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与王云五的那些往事（钟桂松）

一九二一年，茅盾在商务印书馆主编 《小说月报》 一举成名，成为新闻出版界的一位新锐人物。同时，二十五岁的茅盾又秘密从事革命政治活动，而且颇受同样年轻的中共党内同志的重视，并委任他为中共中央联络员，负责全国各地党组织来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的联络工作。

然而，一九二一年七月胡适的上海商务印书馆之行，对茅盾以后的工作，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影响。让年轻的茅盾感到十分郁闷，以至最终引发茅盾辞去 《小说月报》主编之职，成为茅盾在商务印书馆生涯中的一件严重事件。

胡适自己不肯来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任职，却推荐了自己曾经的老师王云五先生。这就是茅盾在回忆录里所讲的“一九二一年夏季发生的商务编译所的一个关系重大的人事变动。”

这件事的起因，是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高梦旦在新文化运动日愈兴起的时候，自觉有不胜劳累之感，因此多次向张元济提出辞呈。自然，从今天的眼光来看，高梦旦先生这样德高望重的人，担任编译所长是再合适不过了，懂出版、懂日文、懂管理，人缘好，不少学富五车的文人专家学者都愿意在其领导下工作，因此，应该是位合格的领导者。但是被胡适称为“新时代的圣人”的高梦旦却不这样想，他完全是从“事业”出发，不想占着位置，影响别人，所以，高梦旦先生对编译所长职位的让贤，是发自内心的。

但是，偌大的中国，谁来担当商务印书馆编译所长这个职位呢？商务印书馆当局张元济、高梦旦等颇费心思，他们将全国范围知识界的人才扫描一遍，发现年轻的北大教授胡适先生倒是适合。于是，高梦旦专程跑到北京，找胡适面谈。据说，胡适被高梦旦的诚意所感动，答应暑假到上海商务印书馆来看看。

一九二一年七月十六日，胡适只身一人抵达上海。商务高管张元济、高梦旦、李拔可、庄俞、王显华等到火车站迎接。张元济与高梦旦亲自送胡适到下榻的大东旅馆。第二天中午，商务印书馆张元济等又宴请胡适。可见，商务印书馆对胡适的到来十分重视。而胡适享受如此之高的礼遇后，也认真地在编译所会客室每天轮流找人谈话，了解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的工作流程，了解职员的业务状况和学识能力，并听取许多应改应革的想法和建议。期间，茅盾也是胡适召见谈话的一个人，后来胡适又专门找茅盾、郑振铎等文学新秀叙谈，并对 《小说月报》 的文学流派介绍谈了自己的看法，自然，在当时的历史语境里，二十五岁的茅盾对商务当局请来的胡适还是仰视的。胡适考察了一段时间后，自己不想跳槽到编译所就职，而是推荐自己的老师王云五来担当编译所所长。

王云五，名正瑞，别字云五，号岫庐，一八八八年七月九日出生在上海，原籍是广东省香山县泮沙村，家庭的缘故，王云五读书时间很短，所以他所有的知识，都来自他的自学，包括外文。应该说，王云五是个自学成才的典范。一九二一年，三十多岁的王云五，在知识积累人生阅历和心智等方面，都已成熟。所以，当时王云五听到胡适荐他出任编译所长后，其内心有“正合我意”的喜悦，他在 《我认识的高梦旦先生》 一文中说到当时自己的想法：“我呢，因为正想从事编译工作;如果能够有一个大规模的出版家给我发展，那是无所用其客气的。而且我平素有一种特性，对于任何新的工作或是重的责任，只要与我的兴趣相合，往往就大着胆去尝试的。”

当胡适带着满足和好名声回北京后，王云五在商务印书馆高管的再三恭请下，于一九二一年九月十六日正式到编译所，并且也有三个月调研后，再定夺来不来的条件。

对王云五，当时茅盾的印象里似乎不佳，比不上胡适，说他是 “官僚与市侩的混合物”。茅盾说：

王云五在当时学术界，可以说是“名不见经传”。但商务当局由于胡适的郑重推荐，还是不敢怠慢。高梦旦亲自拜訪了“隐居”在上海的王云五，高梦旦带了郑贞文同去。郑贞文（心南） ，留日学生，福建人，专业化学。据郑贞文说：王云五藏书不少，有日文、英文、德文的书籍，其中有不少科学书。有德国化学学会出版的专门化学月刊，从首卷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整套齐全;这种杂志，郑贞文在日本理科大学图书馆曾见过，回国后却不曾见过，不料王云五却有之。经过询问，王云五只得直说是从同济大学医学院德国化学教师那里买来的，这位教师因欧战而回国。王云五所藏的外文书籍，极大多数是乘欧战既起许多外国人回国的机会，廉价买来的。

王云五也说要先了解情况，以三个月为期。三个月后他决定上台，于一九二二年一月正式就任商务编译所所长。他带来了几个私人，这几个人实在是他的耳目。这几个人为王云五吹嘘，说他兼通理、工科，善英、法、德、日四国文字，《大英百科全书》 从头到底读过一遍，但这些肥皂泡不久就破了。编译所中能英、德、法、日这四国文，留学回来，专业为理、工的人，少说也还有一打左右，他们向这位新所长“请教”一番，就匿笑而退。

王云五的学问，比如关于 《大英百科全书》 读过一遍的事，是王云五自己说出来的，而这套书是王云五当年向代理此书的商务印书馆分期付款购得的，他说：

记得最先收购西书中包括有 《英国百科全书》 第九版全部，那时候我才十七岁，在英国布茂林（Charles Budd）先生所设的同文馆任教生，除得随同最高班听讲外，因兼教初级功课，月得报酬二十四元。那时候商务印书馆的西书部代理《英国百科全书》 ，以一次付款及分期付款两种办法推销该书。一次付款需数百元，我那时候当然没有这笔巨款;因此利用分期付款办法，每月缴十二元，约莫三年付清，但付过第一期的十二元后即可领到装潢美丽、篇幅巨大的《百科全书》三十册。我生平首次得此巨制，又以力所能任的小款得之，其愉快之情，真是不可言状。因此，我便以约莫三年功夫从头至尾把这三十巨册通读一过，其中除地名和植物条文我不感兴趣，也就忽略不读外，其他几乎都曾涉猎。

王云五懂美、德、法、日四国文字却是事实。至于王云五的经历，在当时，也算是见过世面，没有读过正式中学、大学的王云五，二十三岁那年，因一次偶然机会与孙中山近距离接触，得到孙中山赏识，得以担任孙中山临时大总统的秘书。后来又得蔡元培邀请去教育部工作，担任协办，是当时教育部中最年轻的部员。后来教育部迁北京后，王云五担任教育部佥事兼专门教育司第一科科长。一九一二年加入国民党，参加过反袁、反北洋军阀活动。后又担任三省禁烟特派员，卷入收购外商鸦片的存土案，因“合法”拿回扣而被迫辞职，之后就回上海“隐居”。一九二〇年公民书局约他主编一套 《公民丛书》。所以，应该说，这位三十出头的王云五先生阅历还是丰富的，因此，客观地说，论经历，王云五担任当时世界三大出版机构之一的编译所长是合适的。

王云五调研三个月之后，于一九二二年一月正式上任，并以改革的姿态，大刀阔斧地整顿编译所，从机构设置，业绩考核，人员调整等等方面实行全面改革，编译所一下子膨胀了不少。而正在红红火火主编 《小说月报》 茅盾也受到冲击。据王云五的门生徐有守在 《出版家王云五》 （台湾商务印书馆，2004年7月版） 一书介绍，上任之后，王云五所提出的改革措施共有七大项，大项下又列有小项，整个方案有七千字。

平心而论，王云五当时的改革，对一个文化企业来讲，是既治标又治本的，比如在编辞书所需用的助理性质的中下级人员，可以以馆内职员担任，不需要另聘高级专家。再如翻译，原来为商务当局慎重起见，聘请通晓外文人才到馆支薪上班方式从事，王云五认为，可以委请该学科专家学者在馆外从事，按字计酬，既可节约人力成本，又可提高质量，这有点类似今天的外包，单位不养人。再如在出版方面，提出要激动潮流而不要追逐潮流的理念，这应该是出版界的经典理念;同时还制定考核标准，提高工作效率。所以，今天来看，王云五的这些改革理念，虽然过去九十多年接近百年，仍不过时。

但是，王云五在改革中有所谓“以新方法利用旧资料”一条，其伏笔却有点逆历史潮流而动。他所谓的“旧资料”，大概就是商务印书馆《小说月报》 改革以前购买大量“礼拜六派”等旧小说的稿子，稿费已付出，准备陆续出版。但茅盾主持 《小说月报》 之后，全部封存，不再刊登。这在讲金钱效益的商务当局来看，等于是一笔很大的损失。商务当局一年前请茅盾主持 《小说月报》 时，茅盾提出的条件之一，就是封存已购的“礼拜六派”稿件。茅盾回忆说，当时“我和王莼农一谈，才知道他那里已经买下而尚未刊出的稿子足够一年之用，全是‘礼拜六派的稿子。此外，已经买下的林译小说也有数十万字之多。于是我向高梦旦提出意见，一是现存稿子（包括林译）都不能用，二是全部改用五号字（原来的 《小说月报》全是四号字），三是馆方应当给我全权办事，不能干涉我的编辑方针。高梦旦与陈慎侯用福建话交谈以后，对我的三条意见全部接受……。”所谓的“礼拜六派”，是因办 《礼拜六》周刊而得名，其虽有白话创作，但内容多为才子佳人，与鸳鸯蝴蝶派的旧体言情小说一样，为新文学所反对。估计王云五当时在调研中也了解到这个情况，站在老板立场上，认为这是“损失”，而“礼拜六派”的作品，在小市民中还是有市场的，所以，他在改革方案中有“以新方法利用旧资料”的想法，他想为商务印书馆创造化腐朽为神奇的話，以创造利润来作为对商务印书馆领导对他器重的回报。

王云五进编译所主政半年后，因茅盾在一九二二年七月号 《小说月报》上发表 《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 中，点名批评 《礼拜六》 第六〇八期中的一篇名为 《留声机片》 的小说，从而引起“礼拜六派”的不满，扬言要和商务印书馆打官司。王云五立刻派出自己心腹找到茅盾，给茅盾施加压力，要求茅盾公开道歉，遭到茅盾严词拒绝。

茅盾在回忆录里对这桩公案专门有段回忆：

商务当局中的保守派很中意王云五。他们借口《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文中点到《礼拜六》杂志，对我施加压力，说什么风闻《礼拜六》将提出诉讼，告 《小说月报》破坏它的名誉，要我在《小说月报》上再写一篇短文，表示对《礼拜六》道歉。我断然拒绝，并且指出，是“礼拜六派”先骂《小说月报》和我个人，足足有半年之久，我才从文艺思想的角度批评了“礼拜六派”，如果说要打官司，倒是商务印书馆早就应该控告“礼拜六派”;况且文艺思想问题，北洋军阀还不敢来干涉，“礼拜六派”是什么东西，敢做北洋军阀还不敢做的事情。我又对王云五派来对我施加压力的那个人 （这是王带来的私人，姓李） 说：我要把这件事原原本本，包括商务的态度，用公开信的形式，登在《新青年》以及上海、北京四大副刊上 （指上海 《时事新报》 的副刊《学灯》 ，上海 《民国日报》 的副刊《觉悟》 ，北京《晨报》及北京《京报》的副刊） ，唤起全国的舆论，看“礼拜六派”还敢不敢打官司。这一下，可把王云五派来的走狗吓坏了，他连说，“不可闹大”，就灰溜溜走了。

茅盾这次与商务印书馆当局交锋，虽然保持了自己的正义和尊严，但也埋下了下决心辞职的伏笔。茅盾在这里提到的王云五的李姓心腹，究竟是谁？现在已无法确指。王云五当年带来的人员不少，其中心腹骨干中有一位叫李泽彰 （伯嘉） 的人，据商务老人郑贞文回忆，李泽彰办事干练、善于处理上下各种人际关系，学问也不错。所以，后来王云五将他安排在编译所法制经济部部长兼事务部图画股股长。当初，很有可能王云五派李泽彰去找茅盾，想摆平茅盾，从而平息“礼拜六派”的法律要求，否则有碍王云五新官上任的面子。没想到，新文学骨干茅盾自有正义和尊严，遭到茅盾拒绝应该是理所当然的事。不过，即使李泽彰是王云五派去协调茅盾的人，不等于就是“礼拜六派”的支持者。李泽彰后来在抗战中曾为商务印书馆的奋起作出过贡献。估计，茅盾在回忆录中指姓不道名，既是一种文风厚道，又是尊重事实的缘故。当然，是否是李泽彰，这里仅是猜想，笔者并无贬损李泽彰先生的意思，而是从史料分析的一种猜想。

大概也是在这个时候，王云五觉得有必要对茅盾主编的 《小说月报》 进行检查，以便将“问题”消灭在萌芽之中。因此，王云五派人对已发排的 《小说月报》 稿子进行检查，发现他们认为不合适的稿件，在付印之前修改或抽换。不过，聪明的王云五知道此事的风险，没有冠冕堂皇地公开检查，而是派人暗中悄悄地进行。对此，茅盾在回忆录中说：

但是他们不死心，他们改换了方法，对 《小说月报》 发排的稿子，实行检查。当这件事被我发觉了以后，我就正式向王云五提出抗议，指出当初我接编 《小说月报》 时曾有条件是馆方不干涉我的编辑方针，现在商务既然背约，只有两个办法，一是馆方取消内部检查，二是我辞职。商务当局经过研究，允辞 《小说月报》主编之职，但又坚决挽留我仍在编译所工作，做什么事，请我自己提出，商务方面一定尊重我的意见，而且除我自己提出的愿做的事，决不用别的编辑事务打扰我。至于 《小说月报》主编将由郑振铎接替，从明年一月号起。我编完十三卷十二号，郑振铎亦文学研究会人，商务借此对外表示《小说月报》虽换了主编，宗旨不变。

当时我实在不想在商务编译所工作，而且我猜想商务之所坚决挽留我，是怕我离了商务另办一个杂志。可是陈独秀知道此事后，劝我仍留商务编译所，理由是我若离开商务，中央要另找联络员，暂时尚无合式的人。

于是我又提出，在我仍任主编的《小说月报》第十三卷内任何一期的内容，馆方不能干涉，馆方不能用“内部审查”的方式抽去或删改任何一篇。否则，我仍将在上海与北京的四大报纸副刊上用公开信揭发商务当局的背信弃义，及其反对新文学的顽固态度。王云五无奈，只得同意。

虽然茅盾在上一年就受到保守势力的攻击而曾经向高梦旦提出过辞职，后来由于高梦旦对茅盾革新的支持而取消了辞职的想法，但是茅盾与王云五的这次交锋，道不同不相为谋的轨迹已经明显。茅盾以商务印书馆违背诺言而以辞职相反抗，而王云五则放弃暗中检查为代价，暂时平息这种对抗。但当局坚决挽留茅盾不要离开商务印书馆。其实，茅盾此时已是中共党员，并担负党中央联络员之职，他的进退去留自然要由党中央来安排。当时的中共中央领导人陈独秀认为茅盾可以辞职，但不离开商务印书馆为好，这样可以继续担当联络员，因为中央另选他人，还没有比茅盾更合适的人选。

王云五还有一件事，也同样让茅盾十分恼火，这就是在此之前，上任不久的王云五曾找茅盾和郑振铎商量，说商务想办一个通俗刊物，取名《小说》，与 《小说月报》互补，并向茅盾他们约稿。当时茅盾、郑振铎一听，觉得商务想法也有道理，也就没有反对。不料，茅盾将自己约来的王统照的稿子 《夜谈》 给了王云五，后来又将自己译的两篇译稿交给他们，希望他们新刊物 《小说》 早日出版。岂料，这个新刊物，实际上是王云五改革方案中“用新方法利用旧资料”的具体措施，但王云五他们怕“节外生技”影响自己的改革，因此做得十分机密。但到一九二三年一月第一期刊物出版后，茅盾他们才大吃一惊，才知道所谓新刊物，其实与“礼拜六派”的刊物没有二致，名称也不叫

《小说》，而叫 《小说世界》。而且第一期里面，用了大量当年被茅盾封存不用的“礼拜六派”的作品，如包笑天、李涵秋、林琴南、赵苕狂等等，而茅盾和王统照的作品也赫然在里面，让茅盾郑振铎等新文学作家大跌眼镜！茅盾晚年说：

这件事，王云五他们做得非常机密。料想他们一定在商务当局面前吹他们“化无用为有用”，把我在接手主编 《小说月报》 时封存的许多“礼拜六派”的来稿和林琴南的译稿都利用上了，为商务省下一笔钱;他们一定自鸣得意，然而也充分暴露了他们比两面三刀的军阀和政客还不如！我们为把此等黑暗伎俩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就把王统照的《答疑古君》和给我的信，我给王统照的复信，以及原登在北京《晨报副刊》上的疑古的 《〈小说世界〉与新文学者》 ，小题为《“出人意表之外”之事》 ，全都登载在一九二三年一月十五日的《时事新报》 《学灯》栏。疑古这篇文章，不但把 《小说世界》第一期出现的那些牛鬼蛇神，骂了个狗血喷头，也把商务当局冷嘲热风，看得一文不值，说他们刚做了几件像人做的事，就不舒服了，“天下竟有不敢一心向善，非同时兼做一些恶事不可的人！”这一手，大概是王云五他们所想不到的。然而他们又奈何我们不得。

王云五在改革中，对旧文学采取“化无用为有用”的手段，为商务印书馆创造利润降低成本的同时，也将历史车轮往后拉的做法，自然激怒新文学阵线的作家。

上个世纪二十年代，茅盾已在中共党内担任了相当的职务，已接受马克思主义学说，成为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因此，到一九二五年的五卅运动中，茅盾是中共党内的直接组织者和参与者。在这场反帝爱国浪潮中，商务同仁同仇敌忾，茅盾等一些商务青年知识分子，集资创办 《公理日报》，宣传五卅爱国运动，揭露帝国主义的鄙卑伎俩，揭露上海各报之不敢报导“五卅”惨案真相。商务当局暗中给予资金支持，张元濟、高梦旦、王云五每人也各捐一百元，支持商务同仁办

《公理日报》 的革命行动。茅盾在回忆录中也实事求是地说：“ 《公理日报》 之创刊，商务印书馆当权者曾暗中给予经济上之支持，此是动用公司的公款的。此外，张菊生、高梦旦、王云五每人亦各捐一百元……”王云五此举，如果不是茅盾晚年回忆录中披露，恐怕极少有人知道王云五曾为支持五卅运动而捐过款。

茅盾与王云五一开始相处就发生冲突，到后来的人生分道扬镳，成为两个道上跑的车。王云五此后的人生轨迹由出版而从政，晚年又归出版，在学术上取得丰硕成果，一九七九年在台湾逝世，享年九十二岁;而茅盾在大革命失败后则继续从事进步文化工作，创作了反映时代风云的系列力作，《蚀》 《虹》 《子夜》 《林家铺子》 《霜叶红似二月花》 等，成为一代文学巨匠，新中国成立后，担当文化部长等国家政府要职。在王云五去世两年后，一九八一年春天，茅盾在北京逝世。如今，两位曾为中国文化作出贡献的商务印书馆同事隔海相望的在天之灵，是否能相逢一笑泯恩仇呢？估计也难，因为信仰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