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田芳自述：我在营口说书很火，存下四千多块，这可是1962年的钱

到了1962年，文化主管部门规定，演员必须说新唱新。这道命令使曲艺界的演员傻了眼，因为说书人都是从师傅那里继承的艺术，讲的都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从来就没说过新书，这道命令等于砸了他们的饭碗。好在鞍山曲艺团有个杨田荣，也就是我那位田荣师兄，他过去在天津的时候说过新书《铁道游击队》和《新儿女英雄传》，有一定说新书的基础，因此他就成了我们说新书的老师，平时以身示范，还开创了一个新书学习班。

不管男女演员全都参加了这个学习，要学习如何说新书，我自然一马当先，其实说新书对我来说并不怎么困难，因为我有文化，喜欢看小说，对许多新书也很感兴趣。经杨田荣一点拨，我马上就可以演出了，除了田荣之外，就属我说新书说的好。我曾一口气说过《草原风火》《新儿女英雄传》《战斗的青春》《林海雪原》等三十多部小说，收入并不比传统书差多少，所以每天我家里都有同行拜访向我学习说新书，我也把我个人的体会如实地传授给他们，于是杨田荣和我成为了说新书的顶梁柱。不久田荣被电台邀请到鞍山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了长篇小说《铁道游击队》《平原枪声》等，颇受人们的欢迎。每到中午，杨田荣的声音覆盖着鞍山地区，从此他从一个茶社名演员变成了家喻户晓的明星，我羡慕得不得了，心说迟早有一天我也要登上电台，从此之后我在说新书方面下的功夫一点也不亚于传统评书。

随着我说新书小有成就，个人主义也冒出了头，总感觉到我不仅说传统评书是顶梁柱，说新书也不含糊。那时杨田荣上了电台，随着声望的提高，各单位邀请他的人很多，再加上他每天到电台录书，所以难以保证茶社的收入，而我对茶社收入却比他要高得多，想到这些我心里非常不平衡，84元工资对我来说太少了。不仅是我，我老伴儿比我闹得更凶，她的工资是每月98元，按她的水平以及从艺的年头，应该挣到一百一十一块五，由于她认死理儿，不会顺情说好话。这使她的工资比别的女演员低了一等，为此她更是不平，当时又有孩子，她又闹情绪，所以说书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那时候有一天不演出就要扣工资，所以她每月的工资顶多开四五十元，我们俩的工资加到一起，难以维持家里的生活，尤其我们当初单干的时候收入多花费大，现在骤然减少，难以适应，每月都往里赔，把我们几年的积蓄都要赔光了。我老伴儿实在不想在鞍山待了，要离团，可是申请了几次，领导不批，后来她一赌气带着孩子离开了鞍山，跑到外面单干去了。我嘴头上说反对她这么干，其实心里支持她，也希望她找个好的落脚地，把我也带出去。

1962年2月，她落脚到内蒙古的海拉尔市，海拉尔的曲艺团正缺演员，对这个主动上门的女演员非常欢迎，当时答应每个月给她开工资180元，尽管如此，当时粮荒还没过去，在外边生活还要花钱买粮票，一斤粮票大约是三到四元，除去买粮票之外也剩不下什么钱，所以她给我来信说你快来吧，这儿的团长对人非常好，也希望你参加他们曲艺团，工资跟我一样也是180元，我接信之后，连考虑都没考虑，立马作出决定，把鞍山的房子托人看管，坐上火车直奔海拉尔。我们一家四口终于在内蒙古团聚了，说来也怪，我在海拉尔的收入也相当可观，海拉尔属于边远地区，说新书可以，说传统书也可以，因此我就拿出拿手的绝活《三侠五义》，结果在海拉尔一炮走红。

哪知好不长，一个多月之后，鞍山市曲艺团的副团长石富居然找到了海拉尔，要求我们回曲艺团，被我们当场拒绝，我老伴儿更是直言不讳地说："回曲艺团可以，你给我们多少钱的工资？"石团长说："这是国家规定，我无权更改，但根据实际情况可以往上调一调。"我老伴儿说："那你就回去调整去吧，多咱调整好了我们再回去，老单也是如此。"石团长赌气离开了海拉尔，通过鞍山文化局和海拉尔文化局向我们施加压力，可是有句话您别忘了，山高皇帝远，海拉尔文化局根本不理鞍山文化局那一套。

又过了一个多月鞍山市曲艺团业务团长张树岭也来到海拉尔，毕竟都是同行，我们推心置腹地进行了长谈，张树岭说："从公家的角度说我是奉了领导的指示来督促你们回鞍山，从私人的角度说咱们都是同行我很想念你们，也借这个机会来看看你们。"当天我请他在呼伦贝尔大饭店吃了烤牛肉，我们边吃边聊，张树岭说："田芳啊，自古至今，私人不能跟官方斗，小胳膊拧不过大腿，这样僵持下去，迟早你要吃亏，再说现在文化局已经把你家四口人的粮食关系冻结了，粮票又这么贵，你们在这儿虽然挣的钱比较多，除去人吃马喂，也剩不下多少钱，还是跟我回去吧。"我当时大发牢骚，嫌工资太少，不涨工资我是绝对不回去的，张树岭没有办法，只好叹了口气，离开了海拉尔。我跟全桂俩人商量，张树岭说的不无道理，虽然咱俩的工资都比鞍山多得多，但是除去花费真也所剩无几，看来海拉尔也不是咱们久居之地，我想找一个真正单干的地方，老话说得好，好汉不挣有数的钱，我老伴儿非常同意，为了感谢海拉尔曲艺团，我们还是坚持着说了一大截书。

之后我老伴儿又联系上营口的田庄台，在同年的八九月份，我们离开了牛羊成群的海拉尔，来到田庄台，至今回忆起来，田庄台给我的印象太深了，我在田庄台居然大红大紫，收入超过所有的地方，从腊月到正月我们除去花费还存了4600块钱，这可是1962年的钱，与现在的4600块钱没法相比。

书说简短，过了年之后，我们又到了苏家屯，从苏家屯又到了营口的盖县，一路过关斩将，几乎全是火穴大赚，但是形势不容人哪，人家都是国营或者是大集体，却冒出我这么个单干户，而且收入相当可观，这对挣工资的老艺人来说，负面影响实在太大，因此有人把我告到营口市文化局，要求文化局下令禁演，理由是我是鞍山市曲艺团的演员，跑出来单干，属于黑户，必须停演。一是形势所迫，二是同行是冤家很多人挣不着钱眼气，自然不能说我的好话，迫于这种压力，我又想到女儿慧莉该上学了，无论如何不能耽误孩子的学习，思前想后再三斟酌，我们还是回到了鞍山市曲艺团。当时曲艺团规定我的工资长一级，每月98元。由于私自出走，违反了组织纪律，需要象征性地在大会上做一次检查，另外罚款800元，对于过去的事就算一笔勾销。还有个条件是收留我回曲艺团，不收留王全桂，理由是她不会新书。全桂冷笑说："更好，我讨厌死他们了，你在团里说书照顾家和孩子，我到外面单干去，没有你的拖累他们也不会找我。"就这样我们达成了协议，女儿上学了，了却了我一个大心愿。表面上看，孩子上了学，又长了一级工资，是好事一件，可是万万没有想到，两年多之后，遇上了文化大革命，从那儿开始，受了大罪，倒了大霉，几乎把命搭上，这是我一生中不可饶恕的错误。因为回鞍山是我决定的，这一下子就栽进了火坑，假如在外面继续单干下去，也不会摊上这场横祸，后来我总结说命啊，这就是命，该着倒霉，城墙也挡不住。我又说起了新书，结束了长达一年半在外的奔波。

1965年冬我儿子老铁也上学了，我参加了四清工作队，到辽阳县唐家房子去搞四清，什么叫四清呢？就是清政治、清思想、清组织、清经济。我们在农村搞四清搞了一年多，突然接到上级命令，四清队解散，我长出了一口气总算可以回家了。

1966年6月，晴天一个霹雳，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一场风暴席卷神州大地。书不说了，戏停演了，全要坐下来学习，参加这一场触及灵魂的大革命，我们每天准时八点上班学习，曲艺团的演职员工齐聚一堂，要学习批判三本书，批判吴晗邓拓廖沫沙，同时批判他们的《燕山夜话》，开始的时候大家懵懵懂懂，大伙心里都还高兴，因为不说书了，放下了千斤担。随着运动的深入，市里和文化局派来了工作组，领队的人是艺术科科长刘磊还有位女秘书王燕，由他们和曲艺团的骨干分子组成工作组，我一看就知道情况不妙，这不是普通的运动，否则不会这么兴师动众。

在批判完《燕山夜话》后，开始了群众斗群众。第一个被揪出来的就是老艺人、曲艺团业务团长张树岭，也就是去海拉尔找我们那位，说他是封建堡垒头子，又说他欺压同行、垄断市场，十几顶大帽子扣到他头上，还号召他的三亲六故以及子女跟他划清界限，揭发他的问题，张树岭不堪重压，当场晕倒，被送进小号单独看管，小号就是我们曲艺团的食堂，单独看管说明问题严重。第二个被揪出来的是鞍山市茶社的代表崔吉昌，说他是市场无赖，对高级演员阿谀奉承对没有名气的演员欺压污辱，又说他贪污了大笔的钱，每天都叫他登台低头交代问题，大家高呼口号揭发他的所有问题，老崔也是肉人，架不住这顿炮轰，也晕倒在会场，被送进了小号。

当时我就预感到我的情况不妙，迟早把我也得揪出来，为什么这么想呢？因为每次运动都漏不下我，一是我父亲的问题，使我受到株连，说我父亲是反革命，说我替反革命喊冤叫屈，说我有严重的资产阶级思想，又说我拉山头搞独立等等，虽然都侥幸过了关，但看这次有点儿在劫难逃了，每天回到家里我都把会场的情况介绍给妻子，我告诉她你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迟早他们也不会放过我，何况咱们还出去跑单干，挣了那么多钱，他们本来就眼红，再加上我父亲的历史问题，肯定不会轻易放过我。

我的猜想果然不错。有一天我骑着自行车来到会场，把车停好一进会场大门就看见醒目的大字，上写揪出反革命黑帮头子单田芳，再往里面一看，嚏，绳子上挂的，墙上贴的，到处都是揭发我的大字报。人哪就是这样，没事怕事，当事情真出现了，反而倒镇定了，我避开大家那种异样的眼光，若无其事地喝着水抽着烟，心中暗想爱怎么地就怎么地吧，我也豁出去了。果然会议开始，炮口一下全都对准了我，曲艺团的骨干分子振臂高呼：打倒单田芳打倒单田芳，单田芳站出来，上台！由于我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所以很从容地登上了三尺高台。对比我说书闯关的第一关，反倒轻松多了。接着大家给我揭发问题，陈年旧账翻了个底朝上，言论问题成了焦点，许多到我家经常串门的朋友，也当众揭发我某天某月某日都说了哪些反动言论，有人说我反对大跃进，有人说我反对三面红旗，有人说我反对大炼钢铁，什么污蔑党的政策，攻击党攻击政府，是从骨子里就反党的反革命分子，然后叫我一一回答。当时我一边听着，心里一边在想，尽管他们提的绝大多数都是造谣生事，但也有的说的是真的，全怪我平时嘴角不严，显摆自己知识丰富，摸摸脑袋就是朋友，这回可好，这些所谓的朋友都成了揭发我的骨干分子，揭发大会进行了两天，也把我送进小号，让我们在小号里边冷静思考交代问题。

我心里那气不打一处来，对他们提的问题，抵触情绪极高，但是我又冷静地反思了几天，后悔自己有些言语失当，比方说大炼钢铁的时候我曾经说过："咱们都是说书的，懂得什么炼钢铁，把书说好才是为人民服务，要都懂得炼钢铁早成了炼钢工人了，还说书干什么？"我还说过："传统书有什么不好，为什么不让说，没有古哪来的今，没有过去哪有现在？连四大名著都不让说了，简直是荒唐至极。"类似这样的话的确说过，因为我爱交朋友，我家每天晚上都有许多同行去串门，朋友之间无话不谈，我觉得没什么就说了心里话，其实他们也说了。现在要整我就把这些所谓的罪行加到了我的身上，您想我能服气吗？

我们在小号待了一个月，到了1966年9月，秋高气爽的时候，突然我们这些被关在小号的人又被放回大队中，工作队也宣布撤离了，还有人说整人的材料都属于黑材料，一定要退还本人当众销毁，于是我们这些挨整的人管这些整人的人要黑材料，整人的人拒不交出，双方剑拔弩张，形成了严重的对立。

有一天休息日，我正在家里头看书，突然评剧团的好朋友李少岩来了，他带着慌张和惊恐的样子对我小声说："田芳，你听说没，北京都造反了。"我听罢大吃一惊，这句话不亚于晴天霹雳，我问他你听谁说的？他说北京来了不少学生，搞串联，到处讲演，大呼革命无罪造反有理，这不是造反是什么？尽管他说的如此认真，我还是不敢相信，心里怦怦直跳，难道说世道变了，谁有这么大的胆子敢造反，难道还有人敢挑头？当天晚上，我带着全桂到多日不去的市中心广场，但见左一圈右一圈，人头攒动，多达数万之众，有不少北京来的学生，正在登台讲演，号召群众组织起来，大呼革命无罪造反有理。

老实说对这种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我感到非常茫然，我不相信这是真的，他所指的革命无罪是革的什么命，他说的造反有理指的是造什么反，不但是我，我身边所有的人都不太理解，于是我们每天晚上都去听这些学生的讲演，但有一条我听明白了，据说中央有一股黑势力，反对主席，反对中央，挑斗群众斗群众，唯恐天下不乱，造反就是要造这帮人的反，革命就是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接下来不久各单位各团体，所有的党政部门，工矿企业，像雨后春笋般成立了名目繁多的战斗队，比如说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队，横空出世战斗队，房产局武工队，钢城飞虎队，成立战斗队成了一种时髦，我们曲艺团也成立了好几个战斗队，整人的人成立了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队，被整的人成立了红色文艺造反队，还有一支中间队伍，他们既没整过人也没被人整过，对立的双方都管他们叫中间派，这三十多人也成了对立双方拉拢的对象，都想扩大队伍以壮声势。

晚上没事，我跟全桂私下里闲谈，她问我："这究竟刮的是哪股邪风？怎么这么乱，现在书不说了，戏不唱了，各行各业都上街造反了，生产谁抓啊？日久天长怎么得了？"我说："谁知道啊！"我虽然说不出什么道理，但我感觉到这场运动非同寻常，通过历次运动的经验，凡是运动都是整人的，谁知道究竟要整倒哪些人？总而言之，言而总之，不是一件好事，我跟我老伴儿说："我真想坐到中间队里，什么战斗队也不参加，但是整咱们的人坚持不退黑材料，迟早有一天还要对咱们下黑手，不通过造反队抢回那些黑材料，肯定没有好果子吃，我参加战斗队这也是逼上梁山啊，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吧。"我说的这些都是心里话，但有一线之路，我也不会参加什么造反队的，因为没有了退路，只好豁出去了。接下来那段日子，就是舌枪唇剑，我说你假造反你说我假革命，要不就到处串联，就像滚雪球似的越滚越大。

1967年年初，武斗开始了，由于讲理讲不通，就得武力解决，人少了肯定不行，所以人们千方百计地组成了跨行业集团，我们这些被整的人参加了钢都红色文艺造反团，直接归鞍山钢铁公司领导，而且队伍里不仅是曲艺团的人，京评歌曲话大家组织在一起足有一百多人，由于上面有鞍钢的支持，下面有众多团体的人员参加，声势十分了得。整我们的人也不示弱，他们参加了鞍山市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队，也是跨行业的组织，声势也十分强大。在这时候武斗不断发生，街上的宣传车一辆挨着一辆，宣传喇叭越来越大，声音越来越高，各说各的理，谁也不让谁，由于有的宣传车被对方给砸了，所以被砸的这方，就组织了武装护卫，头戴柳条帽，手拿钢管儿制成的标梭，还有三截棍、大刀片，对方也是如此。于是街头巷尾一旦相遇，武斗不可避免地发生，往往打得腿断胳膊折，有的宣传车还被汽油点着了，弄得火光冲天，好不吓人，此种情况越来越严重，市领导都成了走资派，各局各厂的领导也成了走资派，公检法也瘫痪了，简直成了混乱世界。

后来我们组织了一批人到北京学习经验，正赶上北京批判彭陆罗杨大会，我们也参加了，那时候我们白天到处看大字报，晚上就住在文化部大楼里，文化部已经瘫痪，各司局已无人办公，到处都被造反派占领，先下手为强，谁先占领的地方就归谁说了算，我们也夺了一间房子作为站脚地，白天开会参观大字报，晚上就席地而睡，就睡在办公室里。那会儿的人简直都发疯了，不仅街上乱成一团，几乎每个家庭也搞起了内战，比方说丈夫是鞍钢派，媳妇是市政派，回家后各说各的理，往往辩理不成也上升为武斗；父子之间因为立场不同，观点各异，也吵得脸红脖子粗，甚至大打出手，简直乱得一塌糊涂，现在回忆起来真是荒唐透顶不可思议。父子不和夫妻不和，一个家庭四分五裂，各有各的观点，各有各的立场，白天跟别人辩论，晚上回家还是大辩论，您说这不是邪门是什么？

我们从北京回到鞍山后，武斗还在继续，比过去还混乱。于是我们钢都红色文艺造反团就占领了鞍山市文联大楼作为办公地点，这座楼一共有三层，能容纳下一二百人。我们每天的工作就是写大字报，因为我们当时保的是王鹤寿（原鞍山市委第一书记兼鞍钢党委书记），对方管我们叫保皇派。而对方支持的是赵敏（原鞍山市第二书记）、罗定风（原鞍山市委书记），我们也管他们叫保皇派。究竟谁是保皇派，这是一笔糊涂账。总之武斗和舌战持续不断，各说各的理，斗了个天昏地暗，我在造反团属于笔杆子，每天起草写大字报，然后有人到街上去张贴，在张贴的时候，倘若遇到对方，对方上去就把大字报撕了，往往贴大字报的人被人家打得头破血流。对方也是如此。

我们造反团有两位团长，大团长是京剧团花脸演员，二团长是曲艺团的评书演员，有一天我们接到鞍钢总部的命令，派出十个人去抢黑材料，其他的人在文联大楼里听信儿。

到了午夜时分，被派出那十个人回来了，还背回几麻袋黑材料，当他们把麻袋打开，把这些黑材料往地上一倒，嚯！真多啊，堆得跟小山似的。我翻了几本看了看，原来都是文艺界被整的那些人的材料，有话剧团的，也有京剧团的，于是我问他们："你们这些材料是从哪儿弄回来的？"去的人回答说："总部有人领我们到公安局仓库去了，这些材料都是从公安局仓库里翻出来的。"正在这时有人惊叫一声："看哪！这还有单田芳的材料呢？"我一听吃了一惊，心说怎么还有我的材料，这是哪弄的，谁搞的？赶紧伸手把那材料拿过来，仔细观看，一共有三大本，每本都有一寸多厚，那上面有我的编号和名字，我心头突突直跳，两手冰凉，赶紧把黑材料打开观看，闹了半天，都是同一个人检举我的黑材料，上面有年月日、星期几、几点到的我家、都跟我谈了些什么，下面的落款是"李明白"三个字。

这件事太出乎我的意料了，李明白是什么人呢？在1955年我们刚到鞍山的时候，他是曲艺团的会计，家里很穷，穿的衣服十分破旧，整天嘴里叼着个木头烟袋，但为人随和，工作认真。时间长了，我才知道，原来他家离我家不远，有人告诉我，在旧社会他参加过国民党的三青团，三青团属于反动组织，虽然他没戴上反革命帽子，但也属于灰色人物，灰色人物是不被政府重用的，所以才在曲艺团当了会计，有很多人瞧不起他，冷嘲热讽，对他大发雷霆，就因为他出身不好，他也不敢还口。我看见这些事，觉得很不公平，对他很可怜，有时候他也到我家坐一会儿，时间长了我和全桂都管他叫关大哥，管他爱人叫关大嫂。此人很有文化底蕴，对古典书籍也很精通，往往我们在闲聊之中，他讲的故事对我都很有帮助，因此越处越近。我老伴儿是个热心人，看到他生活困难，经常把我们不穿的衣服送给他家，有时候也借钱给他，但他有了钱就还，绝不占你的便宜，有时候我和全桂到外地去演出，就把家交给他看管，他也非常认真负责，简直就像我的亲哥哥一样。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后，他也是挨整对象，所以他也参加了红色文艺造反团，跟我们在一起搞起了革命，因为他家里孩子多，生活困难，又是一个普通工作人员，所以他经常不在办公室值班。就是这样一个人，背着写了那么多检举我的信，我们相处了几年，几乎他把这几年我说过的话都写成材料交给公安局了。您说可怕不可怕，这真叫世界之大无奇不有，有想不到的事，没有做不到的事，这个一向对我很好的朋友闹了半天是真正的敌人，我被他蒙蔽了这么多年，一点儿也没看出纰漏，我看着材料，头上冒出了冷汗，心里气得不行，我把这三本材料装进挎包里。

第二天我找到了李明白。他一家正吃晚饭，看见我来了，李明白热情地打招呼："田芳啊，这么晚了你咋来了？今天晚上没值班吗？"我控制着满腔愤怒，没在他家人面前暴露，平静地说："我今天找你有点儿事，咱哥儿俩找个地方谈谈。"李明白说了声："行。"他痛快地放下了碗筷，披上衣服就跟我走了，我们俩都骑着自行车，一路上谁也没说话，我把他领到曲艺团的老团部。现在曲艺团的老团部只留下一个老头看门，人都去造反了，院子很大，空荡荡的，我们俩把车停到院里，我把他领到一间空房里，李明白意识到有点不对劲儿，也顾不上抽他的大木头烟袋了，忙问我："田芳，把我找到这有啥事啊？"我那时实在控制不住情绪了，我指着他的鼻子对他吼道："李明白你不是个人，你是个禽兽。"李明白被这句话惊呆了，低声下气地问我："田芳你这是怎么了？哥哥哪点事做错了，你干吗发这么大脾气？"我依然吼道："你别在我面前装好人了，我问你，你背着我都干了哪些事？"他把双手一摊，委屈地说："没有啊，你指的是哪方面的事？"我说："别在我面前演戏了，你看看这是什么？"说着从背包里取出三本黑材料，"啪"的一声，摔在他面前，他顿时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脸色苍白，呆若木鸡，半天没说出话来，我两眼噙着泪花，指着他说："几年来我和全桂拿你当亲哥哥，两个孩子拿你当亲大爷，哪点亏待了你？你到我家又吃又喝，没想到你背着我把我说的话都记录下来，偷着送给公安局，你这招可够狠的，你这是往死了整我啊。"

李明白听到这儿双腿一软，给我跪下了，伸出两只大手，啪啪扇自己的嘴巴子，一边打一边说："我不是人我不是人，哥哥对不起你。"接着他是声泪俱下，边哭边狡辩说："因为哥哥有历史背景，是国民党三青团员，解放后就不得烟儿抽，市局给我下了任务，让我监视两个人，一个是你，一个是马凌云，我也是迫于无奈才这么干的。"

我冷笑了两声说："你不必狡辩了，你是个真正的特务，你看看你给我写的这些材料，哪篇都是往我命根子上扎，哪件事都是敏感问题，你这不是要我的命吗？你也太心狠手辣了，真感谢文化大革命，要不是砸出这些黑材料，我还拿你当好人呢。"

接着他一再地跟我解释，我心里烦透了，大声吼道："不要再说话了，我算认识你是什么人了，今后咱俩分道扬镳，我不认识你，你也不认识我。"说罢我一摔门蹬上自行车回家了。

我把这件事对我老伴儿说了，我老伴儿听了更是火冒三丈，披上衣服要去找他，我把她拦住了，我说："算了算了，人能知耻而退，就已经不错了，真要把他逼得翻了脸，你能把他怎么的？咱们接受教训也就是了。"在我的苦劝之下，老伴儿才放弃了这个念头，她把三本黑材料要过去看了又看，一边看一边骂，看过之后，她把材料扔到炉子里烧了。通过这件事，使我长了很多见识，也使我接受了沉痛的教训，看来交朋友千万注意，不能摸摸脑袋就是一个，当年我爸要不是因为这样岂能蹲监坐狱？我这不是重蹈覆辙吗？我使劲儿用拳头捶我的脑袋，气得几天没有睡好觉。

单田芳（1934年12月17日—2018年9月11日），出生于营口市，1954年拜说书演员李庆海为师学习评书，1956年春节首次登台表演，开始说书生涯。24岁时正式独立演出，先后演出评书《三国演义》《隋唐演义》《平原枪声》《林海雪原》《红岩》等，奠定了在书曲界的地位，后因“文化大革命”中断演艺生涯。1978年获得平反，此后相继录制了《七杰小五义》《封神演义》《民国风云》等广播评书和《三侠五义》《白眉大侠》等电视评书。1993年被评为“深受人民喜爱的评书表演艺术家”，2004年被北京曲艺家协会特聘为名誉主席，2007年1月宣布收山。2012年荣获中国曲艺牡丹奖终身成就奖、华鼎奖中国曲艺演员公众形象调查第一名。2018年9月11日，在北京中日友好医院病逝，享年84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