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染古城魂：李英儒与长篇小说《野火春风斗古城》的创作征程

深夜的灯光下，一位作家正伏案疾书，他的思绪回到了十年前在保定古城与敌周旋的地下岁月。他用笔尖重温惊心动魄的谍战生涯，也将那段鲜为人知的革命传奇永远定格在中国文学史上。

1955年的一个深夜，时任解放军总后勤部文化部副部长的李英儒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却没有休息。他摊开稿纸，笔尖在纸上沙沙作响，一段段惊心动魄的记忆从脑海中涌出，化为文字。

这是他酝酿已久的工作——以自己抗战时期的地下工作经历为素材，创作一部长篇小说。原计划20万字的作品，最终“因停不下笔”扩展至30余万字，历时三年半才完成。

李英儒和妻子女儿

作家李英儒（1914——1989）

这部作品就是后来被誉为“红色经典”的《野火春风斗古城》。

一、书生从戎，才子踏上革命路

李英儒1914年出生于河北清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年幼丧父，家境贫困，他依靠两个哥哥扛长活、打短工维持生计。聪慧过人的他热切期盼读书学习，在割草、拾柴等劳作之余，跟着私塾先生学认字。

1930年，在乡亲们的帮助下，李英儒进入保定志存中学读书。他一边勤工俭学，利用节假日为学校打扫卫生看管图书馆，一边努力完成学业。他对鲁迅、茅盾、巴金的作品爱不释手，也阅读了《共产党宣言》，接受了革命思想的熏陶和洗礼。

1937年，李英儒以河北省会考第一名的成绩被保送到燕京大学，在当地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当他满心欢喜地奔赴北平求学，却发现因为“七七事变”，学校的学生都南下参加抗日救国的宣传去了，大学已经变成了有名无实的空园。

燕京大学遗址

当心心念念的大学梦被炮声震碎，目睹了北平城里的兵荒马乱、日寇横行，李英儒毅然回到保定。当时的保定军校立刻找到他并想聘请他做教员，条件丰厚。但是经历过北平惨淡气氛的李英儒更想拿起枪保卫自己的亲人，他在学校当过学生会主席，带着学生进行过《步兵操典》的训练，加上曾经有过军旅生涯的东北讲武堂毕业的地方人士协助，以他个人在家乡的名声，居然还筹到了马匹和枪支。有个乡绅一次就捐出了三支枪两匹马。

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保定城

保定市西大街

李英儒振臂一呼，20余岁的年纪就在家乡拉起了近千人的队伍，加入了抗日先遣支队，被任命为独立团团长。这位不久前还是文弱书生的年轻人，此刻已经成为带领战士们在冀中抗日战场上与日伪军作战数百次的军事指挥员。

二、深入虎穴，地下工作的生死考验

1942年5月1日，侵华日军纠集日伪军五万余人，对我冀中军民发动了空前残酷、空前野蛮的“铁壁合围”式的大扫荡。这次扫荡，敌人凭借军事上的机动优势，采取多路密集的“拉网式”“梳篦式”战术，从四面八方将我冀中区党委领导机关和冀中军区的主力部队压缩在深州、武强、饶阳、安平四县相接的根据地腹心地带，妄图歼灭。五一大扫荡使抗日根据地军民遭受了重创，“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造成村村血迹遍地，李英儒妻子张淑文的家乡在安平县，几位亲人也惨遭毒手。

日寇的“铁壁合围”

日寇的“大扫荡”

经过了这次大扫荡，军区党委意识到情报工作的重要性，为了使我们不再蒙受如此惨重的损失，更为了粉碎日伪军不停的疯狂扫荡，冀中军区党委决定派李英儒打进保定城，开辟一条由冀中通往山区抗日革命根据地的地下交通线。敌工部部长史立德代表党组织找他谈话时说：“抗战初期你是我们八路军独立团的团长，有战争经验，有文化，你对保定特别熟悉，在这里上过学，有群众基础，又是本地人，你胆识不缺，又有一定的人际关系，相信你能随机应变，险中求胜。”李英儒二话没说就接受了组织的安排，并动员妻子张淑文和他一起去保定“谋职”。

凭借一张伪造的证明信，李英儒“混”进了保定城。他通过一家粮店的地下党员联系上了伪河北省公署的经理科科长，很快谋到了一份职员的工作。从此，李英儒开始了 “战斗在敌人心脏”的地下工作生涯。

他的家逐渐成为八路军的秘密交通站，李英儒也被任命为保定工作站站长兼党支部书记。随着工作需要，他后来以保定师范国文教员的公开身份为掩护，与保定城里各方人士交游，慢慢建立起一个人际关系网络。

三、 战火情缘，革命伴侣的生死相依

李英儒的妻子张淑文也是位传奇人物。她13岁即为儿童团长，16岁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时她正争取到根据地去学习，却为了掩护李英儒，服从组织分配，进城当了地下交通员。

张淑文主要搞军事情报，并一次次随身携带情报出入有日本人站岗的城门，历经风险，因而被圈里人称为 “银环”。这个真实生活中的银环，后来成为小说中银环角色的重要原型。

在保定做地下工作期间，张淑文与李英儒并肩战斗。她千方百计将李英儒弄到的保定城内敌人动向的情报转送出去，给城外的同志提供了极具价值的信息。交通站的同志还冒着生命危险，设法给城外的同志购买及运送急需的药品和枪支弹药。

这对革命伴侣在险象环生的地下工作中相互扶持，共同经历了无数次生死考验。他们的革命爱情，也为后来小说中杨晓冬与银环的感情线提供了创作灵感和素材。

四、创作冲动，从战火到笔墨的转换

新中国成立后，耳畔没有了枪炮声，但李英儒总是回忆起那枪林弹雨的峥嵘岁月。在保定城内见到的人以及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传奇故事，不停地出现在他的脑海中，让他产生了难以抑制的创作冲动。

他对妻子说：“一定要把艰苦日子里的人和事，要把那些牺牲的英雄写出来！”这种创作冲动，促使他一鼓作气写出了长篇小说《战斗在滹沱河上》。小说一经发表便广受好评，这对李英儒是鼓舞，也是鞭策。

但他最想写的还是自己和战友们在保定城开展地下斗争的经历。于是，从1955年开始，李英儒开始构思创作长篇小说《野火春风斗古城》。

由于有着深厚的生活积累，李英儒的写作可谓胸有成竹、一气呵成。他把自己做地下工作的传奇经历写在了男主人公杨晓冬身上，把妻子张淑文做交通员时的一些故事写在了女主人公银环身上，把策反伪军的经历用在了关敬陶身上。

五、 题名寓意，野火与春风的象征

李英儒在谈及这部小说的创作经过时曾说，由于比较熟悉这段历史，他一直想把内线斗争的人物和事件全面地记录下来。

想到党的内线工作是一条隐蔽战线，多少人曾在这条战线上流血牺牲，他一度想把小说命名为《另一条战线》。

但最后，他选择了更具象征意义的书名——《野火春风斗古城》。他解释说：“我以野火比作敌人的凶焰，以春风比作党的力量，任你敌人的凶焰再高，也烧不尽中国人民革命的有生力量，经过党的春风化雨，终究会取得斗争的胜利。”

这个书名精准地把握了抗战时期的时代特征和精神本质。凶焰万丈的日寇如同野火般肆虐中国大地，而党的力量则如春风般潜移默化地唤醒民众、壮大革命力量。

六、人物塑造，从生活到艺术的升华

小说创作中，人物形象的塑造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李英儒虽然有着丰富的生活积累，但如果仅仅把自身的战斗经历原原本本表述出来，还只属于回忆录性质的文字。

在写杨晓冬的母亲这个人物时，李英儒想到了自己的母亲。自他离开家乡参加革命以后，母亲也在抗日战争中英勇殉国。为了写好杨母这个角色，他研究了一些中外文学作品中母亲的形象，但最重要的还是依据现实生活进行创造。

他在自己母亲的基础上回忆想象了很多农村母亲的形象，比如回民支队马本斋的母亲马老太太，以及冀中“五一大扫荡”前后掩护过他的几位房东老大娘。这个过程就是鲁迅所说“人物的模特儿也一样，没有专用过一个人，往往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角色”的典型化过程。

七、狱中坚守，牙膏皮作笔的写作奇迹

“文化大革命”中，李英儒遭受迫害，被监禁八年之久。但在狱中，他并没有放弃写作的信念。

在极度困难的条件下，他用牙膏皮的一角作笔尖，以《资本论》文字夹缝作稿纸，创作出《女游击队长》和《上一代人》两部长篇小说，达100多万字。

其探监号为7003号，也就是1970年入监的第三号犯人。身心的折磨让他想到了死，但血雨腥风的革命经历重新激起了他生的希望。

一个傍晚，他偶然抬头仰望，只见牢房小窗外有弯月当空，一时月牙又被乌云遮住。低头翻开报纸，忽然发现此日正是端阳节，于是他作诗自勉：“碧空乌云吞月光，骤忆今夜是端阳。人生有路须前进，大夫何必跳楚江。”

他开始在狱中构思一部反映冀中抗战内容的长篇小说——《女游击队长》。这种在逆境中坚持创作的精神，体现了老一辈革命作家的坚定信念和不屈意志。

八、作品流传，从小说到银幕的经典

《野火春风斗古城》从1955年动笔，一直写到了1958年夏天。1958年6月，这部作品在上海的《收获》杂志首次发表，同年11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

作品问世后，立即引起轰动，一时间洛阳纸贵，人们争相购买阅读。主流媒体发表了大量评论文章，好评如潮。叶圣陶先生一口气读完了此书，称赞其为“一部激动人心的优秀作品”。

这本书很快引起了电影界的关注。最终，在军委总政治部的协调下，决定由八一电影制片厂承担这部电影的拍摄任务，并由李英儒、李天、严寄洲三人共同完成电影剧本的创作。

导演严寄洲选定王心刚饰演杨晓冬，王晓棠一人分饰两角出演谍报双姝金环、银环。电影上映后，王心刚和王晓棠被公认为“最佳银幕情侣”，成为几代中国观众心中的偶像。

2019年，在李英儒逝世30周年之际，他的《野火春风斗古城》入选“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再次证明了这部作品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今日保定市古莲花池

李英儒在抗战胜利60周年之时获得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的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章。

这位从保定古城的地下战线走来的作家，最终用笔为自己和战友们的传奇留下了永恒的文学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