字，笔锋轻提，又有幽微希冀。唐寅以墨色的变化，将除夕时的复杂心绪——对过往的嗟叹、对新年的怅惘、于烟火中的片刻安宁——一一铺陈。这种对笔墨语言的精妙把控，源于他对书法“抒情性”的深刻认知，不局限于技法的雕琢，而直抵精神的表达，这与王羲之《兰亭序》“情随事迁”的笔墨情致，有着跨越时空的共鸣。

唐伯虎的《自书除夕诗卷》，是“疯癫”才子的精神独白，也是烟火人间的书法注脚。他以行书为媒，让“疯癫”的性情与“烟火”的生活在笔端相逢，既不是全然的狂怪，也非一味的俗媚，而是在文人书法的雅与世俗生活的俗之间，寻得一条灵动的中庸之道。这卷诗书，如同一枚刻着“唐寅”印记的琥珀，将明代文人的精神困境与生活热望，永远定格在那些流转的笔画与鲜活的诗行里，在书法史的星河里，熠熠生辉，且看且叹，且思且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