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清王朝中前期的十六大恶政（之3）

（上接恶政七）

满清恶政之八：把程朱理学推向极端，实行思想文化专制。

自宋代以来，历代统治者为了巩固其王朝统治，都十分推崇程朱理学，到清康熙时期，更是把程朱理学推到无以复加的至高地位。

康熙的内阁学士熊赐履大肆鼓吹程朱学说，强调：“朱子之学，即程子之学。程朱之学，即孔孟之学。若程朱非，则孔孟亦非矣。程朱之学，孔孟之学也。程朱之道，孔孟之道也。学孔孟而不宗程朱，犹欲其出而不由其户，欲其入而闭其门也。”1713年，康熙帝命熊赐履、李光地等编辑《朱子全书》，并亲自撰序言，说“非先王之法不可用，非先生（指朱熹）之道不可为。反之身心，求之经史，手不释卷。数十年来，方得宋儒之实据。”（20），此序言一出，康熙朝廷便引导知识分子只钻研儒家经典，且只以朱子的注释作为准则，“言不合朱子，率鸣鼓而攻之”。

范文澜、蔡美彪的《中国通史》对于康熙把程朱理学宣传普及的程度讲得非常精准：“宋代理学至朱熹而渐完备，宋理宗时始被尊为官方学说，但南宋不久即告灭亡。元仁宗、文宗曾先后提倡理学，举行科举考试，表彰孝子节妇。但元朝的统治随即衰落，理学并未能在政治思想上占据统治地位。明初再度倡行理学，万历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商人的兴起，理学在社会上已不再能控制人们的思想和言行。康熙帝倡行理学用以指导政治，并在社会上大力宣扬，深入到各地农村。理学的伦常说教，经康熙帝提倡而普及于全国，影响是深远的。”（21）

康熙为什么如此钟情程朱理学？这是因为，程朱理学使儒学走向政治哲学化，为封建等级特权的统治提供了更为精细的理论指导。程朱理学认为“三纲五常”都是理的“流行”，人们应当“去人欲，存天理”，自觉遵守三纲五常的封建道德规范。程朱理学企图在“理”的名义下，建立起上自朝廷下至每个家庭的一整套周密的社会秩序，劝诱人们通过“灭人欲”的自我修养方法，以达到自愿服从统治的目的。这样的理论正乎合康熙所推行的满清一族专政和皇帝集权的需要，正乎合他们实行思想文化专制、推行奴化教育的需要。

康熙时期，中国封建社会思想文化专制已登上高峰。

乾隆1740年也下诏说，程朱之学“得孔孟之心传……循之则为君子，悖之则为小人；为国家者由之则治，失之则乱，实有裨于化民成俗，修己治人之要。”乾隆的诏书，更是使得程朱理学稳坐思想文化至高之席，因而也把思想专制的笼子修补得严密无缝，文化人都不得不在程朱理学的故纸堆里打滚。

程朱理学加上强势的康熙、雍正、乾隆，加上他们的御用腐儒的奴化理论，程朱理学就不完全是其自身，而是变成了毒性更强的满清的“程朱理学”。在满清王朝的推动、强化下，“程朱理学”成了人们的言行准则，人们的步子只能按“程朱理学”所指的路子和程序走，人们的脑子只能按照“程朱理学”的框框想，人们只能愚忠、愚孝、愚贞。

（做点解释：对于程朱理学，解放后多做负面评价，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人们似乎给它翻了案，称它“是中国及世界哲学思想的一次巨大飞越”。但翻案者这样认为，程朱理学在清朝遭到了阉割与歪曲，使之对清朝国民起了极大的奴化和麻醉作用，就是说，在程朱理学在清朝起到的毒副作用这一点上，翻案者与笔者趋同，与以前评价趋同，故不需理论。）

恶政之九：大兴文字狱（22）

满清的文字狱可谓空前绝后，据统计，顺治兴文字狱7次，康熙兴文字狱12次，雍正兴文字狱17次，乾隆兴文字狱130多次。

清朝文字狱的开端，起于顺治四年——广东和尚函可身携一本纪录抗清志士悲壮事迹的史稿《变记》，被南京城门的清兵查获，在严刑折磨一年后，定谳流放沈阳。次年，又有毛重倬等坊刻制艺序案，毛重倬为坊刻制艺所写的序文不书“顺治”年号，被大学士刚林认为是“目无本朝”有关“正统”的“不赦之条”。由此规定：“自今闱中墨牍必经词臣造订，礼臣校阅，方许刊行，其余房社杂稿概行禁止”。从此孽生了清朝言论检查官，肇始了中国言论出版审查专制。

康熙时的12次文字狱，以“明史案”、“黄培诗案”、“《南山集》案”最为突出。

所谓《明史案》，就是——明熹宗天启朝内阁首辅朱国祯回到老家浙江乌程，编了一本《皇明史概》并刊行，未刊的稿本有《列朝诸臣传》。明亡后，浙江湖州有个叫庄廷鑨的盲人，受“左丘失明，厥有国语”的鼓舞，也想搞一部传世史作。于是出钱从朱国祯后人处买了史稿，并延揽江南一带有志于纂修明史的才子，补写崇祯朝和南明史事，编成《明史辑略》。该书在叙及南明史事时，仍尊奉明朝年号，还提到了明末建州女真的事，如直写努尔哈赤的名字，写明将李成梁杀死努尔哈赤的父祖，斥骂降清的尚可喜、耿仲明为“尚贼”、“耿贼”，写清军入关用了“夷寇”等。这些触犯了满清禁例，于是与庄氏《明史》有关连的人大祸临头。康熙二年(1663年)五月二十六日，清军将《明史》案一干“人犯”七十余人(为《明史》写序的、校对的，甚至卖书的、买书的、刻字印刷的以及当地官吏)，在弼教坊同时或凌迟、或杖毙、或绞死，一时血溅人间天堂。“主犯”庄廷鑨照大逆律剖棺戮尸，另有数百人受牵连发配充军。

雍正时期，文字狱更甚。雍正虽在位仅十三年，所兴文字狱大的就有十七次，且不少是“亲自揭发”，“亲自审讯”。最为突出的有年羹尧案、谢济世案与陆生楠案、吕留良案、屈大均案、裘琏戏笔之祸、“清风不识字”案、“维民所止”案等。在此转述白氏《中国通史》所记“维民所止”案一段：“雍正四年（1726），江西主考官查嗣庭，出了‘维民所止’的试题，这本是《诗经》中的一句话，被人告发说是‘维止’两字是把‘雍正’两字‘去首’砍了雍正的头，‘谓之大不敬’于是把他下了大狱，死于狱中，乃戮其尸，株连亲属和学生。”由此可见雍正文字狱之一斑。

到了所谓的“圣主”乾隆帝时，文字狱则达到顶峰，共发生一百三十余案。四十七案的案犯被处以死刑。生者凌迟、死者戮尸、男性亲族十五岁以上者连坐立斩。而由牵强附会、望文生义、捕风捉影造出的文字狱，层出难穷。甚至一些疯子胡乱涂抹也被定为“逆案”，凌迟处死。更有甚者，乾隆时的文字狱，有不少案件，是由于向清朝统治者歌功颂德、献书献策，因马屁拍得不得法，犯了忌讳，遭到杀身之祸。

《百度》之《三朝“文字狱”比较》条指出：乾隆创造性地提出，（要推行一族专政，）要提高“皇权专制”，就要对文化思想厉行统治。这就是说，兴文字狱是他的治国方针。乾隆文字狱起于“伪孙嘉淦奏稿”案，从此文字狱如野马脱缰，如洪水翻涌，直攀以修四库全书为名义而查办禁书，企图彻底摧毁中华民族精神的罪孽高峰而不止。其中，以王锡侯《字贯》案、徐述夔《一柱楼诗集》案、“古稀罪”案等，最为轰动。乾隆是毁灭中华文化、钳制华夏思想的罪魁。乾隆编纂《四库全书》，是“独创了借‘搜集古今群书’而为冠冕堂皇的理由来查办禁书，欲将一切‘反清文字’作品的旧刻新编之作者、出版者、收藏者一网打尽（百度百科语）”；兴文字狱，是不让新的“反清思想”冒头。

文字狱本不是起于满清，但此前的文字狱不可与满清的文字狱同日而语。

《百度百科》讲:考之中国三千年封建历史....汉唐封建盛世基本上没有大“文字狱”，宋代虽以苏东坡“乌台诗案”开了“文字狱”先河，不过是贬官三级，下放黄州流放琼崖而已；直到明代衰弱的万历皇帝，才创造了“中国第一思想犯”——将只是“不以孔孟之是非为是非”的李卓吾，以“敢倡乱道”、“妄言欺世”罪名拿下诏狱，逼其自刎。清康熙....有较大“文字狱”11起....而雍正则生性刻薄猜忌，虽在位只有十三年，却有残酷而大规模的“文字狱”近20多起，其中不少是“亲自揭发”，“亲自审讯”；乾隆一向“高己卑人，雄才易事”，所以虽在即位初期准行“请宽妖言”，假造“言论宽松”，一旦根基稳固，“得志便猖狂”，在六十年的帝王生涯中，竟创造了130多起酷刑“文字狱”，创造了比此前中国历史上“文字狱”总和还多一倍多的空前奇迹。

此段文字在告知大家，满清文字狱有两大特点：一是次数空前，一百多年时光，一百多次大文字狱；二是残忍度空前，杀头、戮尸、囚禁、流放，株连妻儿，株连九族及同僚。

满清文字狱还有一个极重要的特点，那就是目的性空前。历朝历代的文字狱多带有个别性和偶然性，其目的也多较简单，惩治一个或几个不满者，排除一个或几个异己。满清则不同，他们兴文字狱目的明确，在康雍乾三朝简直就是国策（亦即“恶政”）。他们就是要借文字狱毁灭一切不利于满清一族专政、集权专制的华夏文化，打击迫害一切头脑中存留、滋生对满清不敬、不满或反抗之思想的知识分子，钳制一切非满清意识的新的“异端”思想。

恶政之十：借编纂《四库全书》之名，毁灭华夏文化（23）

满清长期大规模的毁书、禁书，再加上篡改，是一种禁锢、毁灭华夏文化进而歪曲历史的极其野蛮的行为，编纂《四库全书》就是借机推行这种野蛮行为的集中表现。

很多书上讲，《四库全书》的编纂是对中国文化事业的一个大巨大贡献，其实恰恰相反，编纂《四库全书》是中华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文化浩劫。

鲁迅先生在《病后杂谈之余》中说：“文字狱的血迹已经消失，满洲人的凶焰已经缓和，愚民政策早已集了大成，剩下的就只有‘功德'了。那时的禁书，我想他都未必看见。现在不说别的，单看雍正乾隆两朝的对于中国人著作的手段，就足够令人惊心动魄。全毁，抽毁，剜去之类也且不说，最阴险的是删改了古书的内容。乾隆朝的纂修《四库全书》，是许多人颂为一代之盛业的，但他们却不但捣乱了古书的格式，还修改了古人的文章；不但藏之内廷，还颁之文风较盛之处，使天下士子阅读，永不会觉得我们中国的作者里面，也曾经有过很有些骨气的人。”

吴晗先生说:“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矣！”

两位文化大师所言，真是一针见血。现摘取几段《百度百科》记载以佐证。

记载1《修少毁多》条：《四库全书》其实是一部“四不全”的次品乃至废品。何谓“四不全”？因为在编修过程中，数目惊人的书籍遭到了焚毁、删削、篡改、错讹的厄运，而这一切都是蓄意为之。一、焚毁。《四库全书》收录全文的图书一共有3461种，成书79000卷，近7.7亿字。编修中明令禁焚的书籍就有3000多种，几乎与全文收入的总数相当，这还不算上因当时诏令上缴违禁书籍在民间造成的恐怖氛围，百姓偷偷焚毁的书籍，合计起来被毁掉的书籍恐怕不止万部，这实在是一场文化大浩劫。二、删削。只举几例，据黄裳先生考证：乾隆四十一年诏令：书籍内如有只须删改的字句，就不必因此而废掉全书；乾隆四十四年，禁网已注意到地方志；乾隆四十五年，注意力伸到野史诗、演戏曲本、小说等俗文学领域；乾隆五十年，改《明末纪事本末》中“吴三桂击走李自成”为“清军击走李自成”。三、篡改。....不但与清代统治者利益密切相关的明人作品遭到大力剿灭，而且殃及两宋。如岳飞的《满江红》名句“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被改为“壮志饥餐飞食肉，笑谈欲洒盈腔血”，因为“胡虏”、“匈奴”在清代是犯忌的。最荒唐可笑的是辛弃疾的《永遇乐•千古江山》：“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被改作“人道宋主曾住”。“寄奴”本是南朝宋开国皇帝刘裕的小名，与犯忌的“胡”“戎”“夷”“虏”等并不相关，可是奴才们害怕专制淫威，为保险起见“觉悟高”，须知“狗总是跑在最前面的”。四、错讹。戊戍变法时支持新法的陕西进士李岳瑞，在其笔记《悔逸斋笔乘》中提到乾隆御制、四库馆臣校订的武英殿版《二十四史》。“曩读武英殿本《二十四史》，惟《史》、《汉》、《国志》校勘无愧精审，《晋书》以次，则讹字不可枚举。”是四库馆臣的疏忽吗？不是。这是四库馆臣、内府官员、太监共同表演的取悦皇帝的“哑剧”——故意留下些容易看出的错误，等待喜欢校书的乾隆看到后标出，再对馆臣的“不学”降旨申斥，从而“龙心大悦”，觉得自己的学问也在“皆海内一流，一时博雅之彦”的四库馆臣之上。“然上虽喜校书，不过偶尔批阅，初非逐字雠校，且久而益厌。每样本进呈，并不开视，辄以朱笔大书校过无误，照本发印。司事者虽明知其讹误，亦不敢擅行改刊矣。”从上述可以看出，毁、删、改，包括留下的大量错讹，都是蓄意而为。深究缘由，就不得不剖析乾隆编修《四库全书》的真实意图了。在费正清的名著《美国与中国》中，他鲜明地指出了清朝统治者编纂《四库全书》的真实用意：“通过这项庞大工程，清廷实际上进行了一次文字清查（文学上的“宗教裁判”）工作，其目的之一是取缔一切非议外来统治者的著作。编纂人在搜求珍本和全整文本以编入这一大文库时，也就能够查出那些应予取缔或销毁的一切异端著作。正如L.C.古德里奇所论证的，这是最大规模的思想统治。”

记载2《功过》条：《四库全书》毕竟是乾隆皇帝以“稽古右文”为名﹐推行文化专制政策的产物﹐乾隆借纂修《四库全书》之机向全国征集图书﹐贯彻“寓禁于征”的政策﹐对不利于清朝统治的书籍﹐分别采取全毁﹑抽毁和删改的办法﹐销毁和篡改了大批文献。《四库全书》突出了儒家文献和反映清朝统治者“文治武功”的文献﹐把儒家著作放在突出的位置，例如一些顺服于满清统治的汉人如汤斌等人的著作受到重视，而黄宗羲、吕留良、顾炎武等一些与汤斌同时代却有骨气的文人著作则受到打击和禁毁。把儒家经典放在四部之首，把一般儒家著作放在子部之首；轻视科技著作，认为西方现代科学技术，是“异端之尤”，可以“节取其技能，禁传其学术”。除了农家、医家和天文算法类收录少数科技著作之外，一般科技著作是不收录的；排斥了有民主色彩或敢于批评儒家思想的文献及戏曲和通俗小说如宋元杂剧﹑话本小说﹑明代传奇等。

记载3《修书毁史》条：清乾隆编纂四库全书时销毁了对满清不利的书籍总数，据统计为一万三千六百卷。焚书总数，15万册。销毁版片总数170馀种、8万馀块。除了焚毁书籍，满清还系统的对明代档案进行了销毁。明代档案仅残存三千余件，主要是天启、崇祯朝兵部档案，也有少量洪武、永乐、宣德、成化、正德、嘉靖、隆庆、万历、泰昌朝的官方文书（其中很多已经被满清修改过）。其余估计不少于1000万份明代档案，已经全部被销毁了。除了销毁书籍和档案外，满清还系统的对残存书籍和档案，进行篡改....《四库全书》的编修可以说是全国图书都要进献检查，不仅不利于满清的文献被禁毁，连前人涉及契丹、女真、蒙古、辽金元的文字都要进行篡改。查缴禁书竟达三千多种，十五万多部，总共焚毁的图书超过七十万部，禁毁书籍与四库所收书籍一样多....一篇吴三桂的“反满檄文”，一本《扬州十日记》，一本《嘉定屠城记略》，竟在中华本土湮灭二百多年，二百多年后才从日本找出来！

白寿彝《中国通史》也有明确表述：乾隆时期，借编纂《四库全书》的机会，下令对全国图书典籍进一步彻底清查，把大量有价值的书籍付之一炬。乾隆帝下令在清查中，对于毁誉、“诋触本朝”的“违碍”、“狂悖”书籍一律收缴和焚毁。有些书籍尽管不予销毁，但对于“违碍字句”必须一律“改易”。“明季末造野史”、“国初人伪妄诗文”，是清查的重点。因为清初统治者为了隐匿其先祖女真与明朝的隶属关系，所以对于明末清初的野史、杂记中“诸申”（或女真）、“建州卫”、“建夷”之类的记载深恶痛绝，甚至连宋代的书提到抗金，明朝的书提到抗元，也在禁例。此外，清初一些汉族知识分子心怀反清复明之志，吟诗作文时免不了骂清朝几句。所有这些在清朝统治者看来都是“违碍”和“狂悖”书籍，一律销毁或改易。加上查缴禁书并无统一标准，于是负责查缴的官员寻词摘字、断章取义、索隐发微、牵强附会，使得收缴和销毁的范围大大扩大。乾隆时期这一次收缴禁书的规模在历史上是空前的，历来文人荟萃，书肆众多的江浙地区是清查收缴的重点地区。江苏专门设立江宁、苏州两个书局掌管收缴禁书。浙江从乾隆三十九年到四十七年（1774—1782）进行了24次大规模的清查和毁书。经过大规模的收缴，属于禁书、销毁的书籍，乾隆一朝“将近三千余种，六、七万部以上，种数几与四库现收书相埒”。

《百度》和其他资料有更多记载，不甚枚举！

满清纂《四库全书》，一是为了标“功德”，二是为了毁灭、禁锢。“寓禁于征”，毁灭是其主要目的。他们要毁灭一切披露满清真相的文字，毁灭一切非议外来统治者的文字，毁灭一切显示不满反抗的文字，毁灭那些展现明朝真实面的文字，毁灭那些在满清极端高压下还拼命冒出一点新理念、新思想（诸如带有人文色彩、民主色彩或批评儒家思想一类）的“异端”文字，总之，是要毁灭一切不利于清朝统治、不乎合满清意识形态的文字，当然也就是毁灭华夏优秀文化！毁灭旨在禁锢，他们就是要禁锢文化生机、思想生机，推行思想文化专制。 结果是华夏文化遭到了有史以来的最大摧残！

满清毁灭华夏文化远不止于编纂《四库全书》，清代每次文字狱所带来的图书焚毁更是不计其数。除了毁，还有禁。只要是他们觉得对一族专政不利的书，在其手的焚，不在其手的禁。《百度百科•“三朝比较”》中讲：清代禁书真是五花八门，令人有望洋兴叹，叹为观止的感慨。凡是涉及思想，历史，政治，以及民族问题的书籍被禁被毁，当然也在意料之中，但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大量纯粹的科学，技术，经济方面的书籍也赫然在目....凡是涉及明朝，比如明人的文集，明人的诗集，明代的历史，明代人物传记，被禁毁也不算出奇，但是许多为清朝歌功颂德拍马奉承的书比如什么《大清典礼》《大清天定运数》，还有乾隆的爹雍正的作品《大义觉迷录》以及曾祖父顺治的作品也在禁毁之列。更离奇的还是，甚至连明人选编或者写过评注的一些唐诗选集都在禁毁之列，比如《杜工部集筏注》《杜工部诗集》《杜工部诗集辑注》《杜诗详注》都在名单上。

毁书、禁书运动自清初起，一直连绵不断，查禁、销毁了大批的极具史料价值的书籍，给后世的档案史料编纂留下了历史空白。

总之，华夏文化遭遇上满清，就是遭遇上了恶魔。

满清野蛮的文字狱和毁书、禁书、篡书运动这两大恶政带来的恶果极其深重——

（1）毁灭文化（且歪曲甚至颠倒历史）。

满清文字狱和以编纂《四库全书》为标志的毁书、篡书运动一起，使华夏文化遭到了一场亘古未有的长时期的浩劫。华夏辉煌文化的载体——书籍，被焚毁过半，甚至达三分之二以上，造成大批历史文献和具有进步思想的书籍被焚毁而失传！

另有一份资料说：当代学者顾关元先生据海宁陈乃乾的记载，则认为所销毁的书籍是《四库全书》总数的十倍。我相信。康乾时期的禁书、毁书是相当彻底的，因为它和长时期的文字狱高压结合在一起。动辄大祸临头，何况私藏“禁书”？藏一本“禁书”，就等于藏一枚定时炸弹。无法考察，如果经过康雍乾三朝的文字狱，还有人藏着“禁书”，那必定是大智大勇的英雄。

值得强调的是，连宋应星的科技著作《天工开物》也遭禁毁，使得这样一部伟大的科技著作，在中国竟失传几百年！

另一个值得强调的是，1000万份（笔者注：几乎是全部）明代档案被满清销毁，现存的仅三千余件（笔者注：万分之三）明档案，还主要是天启、崇祯朝兵部档案，只有少量洪武、永乐、宣德、成化、正德、嘉靖、隆庆、万历、泰昌朝的官方文书。所存也很多是被满清篡改过的。现在明史怎么写？满清小人或满奴写的明明不实，也难廓正，明史上少见亮色就是很自然的了。文字狱毒化下的清史资料又看得？“实录”是实录？满清小人写的看不得，汉奴写的更看不得！近年来满清的“轰轰烈烈”恐怕就多由这些“看不得”而来。由此，明清历史就造成了极大的歪曲甚而颠倒！

（2）毁灭人才。

白氏《中国通史》讲：“....兴文字之狱。凡是不利于清皇朝统治的文字、著述和言行，一概被斥为“悖逆”和“狂吠”，罗织罪名，然后置之重典。”大家知道，“人才”是敢想敢说的人群，那么在满清康雍乾三朝，他们的命运就注定多是被处死、囚禁或流放为奴。文字狱一次、一次接一次，人才也就一茬、一茬接一茬的遭处死、囚禁或流放！算上顺治，一百多年的时光，一百多次的文字狱，人才成千上万的灭。此后人才焉在哉？人才在九泉！

人才毁灭的方式也有几种。一种是直接毁灭，就是上面所说的杀、关、放。另一种则是扭曲人才，摧残人才。长期的文字狱高压，会压掉人的骨气，甚至会压掉人的起码自尊。你是人才，你讲人格，你也有些骨气。几次文字狱下来，你害怕了，或是怕株连妻儿、株连九族，一头钻进故纸堆，专搞考据，这就成了远离社会的缩头乌龟了。至于那些虽有一定专长，却是有奶便是娘的文化人，那他就会被驯化为奴才。有人慨叹：“雍乾以来，志节之士，荡然无存”！

话说回来，对于满清专制者来说，他们是不要华夏人才的，他们怕这些人才造反，没了，算不得损失；但对社会来说，没了人才，那就是灾难性的。其实，所灭人才也未必真造反，秀才嘛，多是抒发抒发心意。他抒发，你听听，说不定有所裨益。你若真想发展社会，富强国家，他们定会出力。鸦片战争来了，八国联军来了，他们就更有用了。可满清贵族们就是容不得！

（3）禁锢心智。

长时期的文字狱，有新思想的书看不到了，有思想的人不敢聚会了，甚至连文化人的私下交流也得小心翼翼了。否则，就可能招来杀头、戮尸、屠妻儿、诛九族之祸，知识界一片恐怖。直到嘉庆年间，文字狱的阴影仍笼罩着文坛，知识分子余悸尚存，所以龚自珍有“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以及“万马齐喑亦可哀”的叹息。文字狱时代，人们的思想遭绳子勒着，被铁丝箍着，接下来的只能是人种素质倒退！

（4）斩断社会进步之轨。

传统文化遭浩劫了，有新意的文化遭毁灭了，人才没了，思想被禁锢了，社会进步的轨道也就断了。

西方有人认为，满清康雍乾时期在思想文化方面，就如同欧洲教会统治下的黑暗的中世纪，真是一点不错。

注释：（20）范文澜《中国通史》第五编第四章第四节（二）“理学的提倡与西学的传入”一、理学的提倡。（21）同上。（22）此标题文字转录于本人的《满清入霸中华注定华夏悲剧接着悲剧》，稍有删改。（23）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