谍影——戴笠其人（19）王亚樵（上）

王亚樵从什么时候开始反蒋的，戴笠与胡宗南并不知晓。

湖州一别，三人各奔东西，戴笠若非考入黄埔军校，或许与胡宗南邂逅亦无机会，何况远在上海的徽帮帮主、“斧头党”首领王亚樵。

王亚樵、戴笠、胡宗南和胡抱一四人是结拜兄弟。

1924年年初，皖系军阀、浙江督军卢永祥与江苏督军齐燮元为了争夺上海，令王亚樵组建浙江纵队并在湖州练兵，戴笠闲赋在家，他在上海认识的一个朋友胡抱一，在其手下当差，关系密切，于是决定前去投奔，找个前程。

随后，他辞别母亲、妻儿，水陆兼程，来到位于湖州白雀寺的浙江纵队司令部。

胡抱一在向王亚樵介绍戴笠时，特地强调其是读书人，江山才子，为人仗义，有着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侠肝义胆，也曾在战火中摸爬滚打。如此一来，王亚樵自然对戴笠另眼相看。

晚上，王亚樵为戴笠接风洗尘，恰巧又遇见戴笠1920年在杭州打流时的故交孝丰籍小学教师胡宗南。

原来，胡宗南在孝丰高等高等小学竞选校长失败，愤而辞职，赴上海图谋发展，寄居在同乡开办的毛竹行时结识了王亚樵，于是投笔从戎。

王亚樵向来喜结豪侠之士，随后，四人按年龄长幼一字排开，跪在香案前，义结金兰。

王亚樵时年37岁，年龄最长，为大哥；胡抱一34岁为二弟；胡宗南28岁为三弟；戴笠27岁，排行老四。

1931年年初，胡汉民与蒋介石发生“约法之争”，2月28日，蒋介石一怒之下囚禁胡汉民。

为此，西南派派人携带26万元巨款来上海找到王亚樵，借其“斧头党”，暗杀蒋介石。

随后，王亚樵对蒋介石组织了多起暗杀行动，均未得以顺利实施。

6月，蒋介石前往庐山，准备策划发动对江西苏区的第三次“围剿”。当时，山上没有公路，上下山的交通工具只有滑竿。

古人称“匡庐奇秀，甲天下山”，仲夏的庐山，更给人一种“嗒然白云外，巾舃得清凉”的超凡境界。

14日，蒋介石身着长衫，坐在由两人抬着的滑竿上，在庐山山南太乙峰山麓，沿着登山古道悠然下山。

十多名侍卫，分布在滑竿周围，跟随警戒。四周一片静谧，除了大自然的天籁之音，便是一行人沙沙的脚步声。

蒋介石微闭双目，完全没有料到危险已经迫近。忽然“砰”的一声枪响，一颗子弹从蒋介石耳边飞过，他蓦然睁开双眼，顷刻之间就有数名侍卫冲到蒋介石身边，将他保护起来。

更有侍卫手疾眼快，不等杀手发出第二枪，当即朝着杀手的方向“砰砰砰”连发数枪，在一棵参天古树后面，杀手应声仆地，倒在血泊中……

在庐山的杀手名叫陈成，是王亚樵派出行刺蒋介石的数名杀手之一。王亚樵在庐山行刺失败后，蒋介石加强了戒备，王亚樵更是难寻下手机会，他只好退而求其次，遵照西南派“倒蒋必先去宋，乱其经济组织”的方针，改刺宋子文。

上海北站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此案发于7月24日，上海北站。

当天清晨八时左右，从南京开往上海的客车徐徐进入北站，在普通旅客下得差不多的时候，从卧铺车厢里下来几名身穿中山装的年轻人。这几人下车后，分别站在车门口两边，随后下车的是两名身着洋装的人。

这两人看上去35岁上下，都身着笔挺的白色西装，头戴太阳帽；都是中等身材，高矮胖瘦不相上下。

这两人就是时任国民政府财政部长的宋子文和他的机要秘书唐腴胪。

宋子文和唐腴胪下车后，身穿中山装的一群人便跟在他们身后，向出站口走去。

就在这时，枪声骤然响起，“砰砰”两枪，宋子文与唐腴胪几乎同时扑倒在地。

不同的是，唐腴胪是中弹倒地；宋子文则是听到第一声枪响时当即倒地，就地十八滚，滚到站台的一根大柱子后面，躲过了随后飞来的子弹。

几乎与此同时，有杀手抛出烟幕弹，整个站台瞬间烟雾弥漫。

这是杀手为安全撤离放出的烟幕弹，他们以为刺杀目标宋子文已经被击毙，于是迅速撤离，宋子文因此侥幸逃过一劫。

连续发生的两起暗杀，矛头直指蒋介石集团，直接刺蒋失败后实施刺宋，使蒋介石极为震惊与震怒。

而当局久未破案，令蒋、宋等人寝食难安。

当时，戴笠的密查组（十人团）尚未成立，戴笠身边除了贾金南一名勤务兵外，无正式特工人员，虽查出来龙去脉，却苦于势单力薄，一时抓不到证据。

1932年4月，特务处正式成立不久，戴笠奉命接手，很快查出两起案件均由王亚樵幕后策划与组织实施，此举与“西南派”密切相关。

王亚樵（前中）旧照

王亚樵手下杀手众多，他的“斧头党”成员个个身手不凡，是一群地地道道的亡命徒、暗杀党。

倘若他不肯罢手，那么处在明处的蒋介石将防不胜防，这令戴笠十分担忧。

考虑到他与王亚樵是结拜兄弟的关系，戴笠想将王亚樵从“西南派”阵营中拉拢过来。所以，在特务处成立之初，曾向蒋介石举荐王亚樵，但是。蒋介石却说：

“这个人太招摇，不能用。”

后来，戴笠多次警示属下不要“招摇”。他对招摇的解释是这样的：

“凡是好名好胜，不实在，不守本分，外表弄得很大，内容却很空虚，侈言标榜，而事实上没有做到，这些都是招摇。

假特务工作之名，而以特务工作掩饰一切，也是招摇……

非常时期的工作，切不可用流氓，就是因为流氓行为招摇，不切实际，用之未有不败也。”

然而，1932年4月末发生的一场爆炸案，改变了蒋介石对王亚樵的态度。

4月29日是日本“天长节”——天皇诞辰日，这天上午，上海派遣军司令官白川义则组织日军与日侨举行“祝捷大会”，地点位于上海日租界虹口公园。

白川大将亲任大会主持人，日本驻华大使重光葵、第三舰队司令官野村吉三郎、第九师团长植田谦吉、日本侨民行政委员长河端贞次、日租界商会会长岗村洋勇等军政要员皆在检阅台前排就座。

就在祝捷大会进入高潮的时候，一枚水壶炸弹飞向检阅台，随着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检阅台上血肉横飞，哀号一片。

白川当即倒在血泊中，随后被送往医院，三天后不治身亡；

河端贞次、岗村洋勇等当场毙命；

重光葵、植田中将大腿被炸断；

野村中将眼球被炸飞……

整个检阅台上非死即伤，无一幸免。其中，白川义则是抗战期间被击毙的日军最高长官。

白川义则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爆炸案发生后，国际舆论一片哗然，日本朝野为之惊骇，南京国民政府更是为之震惊，同时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斗志。

由于实施爆炸的“韩人爱国团”成员尹奉吉当场被捕，承担了全部责任，表面看来，这起由韩国人实施的爆炸案与中国无关。

而对这起长中国人志气、灭侵略者威风的爆炸案，蒋介石尤其关注，为查清幕后策划人，当即命令已任特务处处长的戴笠彻查此案。

戴笠亲赴上海，很快查出此案的幕后策划人，仍是他的结拜兄弟——王亚樵。

“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后，国际联盟行政院于3月3日做出中日双方停战的决议。

在英、美、法、意等国的调停下，中日双方代表开始进行停战谈判。但日方倚仗其军事优势，无理要求中国军队退出上海及周边地区，由日军驻守。

此举激怒了一手创办十九路军的陈铭枢，以及参战的第十九路军将领蒋光鼐、蔡廷锴等人。

为打击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几人商量后决定，在日军举行“祝捷大会”这天采取特别行动。

陈铭枢找到王亚樵，向他交代实施特别行动的计划，俩人过去交往甚深，又素有爱国情怀，听说有行刺日酋的机会，当即一口答应。

然而，一了解情况才知道，白川义则为防不测，已经对外宣称，“祝捷大会”严禁中国人入场，只有日本人和朝鲜人可以进入虹口公园参加庆典。

不能进入会场，即意味着行动尚未开始，便已宣告失败。正为此寝食难安之际，王亚樵的弟弟王述樵忽然提醒说：

“大哥，你想想，有没有熟悉的朝鲜人？”

真是一语惊醒梦中人，王亚樵立即与流亡上海的韩国临时政府要员安昌浩联系，商议由安昌浩担此重任。

安昌浩是韩国独立运动的元老，多年来一直从事反日活动。接此任务后，连夜召集韩人爱国团成员金九与尹奉吉，在其寓所策划了周密的行动方案，并决定“祝捷大会”这天由尹奉吉成功实施了爆炸。

戴笠了解此案来龙去脉后，向蒋介石做了详尽汇报。

尽管蒋介石认为王亚樵“招摇”，此时也不得不承认，王亚樵的活动能量与社交手段不可低估；尤其这起在国内外产生重大影响的爆炸案，南京政府的军警、宪兵、特务等，恐怕无人能做出如此壮举。

于是，蒋介石决定改变初衷，吩咐戴笠速去上海，以结拜兄弟的身份登门拜访，说服王亚樵归顺南京政府。

戴笠领命之后，即携带四万元巨款，与已在特务处任职的胡抱一赶往上海。

化敌为友，这不仅是戴笠的希望，也是胡抱一的希望。当年，四兄弟结拜，如今三人都在蒋介石手下任职，唯独王亚樵站在反蒋派一边，戴笠、胡抱一与胡宗南，都希望能将这位大哥拉到南京政府一边。

然而，事与愿违，当戴笠与胡抱一走进拉都路王亚樵的住宅，说明来意后，王亚樵冷笑一声说：

“道不同不相为谋，如今已分道扬镳，我们之间没什么好说的了。”

任凭戴笠怎样分析形势，分析追随“西南派”，即追随胡汉民等人没有前途，王亚樵均不为所动。

不过，王亚樵拒绝归顺南京政府，却在第一时间毫不客气地收下了四万元巨款，以为其暗杀活动充实经费，令戴笠颇有些哭笑不得。

戴笠铩羽而归，蒋介石以为戴、王关系不到，又派胡宗南前往说服。胡宗南专程从大西北赶回，前往上海劝说，结果同样无功而返。

或许是几位小弟辈分太低，王亚樵不肯屈就，考虑到照顾王亚樵的面子，蒋介石又派出重量级人物——杨虎。

杨虎旧照 图片来自

“一·二八”抗战后，杨虎改任上海保安处处长，他不仅是国民党元老级人物、地方实力派，更是王亚樵的安徽同乡，两人久居上海，多有往来。

只是，后来杨虎追随了蒋介石，王亚樵追随了西南反蒋派，事实上两人业已分道扬镳。

杨虎给王亚樵带来的是中将官职，劝王亚樵到南京晋见蒋介石，以示与西南派脱离。

可是，王亚樵乜斜着眼看着杨虎说：

“啸天，有道是人各有志，我王老九好歹也比你多吃两年咸盐，该走哪条路我心里有数！”

杨虎说:

“九哥，我也是为你着想。唐生智实力怎样，李宗仁、白崇禧的桂军如何，冯玉祥的西北军、阎锡山的晋军，哪一个不是实力强大？还不是一个个败下阵来！常言说识时务者为俊杰，九哥你应该是个明白人吧！”

王亚樵答道:

“啸天，你不要说了。我只能说，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

事实上，王亚樵并非看不清形势，也并非一意孤行反蒋到底，而是开弓没有回头箭，刺蒋、刺宋都是他一人所为，若是有一天被蒋介石抓住把柄，岂不是在劫难逃？

因此，他考虑再三，也只有一条道走到黑了。

王亚樵不肯归顺，蒋介石也无可奈何。偏偏事有凑巧，王亚樵又干出一件差一点引起国际纠纷的惊天大案，最终促使蒋介石下了必欲除之的决心。

日军占领东北后，在国际舆论的谴责下，国际联盟行政院于1932年1月下旬成立国际调查团，以英国李顿爵士为团长，赴中国做实地调查。

该团先到东北，再到上海，经过数月调查，李顿写出了一份调查《报告书》，报告中虽在一定程度上揭露和谴责了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行径，但也表现出对日本的袒护。

《报告书》一经发表，国内舆论一片哗然，爱国人士纷纷予以强烈谴责。

王亚樵出于义愤，决定采取极端行动——刺杀李顿。他吩咐手下干将龚春蒲组织行动组，定于11月10日行刺李顿。

10日下午，行动组成员唐明、尤林、刘刚等五人，每人领到一支手枪，随后住进上海华懋饭店。因为，李顿的国际调查团便下榻于此。

但不巧的是，这天晚上上海市市长吴铁城、保安处处长杨虎宴请调查团，唐明等人到饭店的时候，李顿一行人已被接走前去赴宴。

行刺对象不在，几名杀手在客房里闲极无聊，便乘隙外出闲逛，恰遇四马路春茂钱庄打烊，几人自恃手中有枪，决定就地干一票——打劫钱庄。

不料，他们抢劫之后未能顺利逃脱，被及时赶到的四马路巡捕房巡捕擒获。

尽管事前王亚樵一再叮嘱他们，事成之后有重赏，万一失手被捕不得招供，一切家事、后事王亚樵自会妥当处理。

但是，这五人禁不住用刑，很快供出枪支来源，供出预谋暗杀李顿的秘密，并供出王亚樵一手策划刺蒋、刺宋等一系列暗杀内幕。

消息传来，蒋介石怒不可遏。幸亏这个意外变故使李顿幸免于难，否则引起国际纠纷，后果将不堪设想。

于是，蒋介石不再姑息，立刻命令戴笠赶赴上海，坐镇指挥抓捕王亚樵，同时下令上海军警宪予以全面配合。

上海，以其租界的特殊环境，成为各派政治势力的聚集地，不仅有国民党内部反蒋势力的军政要角在这里聚集，也有中共的地下组织在这里活动。

因此，戴笠对上海特别重视，早在特务处成立之前，便派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三期的浙江籍翁光辉、同期毕业的上海籍陈志强、第五期毕业的广东籍王昌裕等人，赴上海开展情报工作。

特务处成立之后，又首先在上海建立外勤单位——上海区。

如今上海区已升为华东区（不久又改为上海特区），辖上海、浙江、福建、徐海等地区情报组织。上海区已有四个情报组及一个行动组，有特工60余人，另有直属通讯员30多人。

戴笠一到上海，立即通知时任区长余乐醒，部署全体特工，对王亚樵展开全面侦察，对已掌握的王亚樵的几处秘密住所进行紧急搜索。

余乐醒也是个人物，我们后面再说。

结果不出所料，王亚樵早已不见踪影，就连其弟王述樵、得力干将龚春蒲也早已不知去向。只有王亚樵的母亲、发妻王淑英和几个孩子，仍留在拉都路寓所中。

抓捕王亚樵，谈何容易！

“斧头党”长期从事暗杀活动，为了躲避官府追捕，王亚樵本人早已养成小心谨慎、机警善变的个性作风，仅在上海的秘密住所就有十几处之多，也很少在一个住所度过一整天。

其穿着打扮、交通用车，更是一日数变，就连最得力的手下干将郑抱真、龚春蒲以及胞弟王述樵，妻妾王淑英、王亚瑛等人，也很难掌握他的行踪。

他到每一处住所后与亲信的联络方式，皆随机应变。如果情况允许，便以电话联络，通话用暗语，外人即使听到也不知所云。若风声紧，电话方式被取消，行踪更是飘忽不定。

不过，戴笠也是有备而来，他一面联络杨虎统一组织军警宪严密封锁对外通道，防止王亚樵逃离上海；一面对已发现的王的秘密住所，派便衣特务严加监视；

同时，开展秘密查访，调动大批特工与运用人员，广泛联络与王亚樵的心腹干将有接触之人，调查王亚樵可能藏身的秘密地点。

与此同时，在征得蒋介石同意后，公开悬赏百万元捉拿王亚樵，凡通风报信、带领警宪人员前往抓捕的，奖赏十万元。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王亚樵手下杀手云集，却也良莠不齐，见利忘义者大有人在。

很快，各种密报纷至沓来，上海安徽同乡会有个柏藏芗，原本知道王亚樵的一些底细，又经过一番打探，摸清他在郊外赵主教路有一处重要藏身之所，立即向军警机关告密。

戴笠闻报后，迅速派人前往调查，得知该住所系原军长刘志陆的新建公馆，刘志陆与王亚樵素有交情，新公馆建成后即交给王亚樵秘密使用。

随后，戴笠即令柏藏芗带上海区一个情报组在刘公馆周围布网监视，十天后的一个深夜，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将戴笠从睡梦中惊醒，电话那头传来情报组长激动的声音：

“戴先生，目标出现了，已乘坐云飞进入住宅！”

戴笠说:

“好！继续严密监视，有情况及时报告！”

戴笠随即将电话打进杨虎位于环龙路的宅邸。杨虎当晚与妻妾们打麻将到很晚，刚睡下不久。

接电话后，立即调兵遣将，由保安处会同市公安局、法租界巡捕房，调集四辆红色卡车，载着百余名警务人员，驶向赵主教路刘公馆。

当时，刘公馆楼上有窗口亮着灯，楼下停着王亚樵乘坐的那辆云飞汽车，情报组严密监视着所有门窗，警察、巡捕将住宅团团包围。

无论是戴笠，还是杨虎都理所当然地认为，这次王亚樵将插翅难飞。

然而，特务、警察进屋之后，从楼下搜索到楼上，均不见王亚樵的踪影。搜到卧室，被筒里还是温热的，王亚樵所穿的黑紫色羊皮袍还放在床边。

一切迹象表明，王亚樵刚刚逃走。

毫无疑问，警车呼啸而来的声音惊动了王亚樵。原以为王亚樵在包围中无路可逃，顺着楼梯爬上四楼才发现，四楼晒台栏杆外，有一条隔壁新造房的千斤坠绳索。

公馆后面是一片用竹片围起来的建筑工地。很显然，王亚樵是顺着千斤坠的绳索滑下楼、进入建筑工地逃走的。

建筑工地后面是郊外一望无际的菜田，远处有一片乱坟岗子。

这天夜里，王亚樵在乱坟岗子的一具棺材中躲过了追捕。

尽管王亚樵成功逃脱，但他的藏身之处越来越少。随着秘密地点一个接一个地被发现，他的活动范围也一步步在缩小，行踪也越来越清晰，有时刚刚转移到一个地点，军警便追踪而来；甚至刚离开一个地方，特务们便破门而入……

上海里弄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尤其是他手下队伍被分化瓦解的很厉害，有的在利诱下叛变，有的在威逼中屈服，还有的悲观失望开始动摇，这让王亚樵的处境愈发艰难。

十几年来，王亚樵在上海打遍天下无敌手，连赫赫有名的青帮三大亨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都对他心存忌惮，如今却落得几乎无处藏身，他不得不承认：

戴笠绝非等闲之辈！当初，真是小看了这个拜把小兄弟。

然而。此时的戴笠仍然不敢掉以轻心，他在加紧破获王亚樵藏身地点的同时，加紧了对陆海空通道的封锁。

他相信，只要王亚樵不离开上海滩，一切便在掌控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