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 民：学好用好毛主席文武双治、软硬协同的政治智慧

“一文一武，文武双治”是毛主席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在革命、建设历程中形成的政治智慧的精华，也是战略层面上高级思维。它以“枪杆子”（武装力量、制度执行）为筋骨，以“笔杆子”（思想文化、宣传动员）为血脉，二者在不同历史阶段动态协同、互为支撑，既书写了中国革命的胜利篇章，也构建了治国理政的鲜明逻辑，其智慧在当代社会治理中仍能找到清晰的实践回响。

一、“文武双治”思想的理论奠基：从“结合论”到“两条战线”

9月3日观看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大阅兵，忽然听到了熟悉的旋律：《松花江上》。因为最近几年我格外关注红歌，关注革命战争年代毛主席领导我党我军如何借用传统的民间歌谣传播革命思想，由此产生了一大批至今仍然广泛流传的红色经典的情况，像《十送红军》《绣金匾》《东方红》《沂蒙山小调》等等概莫能外。我查了一下《松花江上》，竟然也是在保定地区广泛流传的《寡妇哭坟》原调上改编出来的。毛主席曾称赞这首歌曲说：“一首抗战歌曲抵得上两个师的兵力。”周恩来也盛赞这首歌“唤起了全民的抗日意识”。1936年“西安事变”前夕，学生在请愿游行中高唱此曲，张学良深受感动，表态将用实际行动回应抗日诉求。

众所周知，重视文艺工作是毛主席一以贯之的重大方略，早在1939年，毛主席就以在《临江仙 丁玲》当中说“纤笔一枝谁与似，胜似三千毛瑟精兵”，精准点出文化与军事的协同价值——“枪杆子”能夺取政权，“笔杆子”可凝聚人心，二者结合方能形成不可战胜的力量。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这一思想进一步体系化，他明确提出中国人民的解放需要“文武两个战线”，所谓“两个司令”一个是朱司令，一个是鲁司令：既要依靠拿枪的军队赢得武装斗争，粉碎敌人的军事围剿；也要建设“文化的军队”，后来更明确提出，“要想推翻一个政权，首先要造舆论。革命的阶级如此，反革命的阶级也是如此”。通过文艺和舆论宣传的办法动员团结群众、凝聚力量，可以极大促进“武”的方面的效率和胜算。一条“文武双治”的理论框架清清楚楚显现在我们面前，可以说，我党之所以能够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也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不同历史时期高歌猛进，这“文武双治”的思想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文武双治”的革命实践：从长征宣传到延安繁荣的生动演绎

在革命战争年代，“文武双治”并非抽象理念，而是融入每一场斗争、每一次动员的具体行动，长征中的文艺宣传、延安时期的文艺繁荣与军民大生产，正是其中最鲜活的注脚。

（一）长征路上的“移动宣传队”：用“笔杆子”照亮行军路

长征途中，红军面临的不仅是敌军的围追堵截，还有自然环境的恶劣与群众认知的空白。此时的“笔杆子”，化作了“走到哪、讲到哪”的文艺宣传力量：战士们背着石灰桶，在途经的岩壁、树干上刷写“红军是工农自己的军队”“打土豪、分田地”等标语，让沿途百姓第一次知晓革命主张；宣传队用快板、山歌改编战斗故事，“身背小马枪，脚踏万里路，革命到何方，宣传到何方”的歌谣，既鼓舞了红军士气，也拉近了与群众的距离；即便在翻越雪山、跋涉草地的绝境中，文艺工作者仍坚持演出《红军舞》《送郎当红军》，用艺术的力量驱散疲惫、坚定信念。

1935年9月红军到了哈达铺，“抗日必须反蒋，救国必须抗日”，“红军是工农的军队”“红军不杀人不放火是工农的军队”等等标语口号随处可见。1935年10月当地药铺老人张炯奎（清末秀才）也创作了诗歌《咏红军》：“仓皇无计欲何之，正是闻风落胆时。只道伤残同列寇，那知仁义胜王师。人言掳掠皆虚语，自悔潜逃反失资。瞥眼雷霆惊震后，听来一路赞扬辞。”难能可贵的是，红军还适时颁布了《回民地区守则》，告知北上抗日、民族平等、尊重回民生活习惯等等给予明确规定。

这支“没有舞台的宣传队”，用最朴素的文艺形式，将“武”的行军与“文”的动员紧密结合——既让红军战士在艰苦中守住信仰，也让沿途群众从“害怕红军”变为“支持红军”，为长征的胜利凝聚了最广泛的民心支撑。

（二） 延安时期的“文艺+生产”：“文”“武”协同筑牢根据地

1941年，由于日军封锁与国民党停发军饷，延安面临严重的经济困难，“饿死、困死”的威胁迫在眉睫。毛主席提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开启了军民大生产运动，而“文艺”则成为推动生产、凝聚人心的关键纽带，形成“文艺繁荣”与“生产发展”的双向赋能。

一方面，文艺工作者深入生产一线，创作出《夫妻识字》《兄妹开荒》等接地气的作品，用戏曲、秧歌的形式普及文化知识、宣传生产政策——农民在观看演出时，既学会了认字，也明白了“劳动光荣”的道理；另一方面，“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让文艺工作者与军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冼星海在窑洞里创作的《黄河大合唱》，以磅礴的旋律激发了军民抗敌与生产的热情；丁玲、周立波等作家深入纺线、种地现场，写下《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等经典作品，记录生产成果、歌颂劳动精神。

最终，延安不仅通过大生产实现了粮食、布匹自给，更通过文艺繁荣凝聚了军民共识，让“艰苦奋斗”成为根据地的精神底色——“武”的生产保障了生存，“文”的宣传升华了精神，二者共同将延安打造成了革命的“灯塔”。

（三） 才溪乡、长冈乡与晋察冀：“算账式动员”的基层实践

除了宏观层面的文艺与生产结合，“文武双治”在基层治理中更显精细。1933年才溪乡面临扩红困境时，毛主席通过“算生活账”（苏区农民生活优于国统区）、“算制度账”（参军后利益有保障），让群众主动报名参军；长冈乡以“劳动互助社”“妇女学犁”解决军属生活问题，用“列宁小学”“义仓”让群众感受政权温度，最终实现生产与支前双丰收；1942年晋察冀边区在日军“三光”政策下，以“劳武结合”实现“武装护生产、生产养武装”，粮食自给率大幅提升，群众参军热情高涨。

这些案例共同证明：“笔杆子”的核心是“见人心”，“枪杆子”的关键是“保民生”，二者结合才能破解难题、凝聚力量。

三、建国后“文武双治”的发展：文化斗争与“文斗优先”的治国智慧

新中国成立后，“文武双治”的内涵从“革命夺权”转向“治国理政”：“武”体现为维护国家主权、强化制度执行的硬实力，集中力量发展军事、国防为社会主义建设提供安全保障，大力兴修水利，发展全品类工业生产，为现代化国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两弹一星”的研发成功，更让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立稳了脚跟。现在有些人抱怨当时吃了很多苦，说“15岁之前没穿过衣服”，其实是对当时集中力量发展“硬实力”进行的片面、狭隘、阴险的解读。“文”则聚焦于文化思想建设、巩固意识形态阵地，通过一场又一场的思想文化领域的斗争，斗私批修，除旧布新，推陈出新，在几千年封建历史的基础上建设全新的社会主义新文艺，今天回想起来仍然令人感佩。除了“解放区的天是晴朗的天”，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只用一二十年就出现了风清气正的党风、政风、民风。在与封资修思想激烈交锋的六十年代，更提出了“文化思想斗争常抓不懈”与“要文斗不要武斗”的重要思想。既要和平稳定，又要防止资本主义和平演变，在前所未有的民族复兴康庄大道上，探索前行。

（一）扫盲运动：用“文化普及”筑牢治国根基

建国初期，全国5.5亿人口中80%以上是文盲，“睁眼瞎”不仅制约生产发展，更不利于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这既是文化领域的“短板”，也可能影响制度执行的“效能”。毛主席将扫盲视为“一项严重的政治任务”，推动全国范围内的扫盲运动，构建起“政府主导、群众参与”的文化普及体系。

各地纷纷创办“速成识字班”“工农夜校”，教材内容紧密结合生产生活与国家政策：农民学的是“土地”“粮食”“合作社”等词汇，工人记的是“机器”“生产”“安全”等术语，教材里还穿插“人民当家作主”“爱祖国、爱人民”的思想引导。山东临沂地区至今还习惯性地把年轻妇女叫做“识字班”。新疆地区六十岁以上的老人多数都能听、能说汉语。为了让扫盲落地，政府组织机关干部、学生、文艺工作者下乡当教员，甚至创造出“实物教学法”“快板识字法”等通俗方式——陕西农民通过认“锄头”“镰刀”学汉字，上海工人用机床零件对应词语，短短几年内，全国扫除文盲2000多万人。

声势浩大的扫盲运动，既是“笔杆子”的普及，也是“枪杆子”（制度保障）的支撑：政府出台《关于开展扫盲运动的指示》，将扫盲纳入地方干部考核，确保政策落地。为国防和工业建设提供了高素质的人才，也为后来改革开放发展经济提供了高素质的廉价劳动力。所谓“人口红利”绝对不仅仅是个数字概念，没有基本的文化教育做基础，根本无法做好哪怕是流水线上的简单机械劳动。这一点在今天文盲遍地的印度，仍然在验证中。总之，不仅国民文化素质大幅提升，更让“社会主义”从抽象概念变成群众能理解、能认同的理念，为国家建设筑牢了思想基础。

（二） 戏曲改革：让“传统文艺”成为新政权的宣传载体

建国初期，传统戏曲中仍然让“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唱主角，甚至包含封建迷信、低俗内容的作品，与新社会的价值观存在冲突。毛主席提出“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戏曲改革方针，明确“改造旧文艺，创造新文艺”的目标，让“笔杆子”的载体——戏曲，成为传播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工具。

改革并非“全盘否定”，而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今天我们讲这种思想提炼为“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保留戏曲的艺术形式，改编内容以贴合时代需求。例如，传统剧目《白蛇传》剔除“因果报应”的迷信元素，突出“反抗压迫、追求自由”的主题；《梁山伯与祝英台》强化“反对封建礼教”的内涵，契合新社会“男女平等”的主张。同时，文艺工作者还创作了《白毛女》《红色娘子军》等新戏曲，讲述农民翻身、妇女解放的故事，将“阶级斗争”“当家作主”的思想融入艺术表达。至于京剧现代戏的创编，更创造了现代戏曲艺术的高标，至今至今无人能够超越。

为了推动改革落地，政府成立“戏曲改进委员会”，制定《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中国文联的各个团体会员单位相继成立，推出了类似的制度规则。从制度层面规范文艺的内容与演出——这是“武”的保障；而各地剧团深入农村、工厂演出，让新文艺形态走进寻常百姓家，群众在欣赏艺术的同时，也接受了新的思想观念——这是“文”的渗透。最终，传统戏曲不仅没有因改革消亡，反而成为连接新政权与群众的文化纽带，新兴的电影电视艺术形式和高点起步，健康发展。实现了“文艺为政治服务、为人民服务”的目标。

（三） “要文斗不要武斗”：用“思想教育”化解内部矛盾

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推进，社会主义思想与封资修思想的分歧与矛盾逐渐显现。毛主席提出“要文斗不要武斗”的策略，强调在“武”（法律、制度）的框架下，优先通过“文”的方式——批评与自我批评、理论辩论、思想教育——解决问题，避免社会动荡。

在具体实践中，这一策略体现为“和风细雨”的思想引导：针对干部中的官僚主义倾向，通过“整风运动”组织干部学习文件、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反思工作中的问题；针对群众中的错误认识，通过报纸、广播、基层宣讲等方式，摆事实、讲道理，而非简单压制。例如，在农业合作化过程中，部分农民对“入社”存在疑虑，政府没有强制推行，而是通过“忆苦思甜会”“先进社员宣讲”，让农民对比“单干”与“合作”的利弊，最终自愿加入合作社。

“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核心，是相信思想教育的力量，对“人民内部矛盾”用“笔杆子”的说服力替代“枪杆子”的强制力。这一策略既维护了社会稳定（“武”的底线），又通过思想交流凝聚了共识（“文”的效能），为国家建设营造了相对和谐的内部环境，也体现了“文武双治”在治国理政中的灵活运用。

四、“文武双治”的当代实践：从基层治理到乡村振兴的智慧传承

毛主席“文武双治”的思维，并未随时代变迁而褪色，反而在当代社会治理中演化出新的实践形态——“武”表现为完善的制度体系、规范的治理流程，“文”转化为重视党建，加强意识形态管控，二者协同破解基层难题、激活发展动能。

（一）基层社区治理：“制度保障+文化纽带”破解“邻避效应”

近年来，部分城市社区在推进老旧小区改造、垃圾分类等工作时，曾面临居民不理解、不配合的“邻避效应”，这与革命时期“群众动员”的困境有相似之处。多地借鉴“文武双治”思路，以“制度”定规则，以“文化”聚人心：

在“武”的层面，社区制定《居民议事章程》，明确“改造方案需经三分之二居民同意”“垃圾分类奖惩细则”等制度，通过公示栏、居民群公开流程，确保治理有章可循；同时联合城管、物业等部门，对违规行为进行劝导纠正，守住制度底线。

在“文”的层面，社区工作者借鉴“才溪乡算账”的思路，制作“改造前后对比图”“垃圾分类省钱账”（如可回收物变卖收益、错误投放罚款金额），用数据让居民直观看到利益关联；还组织“邻里节”“楼道文化墙”活动，邀请居民手绘社区记忆、分享改造建议，甚至成立“银发宣讲队”，让老党员用亲身经历讲述“社区变好与自家受益”的关系。最终，原本抵触的居民主动参与改造，垃圾分类准确率从30%提升至85%，实现了“制度硬约束”与“文化软认同”的双赢，这正是当代“文武双治”在社区治理中的生动体现。

（二） 乡村振兴：“政策支撑+文化赋能”激活内生动力

在乡村振兴中，部分农村曾面临“政策落地难、农民参与少”的问题，类似延安时期“生产动员”的挑战。多地以“政策”为“枪杆子”强基础，以“文化”为“笔杆子”激活力：

“武”的层面，政府出台“产业扶持政策”（如特色种植补贴、乡村旅游贷款贴息）、“基础设施建设规划”（如道路硬化、水利修缮），明确资金使用标准、项目验收流程，通过村集体经济组织监督落实，确保政策红利直达农户；同时打击“侵占集体资产”“破坏生态环境”等行为，维护乡村秩序。

“文”的层面，借鉴“延安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各地培育“乡村文化带头人”，组织村民编排反映乡村变化的小品、山歌，拍摄“家乡美食”“农事技艺”短视频，在抖音、快手等平台传播，既保留了乡土文化，也吸引了年轻人返乡；还开展“星级文明户”“最美庭院”评选，为获奖者挂奖牌、发农资奖励，像长冈乡“妇女学犁戴红花”一样，用荣誉激发群众积极性。例如，某山区村通过“政策补贴+文化宣传”，发展高山茶叶种植，同时打造“茶文化节”，让村民既获得经济收益（人均年收入增加8000元），又重拾对家乡文化的自豪感，实现了“产业兴、文化活、人心齐”的振兴目标。

五、“文武双治”的辩证逻辑与永恒价值

纵观毛主席“文武双治”的实践历程，其核心逻辑始终是“辩证统一、互为支撑”：“笔杆子”是“枪杆子”的灵魂——没有思想动员，武装斗争就会失去民心基础；所谓“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武装”。没有文化建设，制度执行就会缺乏精神认同，事倍功半、民心涣散；而“枪杆子”是“笔杆子”的保障——没有武装力量，文化宣传就会被敌人摧毁；没有制度支撑，思想教育就会沦为空谈。

从革命时期的“长征宣传”到当代的“社区文化墙”，从建国后的“扫盲运动”到如今的“乡村文化振兴”，“文武双治”的形式在变，但“文武并治、软硬协同”的内核未变。我们有时会发生一些匪夷所思的事情，比如党员干部当中的腐败堕落分子的奇葩言行，根本上还是“文武偏废、软硬失衡”：对坏人过分宽容，对好人表彰不足。比如因为诋毁八路军而争议不断的《红高粱》系列，被改编成了歌剧在国家大剧院堂皇上演，官方报道宁可加一句“编剧莫言七易其稿，创作了有别于原著小说的歌剧”，也不肯放弃对“争议营销”的依恋。这些现象告诉我们：任何治理目标的实现，都需要“制度”（武的方面）守住底线，“文化”（文的方面）凝聚人心，二者缺一不可。这种思维不仅是毛主席政治智慧的凝练，更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重要传统，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今天，仍将为破解治理难题、凝聚发展力量提供宝贵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