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钱三强妻子买菜摸了冬笋，遭售货员鄙视：买不起，不要碰

1978年，北京临近初冬，市场上冬笋还带着泥土的味道。一个老太太低头挑剔着菜，手在一捆冬笋上轻轻一摸——旁人不多想，那售货员却眼皮一掀，语气毫不客气。冬笋可是稀罕物，价格不便宜，摊主像是不容商量地说话。老太太被劝退了吗？没有。她说：“看清楚了！”这声音平静，甚至有点温柔。但旁边小青年眨了眨眼，突然小声说出真相：“你知道吗，这老太太，是钱三强的夫人。”

一下子，空气里有点变了味。售货员那脸，唰地红了半边。老太太——何泽慧，这名字很多人陌生，但物理学圈里可了不得。人家买个冬笋，却被说买不起，真是滑天下之大稽。她没露不快，还倒头一句“谢谢，麻烦了！”整件事看似一个小插曲，可拧出点滋味来，不像表面那么简单。这样一位被称为“中国居里夫人”的老人，她低调到让人心生敬意，生活简朴得不像话。而她这种气质，也许得从头说起。

何泽慧生在1914年的苏州，那个书香气息还会钻到每个屋檐的老城。她外公王松慰是公认的“苏州三才子”之一，家里藏书万卷，母亲做过著名的物理翻译。那会儿的人家培养孩子，不贪钱，也不张扬，只管让女儿读书，把小脑袋读活，读通。有一回，外婆谢长达创办女子学校，名振一时——她们信仰知识、教养和规则，但不会让孩子活只为规矩。何泽慧小时候，分不清理想和现实，也没觉得自己和别人有什么不同，只是觉得书本上的世界比市场香气有趣。小时候读书那股拼劲，差点让周围人误以为她就是天生的“头脑派”。但真的到面前坐下来，她也会犯错误，也会小声唠叨考试题难，没人天生顽强过，都是压着牙不断咬出来的。

1932年，十八岁的何泽慧考进清华物理系。似乎所有故事都会在这时候分岔。说来滑稽，那时清华的理科老师觉得女生学物理没前途，还愿意劝她转系。有人说女生念理科心太软，做不了推公式、解难题的硬活。可何泽慧偏不服，说什么都不肯退让。后来成绩高居第一名，还正好超过了未来的丈夫钱三强。她们那一代的知识分子，并不流行张扬。像这样的人，能坐十个小时的实验台，不说一句废话，却会因为同桌做数学题不太灵光，借点笔记过去。其实也不算多有能耐，只是骨子里的坚持，连她自己都没意识到。

1936年，她办了毕业手续，去了德国柏林工大。当年冒着战争的风声读书，不是因为国外生活有多好，而是一门心思想着有天能够回国用得上。选课她专挑难的实验项目碰，想锤炼手艺。整天窝在实验室，衣服粘上一股说不出的气味——那味道不是香，是想家的疼。有人会羡慕她的天赋，其实——天赋背后，还有点不被人道破的压力和恐慌。谁敢想，那个日日刷夜做实验的姑娘，叫无数师兄都自愧不如，别人说她天赋高，她知道，笨也能熬出头。

1940年，她博士毕业，本想打包行李回国。但偏偏世界大战封锁一切，何泽慧不能回去。她只能待在德国实验室，远处时刻传来隆隆的炮声。那几年，她和家里的亲人完全断了音讯。有些夜晚她也会想着家的灯光，各种猜测，猜不到是否还能见。幸好，1943年，国际邮件短暂恢复。她想到了远在巴黎的钱三强。她写信过去，字很少，“你是否还在？能否帮我报平安？”这回信像是一根线，勾着两个心思不定的人。后来，他们开始频繁通信。日子就是这样奇妙，离乱中反而逼出真情。

钱三强表白，不拐弯，“我希望同你结婚，如果同意，我等你一起回国！”一封信，生出两个家庭的希望。何泽慧答应，也没矫情。二人最后在巴黎的法兰西学院结婚，还被居里夫人的女儿女婿作证。这对新人在约里奥·居里夫妇的实验室做研究，科学领域轰轰烈烈，该有的赞誉全得到了。

不久后，他们还联手发表过对“铀核三分裂”现象的研究。这个现象，后来直接影响了原子核科学，被西方人惊叹称为“中国的居里夫人”。那时候，他们拿着德国和法国的高薪，完全可以留在欧洲不回国。别墅、车子、名誉、拥趸统统有，甚至有人觉得他们根本不该回来。可说到底，人各有选择，钱三强和何泽慧没有迷上西方，最终回国。

1948年，女儿六个月大，他们将全部家当塞进行李箱。不是谁都能舍得。别国的屋檐宽阔，国内正是动乱未平，谁也没法预料将会遇到什么。可他们一上船，就是铁了心的归途。回国第一年，住的是老公房。屋里阴暗潮湿，家具陈旧，连孩子的摇篮都是自己搭的。国家安排过多次搬家，夫妻俩都拒绝。他们说，工作最重要。即便衣服破了，何泽慧也是缝缝补补，懒得操心新款，也不在意别人的目光。

1970年代初，钱三强曾任中国科学院院士，一身名分，平时也是公交上下班。邻居见惯了他们的粗布包、补丁衣，好像他们也是街上的普通夫妻。但偷眼一瞧，书堆得像山一样，从家里一直摆到走廊，让人有点发愁，怕人摔着。何泽慧衣着不讲究，袖口破了就捏起来，背包拉链几次坏了，补一补再用。每天上下班自个坐公交——有人觉得这是作秀，其实也许是习惯而已，大人物未必都想着被人高看。

1980年以后，何泽慧年事渐高，倒没有间断工作。风风雨雨，几次生病，家人劝她休息，她摇头，硬撑着。直到92岁那年，走路摔了一跤，骨折，记忆渐坏，这才不得不离开实验楼。她的孩子说，多年来，家里最宝贝的是那些草稿本，排到最外头的永远是科学论文，衣服排不到前头。这样说起来，她的人生真比普通人还普通，吃的穿的住的，哪样讲究过？但有人会认为这不是简朴，是失于享受生活的愚蠢。其实想深了，有舍有得，只不过她选择的不是常规意义的“美好生活”。

2011年，97岁的何泽慧突然想回研究所看一眼。那时身体已经大不如前。进门的一瞬间，她湿了眼眶。没有人知道她心里惦记的是什么，是仪器？是未做完的实验？可能什么都有。过了没多久，她去世了。到头来，留给世界的，是一封又一封发表在国际重要期刊上的文章，是一个又一个无人知晓的夜晚的实验数据。身后东西不多，荣誉倒是有，家具还是原样，房子没搬，该有破洞衣服还是破洞衣服。

同样地，有人觉得，她一生朴素得过头，甚至亏待了自己，不如说这既是一种自我选择，也是一种不得已的坚持。可仔细想想，物质贫寒不等于精神贫穷，有点时候恰恰是反着来的。科学成就耀眼，其实也是另一种生活方式的自证。

但也有人提出，专注科研的人，常常忽略生活琐事，有时甚至连家庭都顾不上。她的坚持到底值不值？她的选择真是“高贵”吗？答案怕是没那么简单。每个人都可以谱写自家小日子，不必都朝圣。

时至今日，社会变了，科技进步，世道宽裕，但那样的科学家还多吗？也许不少人会附和这是一种怀念，更多人其实已经习惯了名利纷争和物质诱惑。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选择，也许现在的科研环境更好，更自由，个体有更多追求自我的空间，这并不冲突。就像有些老人家选老房子，也有年轻人要买新楼，未必对错，只是想法不同。

仔细讲，其实何泽慧和钱三强的生平也不是一成不变。物质匮乏确实带来某种精神的充盈，可如今人们也要问：倘若早先就有条件，何先生会不会愿意更舒适点？亦未可知。两种切面，谁又能断言孰优孰劣？但是，至少在她的路上坚持了自己的节奏。

她这一生，不宏大也不矫情。科学成就归科学，简朴生活归简朴生活，有点像市井里埋着金子的泥土，谁也懒得去挖，踏实走在自己的路上。

所以，在她身上，我们看到了当年知识分子的淡定和倔强，也许没有答案，也许根本就不需要答案。他们的骨气来自选择，与潮流无关——时代会变，精神未必全改。有些人刻意追求理想，有些人选择踏实过日子，每个人活法都有自己的分量。

当年冬笋的价格早已涨得让人心痛，可这人生的轻与重，任谁都说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