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晋兴衰史】第六回 张华辅政，周处除三害，司马遹遭诬陷

张华（232—300），字茂先，出生于范阳方城（今河北省固安县西南），其父张平曾任曹魏渔阳太守，但家族并无显赫门第背景。他自幼家境贫寒，靠放羊维持生计，然而勤奋好学，酷爱读书，广泛涉猎各类典籍。

公元249年，即魏嘉平元年，张华年仅十八岁，才华已初露锋芒。当时，同乡重臣、魏国骠骑将军兼中书监刘放告老归乡，见到年轻的张华才识过人，十分赏识，遂将女儿许配给他，成为其女婿。

青年时期的张华曾创作《鹪鹩赋》。鹪鹩是一种华北常见的小型鸟类，体长约十厘米，常栖于灌木丛中，以昆虫为食。在赋中，他借鹪鹩抒怀：此鸟“巢林不过一枝，每食不过数粒”，羽毛无用，肉味不美，因而无人捕猎；它自由自在，来去无踪。

相较之下，鹦鹉因善学人语而被囚于笼中，不得不“变音声以顺旨”；猛鹰因能捕猎禽兔，反遭束缚，只能“屈猛志以服养”。而鹪鹩虽微小无知，却因不扰外物，得以安身避祸，其生存之道暗合智慧。

张华由此感慨：世间万物，有大有小，有强有弱，鹪鹩虽不足以与高飞之鸿鹄比肩，却远胜于蝼蚁尘埃，“上方不足而下比有余”。这一句寓意深远，后来逐渐演化为广为流传的成语——“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成为人们衡量处境时常引用的经典表达。

这篇《鹪鹩赋》不仅展现了张华早年的文学才华，也体现了他对人生处世哲理的深刻思考，为其日后步入仕途、成就一代名臣奠定了思想基础。

在魏晋更迭、政局动荡的年代，这篇赋所倡导的思想深深触动了当时的士人阶层，尤其引发了崇尚知足常乐与明哲保身之士的广泛共鸣。不久之后，张华因才名远播，被举荐入朝担任中书郎；西晋建立后，又升任黄门侍郎。

张华以惊人的记忆力著称，据说他读过的书籍皆能倒背如流。他对汉代宫室建筑也极为熟悉——尤其是建章宫，其规模宏大、屋宇错落，号称“千门万户”，而张华却能条分缕析，一一详述其布局结构。他对全国各地的风土人情、地理形势也了然于胸，无论他人如何提问，他都能从容应答、毫无滞碍，时人因而称赞他“对答如流”，这一说法后来演变为广为流传的成语。

张华学识渊博，贯通天地万物：上究天文，下察地理，旁及鸟兽草木，无所不知。尤为难得的是，他已掌握声学中的共振原理。曾有一富户家中铜盆每逢早晚便自行作响，仿佛有鬼神敲击，众人惊惧，以为妖异。

张华听闻后解释道：“此乃共振所致。洛阳宫中有一口钟，其厚薄与你家铜盆相近，宫中每日定时撞钟，引发铜盆共鸣，故而自鸣。若将盆壁稍加锉薄，改变其频率，便不会再响。”主人将信将疑，依言试之，果然铜盆从此不再发声。此事传开后，张华的智慧与博学更被世人传为佳话，声名远播，几近神话。

由于张华才华卓越、政绩斐然，公元270年，年仅三十九岁的他被晋武帝任命为中书令，次年又加授散骑常侍。在平定东吴的战役中，他担任度支尚书，统筹军需粮草，贡献卓著，深受同僚敬重。朝廷中的诏令文书大多由他主持拟定，朝野上下普遍认为他即将执掌中枢大权。

然而，因张华在太子立储问题上的主张与晋武帝心意相悖，再加上受到荀勖等权臣的嫉妒与排挤，于公元282年被外调为安北将军，出任都督幽州诸军事，远离了权力中心洛阳。

在镇守幽州期间，张华以诚信安抚边疆各族，推行怀柔政策。当时辽东地区的鲜卑慕容部逐渐强盛，其首领慕容涉归之子慕容廆（时年十四五岁）曾亲赴幽州拜见张华。

张华与其交谈后，深感其才识过人，赞叹道：“此子日后必成治世之栋梁！”随即解下自己佩戴的头巾相赠，并以贵宾之礼相待。临别之际，二人依依惜别，情谊深厚。

张华以诚待人的风范迅速传扬至北方边陲。消息传开后，远在四千余里之外、历代中原王朝从未通使往来的二十多个北方小国，纷纷派遣使者前来进贡结好，主动建立友好关系，边疆局势因此大为安定。

张华治理幽州政绩斐然，声望日隆。朝中许多文武官员纷纷上言，请求晋武帝将他召回朝廷，委以重任。然而，荀勖、冯紞等人（此时贾充已去世）再度进谗言，甚至将张华比作平蜀后反叛的钟会，暗示其拥兵自重、心怀异志，企图阻挠其重返中枢。

张华与钟会可谓截然不同的两类人物。然而，晋武帝晚年沉溺享乐，荒淫无度，听信荀勖、冯统等人的谗言，未加查证便对张华心生嫌隙，始终不予重用。

公元285年，晋武帝虽将张华召回朝中，却仅任命他为太常——一个主管祭祀事务、并无实权的职位。两年后，太庙一根主梁意外断裂，荀勖和冯统再次借题发挥，恶意攻击张华失职。迫于压力，张华只得主动请辞。

自此，他以广武县侯的身份闲居京师。这段赋闲时光反而让他得以潜心治学。他将多年搜集的奇闻异事、珍稀资料以及神话传说系统整理，编纂成《博物志》四百卷，呈献给晋武帝。晋武帝司马炎虽对其中“前所未闻、世间罕见”的内容颇感兴趣，但因终日沉迷酒色，无法细览，遂命张华删减为十卷精要本。

晋武帝驾崩后，张华被任命为太子少傅；杨骏伏诛后，他又出任中书监，加授侍中之职。当时楚王司马玮擅自诛杀重臣司马亮与卫瓘，朝野震动。张华审时度势，献策平乱，助朝廷铲除暴虐好杀的楚王，使政局逐渐恢复稳定。

贾后及一众大臣认为，张华出身寒门，才华卓绝却无政治野心，德行高尚且声望卓著，又不结党营私，是主持国政的理想人选，于是推举他执掌朝纲，并晋封其为壮武郡公。

在那个皇权昏聩（惠帝愚钝如傀）、贾后专横狠戾、诸王觊觎大权的时代，治理国家难上加难。然而张华处事稳重、才干出众，在他主持政务期间，朝廷内部竟维持了数年的相对安定。

公元295年，西晋元康五年十月，京师武库突发大火。据传，起火原因是库中工匠监守自盗，为掩盖罪行，故意点燃浸满油脂的麻絮纵火，企图借混乱销毁证据、趁乱脱身。时任重臣张华担心趁乱生变，恐有歹人劫掠或作乱，立即调派军队封锁四周，同时组织救火。

这场大火极为猛烈，几乎将武库内数代积攒的军械物资焚毁殆尽——据说足以装备二百万人的兵器铠甲化为灰烬。许多珍贵文物也未能幸免，如传说中汉高祖刘邦斩白蛇所用的宝剑、新朝王莽的头颅、甚至孔子穿过的古履等稀世之物，皆付之一炬。所幸积弩将军刘彪果断指挥士兵，在火势下风处迅速拆除房屋，形成隔离带，遏制了火势蔓延，这才抢救出少量器物，避免损失进一步扩大。

火灾过后，朝廷委派尚书郭彰与侍御史刘暾共同主持武库修复。刘暾出身刚直之家，其父刘毅曾当面批评晋武帝“可比桓、灵”，以直言敢谏著称。刘暾亦秉性不阿，而郭彰身为贾后堂舅，权势显赫，平日骄横惯了，对刘暾颇为轻视。

当时御史所戴官帽称“法冠”，冠上有两根铁制卷柱，形如双角，象征执法不屈、凛然不可犯。一次议事中，二人发生争执，郭彰讥讽道：“你有多大能耐，小心我把你头上那对角给砍了！”此语一语双关，既指法冠之角，也暗含威胁之意。

刘暾勃然大怒，当即要取纸笔上奏弹劾郭彰，愤然回应：“此乃天子所授之法冠，你竟敢言截我角？”气势逼人，郭彰顿时惊惶失措。后经旁人劝解，风波才得以平息。

张华执掌朝政，其运筹帷幄之风，一如他早年指挥救火时那般缜密周全，凡事皆深谋远虑，防患于未然。自诛杀楚王司马玮之后，朝廷得以维持了长达九年的相对安定局面，这一治世成果与张华的执政能力密不可分。

在用人方面，张华尤为重视人才的发掘与任用。他不拘门第，不重阀阅，凡有才学而品行端正之人，即便出身寒微或不依附权贵，也常得其赏识与重用，得以施展才华。其中，著《三国志》的史学家陈寿便是典型一例。

陈寿（233–297），字承祚，巴西安汉（今四川南充）人。蜀汉时期，宦官黄皓专权，朝中多数官员趋炎附势，唯独陈寿不肯阿谀奉承，因而屡遭打压排挤。后其父去世，按礼制需守丧三年，期间不得近女色。

陈寿因病令家中婢女为其调配药丸，被来访宾客撞见，遂遭非议，舆论哗然，致使他在蜀亡后多年仍难获任用。然而，张华深知其学识渊博、文才出众，力排众议，举荐他为著作郎。正是在此职位上，陈寿得以撰成传世巨著《三国志》。张华对此书极为推崇，甚至有意委任他主持编修《晋书》，却因荀勖等权臣阻挠而未能实现。

陈寿病逝后，张华仍不忘保存其学术遗产，命河南尹华瞻与洛阳令张泓派人前往陈寿家中抄录《三国志》全稿，确保这部史学经典得以流传后世。

然而，张华主政后期，镇守长安的赵王司马伦在关中地区对内迁的少数民族横征暴敛，激起民怨沸腾，终致战火再起，边地动荡，为日后的八王之乱埋下伏笔。

西晋初年，匈奴、氐、羌等西北边疆的多个少数民族陆续迁入中原地区。当时关中一带总人口约百余万，其中少数民族占比超过一半，形成多民族杂居的局面。全国在灭东吴后一度实现统一，然而西晋统治阶层迅速走向奢靡腐化。至晋惠帝在位期间，对各族百姓的剥削日益加重，数十万内迁的少数民族再度陷入困苦深渊，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

赵王司马伦被任命为镇西大将军，掌管雍州、梁州军政事务。其身边有一名侍郎孙秀，原为低级官吏，因文笔出众，所拟文书常能精准传达赵王意图，因而深受信任，逐渐成为赵王最倚重的心腹谋士。然而，即便雍、梁二州连年遭遇严重旱灾，民生凋敝，赵王与孙秀仍横征暴敛，对百姓极尽压榨之能事。

内迁各族中的青壮年常被视同牲畜，大量被贩卖至权贵之家为奴。甚至一些部落贵族子弟也无法幸免。以炫富闻名的石崇，家中蓄养奴隶多达八百余人，其中便有不少来自氐、羌、匈奴等族。据传，其中一位名为宜勤的氐族王子，身高九尺，力能扛鼎（约合现代千斤以上），可挽五石强弓，食量远超常人，且喜好读书。他不愿从事粗役，常以装病推脱，因而屡与管家发生争执。最终，石崇将其转卖他人，换取了一百匹绢帛。

赵王与孙秀大肆搜刮民脂民膏，甚至将羌族中数十位不愿屈服的部落首领尽数杀害，此举激起了周边多个部族的强烈愤慨。

公元294年五月，匈奴首领郝散（？—294）率领部众一万余人，在谷远（今山西沁源县）起兵反晋，向东攻陷上党郡治所潞县（今山西潞城东北），诛杀多名地方官吏。同年八月，郝散兵败投降，最终被处死；其弟郝度元则率残部突围逃亡。

两年后，郝度元重整旗鼓，积蓄力量，联合马兰羌、卢水胡等部落再度起兵，誓为兄长复仇。起义军势如破竹，击杀北地郡太守张损（治所在今陕西耀县），并大败冯翊郡太守欧阳建（治所在今陕西大荔），声威震动关中。

当时镇守当地的赵王司马伦只懂聚敛财富，毫无军事才能，面对叛乱束手无策。朝廷遂改派梁王司马肜（司马懿之子）出任征西大将军，总领雍州、秦州军政事务，将赵王调离前线。

出征之际，大臣张华劝谏梁王司马肜：“据闻赵王听信孙秀谗言，残酷压迫氐、羌、匈奴各族，以致激起民变。您若能斩孙秀以谢天下，使诸族归心，或可不战而定。单靠武力镇压，恐难平息祸乱。”

然而梁王司马肜与赵王本是一丘之貉，到任之后非但未惩办孙秀，反而加重对少数民族的剥削与压迫，手段更为严酷。一时间，荒野白骨累累，孤寡哀哭之声遍野，民怨沸腾，边疆局势愈加动荡。

梁王司马肜上任还不到半年，便因苛政暴虐激起民变，导致当地数十万部族纷纷揭竿而起。这些部族集结了大量青壮年男子，共同推举氐族领袖齐万年为帝，公开与晋朝对抗，战火迅速蔓延。

面对愈演愈烈的局势，梁王司马肜束手无策，朝廷上下焦急万分。许多大臣纷纷建议派遣周处率军平乱。

周处（238–297），字子隐，出生于吴兴郡阳羡县（今江苏宜兴一带，其死后该地划设为义兴郡）。他自幼丧父，缺乏管教，体格健壮，性格好斗。平日里三天一小架，五天一大仗，出手极重，常将人打得重伤。若没人可打，他就四处游荡，惹是生非，乡邻无不避之唯恐不及。

有一次，他在村口看见几位须发皆白的老人聚在一起唉声叹气。远远瞧见周处走来，老人们慌忙拄着拐杖四散躲避。

周处追上去，拦住其中一人问道：“今年气候适宜，庄稼有望丰收，你们为何如此忧愁？”

老人沉默不语。

周处步步紧逼：“我听见你们说什么‘三害’，到底是哪三害？你说了我就放你走。”

老人战战兢兢地回答：“南山有猛虎，长桥下有巨蛟，它们时常伤人吃人，怎不令人忧虑？”

周处又问：“那第三害呢？”

老人不敢言。

周处举起拳头威胁道：“你不讲出来，拳头可不认人！”

老人才颤抖着说：“这第三害……大伙儿都说……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周处一愣，随即仰头大笑：“原来说的是我！不过没关系，这三害算什么？我全包了，一定把它们一一铲除！”

周处带上干粮和弓箭等武器，毅然进入南山，昼夜不停地搜寻那只凶猛的老虎。当猛虎终于现身时，他果断连射两箭，直中其心脏，迅速为民除去了第一大害。

紧接着，周处手持利刃，守候在长桥之上。不久，恶蛟破水而出，周处毫不犹豫跃入河中，一手死死抱住蛟身，一手挥动匕首与其激烈搏杀。这水中的巨兽比山中猛虎更加凶悍——它不断翻腾撕咬，试图将周处甩脱，时而潜入深水，时而腾空跃起数十丈，或在激流中盘旋打转。战斗惨烈异常，河水被染成血红，人血与蛟血混杂流淌。经过长时间的生死搏斗，重伤的巨蛟终于在波涛中力竭而亡。周处拖着满身伤痕，手提蛟首，凯旋而归。

乡亲们夹道相迎，欢呼雀跃。周处面对众人，郑重立誓：“猛虎与恶蛟已除，但我周处过去作恶多端，实为第三害。今日我向天发誓，从此痛改前非，再不做危害乡里的事！”

自此之后，他刻苦攻读，潜心修学多年。后来在东吴任职，吴国灭亡后，又出任晋朝新平郡太守（治所在今陕西彬县）。

周处治理地方时注重民族和睦，曾使反叛的羌人纷纷归顺，深受百姓爱戴。之后调任广汉太守（治所在今四川射洪市南），当地积压案件众多，他上任后深入调查，明辨是非，迅速裁决，解决了大量陈年旧案。

再后来，周处升任御史大夫，执法严正，不畏权贵。当时梁王司马肜在洛阳犯法，因身份显赫无人敢问，唯独周处据实上报，将其罪行一一奏报朝廷。虽因皇族势力未受惩处，但司马肜对周处心生怨恨，视其为眼中钉。

随着西北地区反抗晋朝的战火不断蔓延，朝廷中的权贵们表面上一致支持派遣周处出征讨伐齐万年，实则各怀私心。他们深知梁王司马肜正镇守前线，而周处正是梁王司马肜的政敌，因此暗自盘算：若能让周处奔赴战场，极可能借梁王之手将其除掉。

中书令陈准洞察了这群权臣的险恶用心，于是进言道：“周处此行凶多吉少，极可能遭人陷害。应当另派积弩将军孟观率领一万精兵，与周处协同作战，以策万全。”可惜这一建议未被朝廷采纳。

当齐万年得知周处将率军前来，便对麾下各部首领分析道：“周处文武兼备，胆识过人。倘若他担任主帅，统揽全局，我们恐怕难以抵挡；但他若是受制于人，手中无权，那就好办了——朝中与他为敌者众多，必会从中作梗。不必我们亲自动手，他自身难保，败局已定！”

齐万年对周处极为重视，不敢轻敌，遂调集七万精锐部队，驻扎于梁山（今陕西乾县西北），严阵以待，积极备战。

然而现实正中齐万年之料：周处并未被任命为主帅，仅仅以安西将军夏侯骏部将的身份，听命于梁王调度。梁王见到周处时，虚情假意地大加褒奖，称其“英勇盖世”，却只拨给五千兵力。更甚者，接连下达催战军令，逼迫周处部队未及休整、尚未进食便仓促开赴战场。

周处忍饥登上前线，环顾四周，见敌我兵力悬殊，竟无一友军支援，心中顿时明了：这定是梁王借机报复，有意将他推入死地，此战注定凶多吉少。

时年六十二岁的他悲愤交加，周处仰天慨然吟诗四句：

“去去世事已，策马观西戎；藜藿甘粱黍，期之克令终。”

意为：往事已不堪回首，如今我策马奔赴西戎之地，本愿安守粗食淡饭、平凡终老，却落得如此绝境，一切理想皆成泡影。

然而周处素来刚毅果敢，从不临阵退缩。他当即率部奋勇冲杀，自清晨激战至深夜，斩敌近万，但己方五千将士接连伤亡，所剩无几，战火之中孤军奋战，愈显悲壮。

梁王司马肜故意按兵不动，拒不派援，致使齐万年数万精锐步步紧逼，将周处的部队层层围困。身边卫士见形势危急，苦苦劝说他突围撤退。

然而周处深知，即便侥幸杀出重围，也难逃梁王“丧师辱国”的诬陷罪名，终究无法摆脱权贵势力的迫害。他手执宝剑，慷慨激昂地喊道：“古之良将出征，皆从凶门而出，寓意有进无退。我身为朝廷命官，今日唯有以死报国！”

最终，周处与部下将士浴血奋战，壮烈殉国，全军覆没。

周处于公元297年正月在六陌（今陕西乾县以东约十五里处）战死，后被追赠为平西将军。他的生前好友将其遗骸护送回故乡宜兴安葬，墓址位于今江苏宜兴城南，当地称之为“周墓墩”。百姓感念其过往事迹，曾在此地修建英烈庙以示缅怀。

然而，周处是在镇压齐万年起义的战场上阵亡的。齐万年率领民众反抗西晋王朝的残暴统治，具有正义性质，而周处却站在朝廷一方参与镇压，因此其战死并不值得称颂。尽管如此，周处早年改过自新、为民除害、刻苦读书，出仕后也曾安抚边地少数民族，做过一些有益于百姓的事，这些善行仍应予以肯定和纪念。

至公元298年，西晋朝廷派遣积弩将军孟观率领数万精兵进剿齐万年，梁王司马肜所属部队也划归其指挥。经过数十场大小战役，起义军接连失利。最终在299年正月，于美阳县中亭川（今陕西扶风县东部），齐万年兵败被俘，起义失败。其部将郝度元逃入沙漠地带，不久亦病逝。

晋惠帝司马衷在尚未登基时，年仅十三岁便遵父命与贾南风成婚。由于担心儿子年幼懵懂，晋武帝提前数月派遣后宫才人谢玖前往东宫侍奉。不久，谢玖怀孕，此事令刚入东宫的贾南风心生不满，遂将其遣返回后宫。

数年后，司马衷偶然来到后宫，见几名皇子公主正在嬉戏，其中一名三四岁的男童格外惹人喜爱，便上前抱起逗弄。晋武帝在一旁笑着说：“这正是你的亲生儿子，名叫司马遹。”司马衷听后欣喜不已，连连亲吻孩子。

司马衷即位后，司马遹被册立为皇太子。然而皇后贾南风因自身无子，对太子始终心怀嫉妒。太子生母谢玖出身寒微，家族以屠宰为业，并无权势背景；虽因儿子得位而晋升为淑媛，却难以获得应有的尊荣。

晋武帝生前极为喜爱这位长孙。一次带他参观猪圈时，年幼的司马遹说道：“这些猪已养得很肥，继续饲养浪费饲料，不如宰杀分食。”

晋武帝听后大加赞赏，立即命人照办，并常向群臣称赞：“此子颇有先祖司马懿之风，将来必能振兴社稷。”

皇上一旦称赞几句，众人便纷纷跟风，极尽溢美之词。然而随着皇太子逐渐长大，宫廷中奢靡享乐的氛围渐渐腐蚀了他的心志。他整日贪图玩乐，无心向学，全然没有先祖太祖皇帝那般英武气概。

司马遹尤其喜欢与身边的宦官、宫女们玩起市井游戏，模仿民间开设酒肉铺子。他有一项令人称奇的本事——只需随手一拎，便能精准判断出肉或酒的重量，误差从不超过一两。东宫内种植的蔬菜、饲养的鸡鸭，他都会命人悄悄拿到市面上售卖，俨然一副小商贩做派。此外，他在各地广置田产，暗中积累了大量财富。

太子舍人杜锡（名臣杜预之子）屡次劝谏，希望太子能专心学业、端正品行。太子司马遹非但不听，反而心生厌烦。一次，他竟在杜锡常坐的席垫上暗藏尖针，致使杜锡坐下时被扎得鲜血直流，狼狈不堪。

起初，贾后对这位聪慧机敏的太子心存忌惮，生怕他将来威胁自己的权势。可当她发现太子日渐沉溺嬉戏、懒散贪财，反倒暗自欣喜。她甚至暗中派人引诱太子继续胡作非为，只盼他越走越偏，劣迹斑斑，以便日后寻机将其废黜。

太子司马遹与贾后的外甥贾谧自幼一同玩耍，关系亲密。但随着年岁增长，两人因性格不合、利益相争，渐生嫌隙，最终反目成仇。而贾谧的母亲，正是贾后的亲妹妹贾午。当年贾午尚未成年，便对父亲贾充府中一位俊朗有才的文书官员韩寿心生爱慕。二人暗通款曲，私定终身。

当时西域曾向晋武帝进贡一种极为珍贵的异香，一经沾染，香气经久不散。武帝将此香赐予贾充，其家人亦得以使用。

贾午悄悄将香赠予韩寿，致使韩寿身上终日芬芳萦绕，所到之处香气弥漫，最终此事败露，成为一时秘闻。

众人被一阵奇异香气吸引，纷纷议论不已，消息传到贾充耳中，他顿觉蹊跷，几番盘问追查，终于揭穿了隐情。女儿贾午撒泼哭闹，执意非韩寿不嫁。家丑不宜外扬，况且韩寿相貌俊朗、风度翩翩，贾充权衡利弊后只得妥协，索性将韩寿招为女婿。两人婚后育有一子，取名韩谧。

贾充原本虽有二子，却皆幼年夭折，去世后无人承袭爵位。于是韩谧被过继入贾氏宗族，改姓为贾，由外孙变为嗣孙，继承鲁郡公之位。成年后历任散骑常侍、后军将军、秘书监、侍中等职。作为贾后亲姐姐的孙子，这位曾惹出“偷香”风波的外甥，反倒成了她最为倚重的心腹之人。

贾谧热衷于结交权贵子弟与文人名士，家中往来频繁者共有二十四人，时称“二十四友”。其中不乏当时赫赫有名的人物：如大文学家潘岳，才子陆机、陆云兄弟，刘琨与刘舆两兄弟，贾后堂舅、官至散骑常侍的郭彰，以豪富斗奢闻名的石崇及其外甥、才华横溢的欧阳建，还有尚书和郁（名臣和峤之弟）等人。这些人中，不少年岁高于贾谧，有的甚至辈分更高，论才学更是远胜于他，但他们皆对贾谧极力奉承，时常齐聚一堂，饮酒赋诗，谈笑风生，形成一个显赫的文化与政治小圈子。

在“二十四友”的簇拥与吹捧之下，贾谧声势日隆，在朝野间的影响力不断扩大。他又倚仗贾皇后之势，行事愈发骄横。曾因怒气发作，竟下令捆绑一名黄门侍郎；另一次与太子下棋发生争执，被成都王司马颖目睹并出言训诫。贾谧怀恨在心，立即向贾后告状，致使司马颖很快被调离京城洛阳，外放为平北将军，镇守邺城。正因如此，民间纷纷议论：贾谧的实际权力，恐怕已在晋惠帝之上。

潘岳（247—300），字安仁，是西晋时期著名的文学家，位列“金谷二十四友”之首。他出身于荥阳郡中牟县（今河南中牟东），自幼才貌双全。据传，潘岳年轻时风度翩翩，常乘车出游，城中女子见之倾心，纷纷向他的车中投掷水果以示爱慕，因而有“掷果盈车”的美谈，流传至今。

潘岳早年仕途不显，却以文采著称。二十余岁时，其连襟任子威去世，他感念情谊，为任妻写下《寡妇赋》，情感真挚动人；不久岳父杨肇（曾任荆州刺史）亦亡故，他又作《杨荆州诔》以表哀思。这两篇作品情辞并茂，感人至深，使他在当时声名鹊起，许多人家遇有丧事，皆延请他撰写碑文或祭文，一时求文者络绎不绝。

与同时代的文学大家陆机齐名，世人将二人并称为“潘江陆海”，赞其才华如江河奔涌、浩瀚无边。

在担任河阳县令期间，潘岳大力倡导植桃，下令全县广种桃树，不论街巷田陌皆须栽植。待到春日来临，桃花灼灼，满城芬芳，远望如云霞铺地，黄河对岸的洛阳人遥看此景，称其“河阳一县花”，成为千古佳话。

他在河阳任上结识了一位才艺双全的士人公孙宏，此人善歌能诗，潘岳颇为赏识，常以财物接济。后来潘岳曾出任权臣杨骏的主簿，杨骏被诛后，其亲信多遭株连，同为主簿的朱振亦被斩首。而潘岳却幸免于难——事后方知，当时执掌大权的楚王司马玮身边有一位得力幕僚长史，正是当年受他恩惠的公孙宏，暗中为其开脱，得以保全性命。

公孙宏曾为潘岳辩护，称他虽担任主簿之职，实则有名无实，并未真正参与杨骏的事务。因此，楚王赦免其死罪，仅将他革职为民，潘岳可谓侥幸逃过一劫。

然而不久后，楚王司马玮被杀，公孙宏也难逃厄运，最终被处斩。潘岳听闻消息，仅落了几滴眼泪。可转眼间，他又以“无辜受牵连”的姿态被起用，出任长安令，随后调回朝廷，先后担任著作郎、黄门侍郎。此时潘岳已年届四十六，与石崇一同依附权臣贾谧，步入人生又一转折。

这位曾醉心于“一县花”美景、以诗文著称的风流才子，自此开始卷入权力漩涡，行止不再如昔日清雅。他与石崇时常同车出行，一旦遇见贾谧的车队，便立刻下车跪拜，躬身叩首，直至贾谧车驾远去、尘土落定方才起身。贾谧对其极为宠信，凡事多有商议。后来贾后与贾谧图谋陷害太子，竟也让潘岳执笔伪造太子“谋逆”之书，沦为阴谋帮手。

贾后为巩固权力，策划了一场夺嫡阴谋。她先是用布帛裹腹伪装怀孕，待时机成熟，便将妹夫韩寿新生的男婴秘密接入宫中，对外宣称是自己所生，取名慰祖。此举意在动摇太子地位，为其废立铺路。

尽管太子司马遹平日行为不羁，但并无重大过失足以被废。为此，贾后与其亲信贾谧双管齐下：一方面广布流言诋毁太子司马遹，另一方面精心设计陷阱。永康元年（公元300年）初某夜，太子被召入宫。宫女陈舞奉命送来御赐的枣子与酒水，见太子推辞，便以“君赐不敢辞”相胁。太子被迫饮尽，不久醉倒。

趁其神志不清，另一宫女承福将其唤醒，谎称皇帝命其抄写祈福祝文。

太子司马遹昏聩之中只得照做，字迹潦草且多有遗漏。这些文字实为权臣潘岳事先拟就的构陷文书，而缺漏之处则由潘岳仿其笔迹补全，一场篡改诏书的阴谋就此完成。

皇太子司马遹所写的字条与晋惠帝亲笔批示的诏书，于次日朝会上被当众呈交至群臣手中。纸条上赫然写着：“天子当自了之，若不自了，吾将入宫了之；贾后亦当自了，否则吾必亲斩之……”而晋惠帝的诏令则冷峻决绝：“太子大逆不道，即刻赐死！”

在场王公大臣无不震惊失色，一时无人敢言。

张华颤声进言：“自古以来，废立储君常致国乱，此事重大，望陛下三思慎行。”

尚书仆射裴頠随即建议查验笔迹，立刻取出皇太子平日亲笔所书十余件文书比对，字迹相似，众人虽心存疑虑，却无人敢断言其伪。

贾后指使黄门令董猛，假借晋武帝之女长广公主的名义，伪造奏章呈递给晋惠帝。奏章中写道：“如此大事，应当速决！群臣若仍推诿拖延，凡有不服从诏令者，一律按军法处置。”

朝中大臣们反复争论，直至太阳西斜，仍未能达成一致意见。贾后担心夜长梦多，局势生变，便亲自出面，向晋惠帝进言，请求免去太子一死，改为废黜其位。晋惠帝应允，遂命“二十四友”之一的尚书和郁执行诏令。和郁持诏前往东宫，宣布废黜太子，并派遣禁军将这位被废的太子押送至金镛城，加以幽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