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前的南宁一中风貌

《一中红旗》新旧编辑部成员交接后留影

（作者钟庆柏）1962年，距史无前例的大革文化命尚有四年时间。

此时全国三年经济困难时期虽已渐入尾声，但尚未结束。国家经济非常紧张，各行各业仍在压缩调整，甚至有的机构、单位被下马（如成立不久的南宁大学被撤销）。当年的高中生录取率也压缩至历史最低水平。全市只录取19个高中班，其中南宁一、二、三中各五个班，四中四个班，总共招收约1000人左右。我很幸运地被南宁一中录取，成为南宁一中高623班的高中生。

南宁一中是一间百年老校，地处老城区云亭街。校门内中央大道的树林葱茏，浓荫蔽日。每到夏天，凤凰树上繁花似锦，火红的凤凰花满树怒放。两旁的教室是排列整齐的平房。学校面积非常广袤，有一个宏大的礼堂，还有一个很大的体育场，足球场、篮球场、排球场、乒乓球台、田径跑道、跳高跳远的沙池，单双杠都有，体育设施比较齐全。

校长黎中昌、书记宋岳华都是以革命救国为已任的老革命。副校长周家植是资深的老教育家。学校有许多教学经验丰富的老教师，也有不少近年分配来的各师范高校的青年才俊。我们高中一年级的班主任是青年教师何敬光，二年级之后，调为许祖敬老师，听说他曾听过鲁迅先生的课，是鲁迅先生的学生。

那个时候，学习风气非常浓郁。虽然每天都还吃不饱肚子，但同学们学习热情高涨精神面貌昂扬。因为大家心中都有着远大的理想：憧憬着以后当个卓有成就的科学家、工程师、作家、医生或老师……对未来充满美好的希望。

为了欢迎新学员，学校在大礼堂举办迎新晚会，新的同窗们却无心观看表演，都在互相交流议论当年的高考：谁谁的哥哥或姐姐考上哪间大学，那间大学是不是重点学府，在国内属几流……从开学第一天起，班上的同学们就全身心地投入学习中。每天天没亮，就有人跑到与南宁七中隔水相望的大坑（朝阳溪）边或大操场上背诵外语；有的下了晚自习，回家后还再开一会“夜车”，复习一遍功课才睡觉。甚至有的同学中午也不休息，提前完成当天的作业。每个人都刻苦做题，复习巩固学过的知识。遇到难题，互相讨论切磋，有时还起辩论。

每天早上，学校起床钟声刚响过，周家植副校长，就亲自到学生宿舍，一间间地催促学生起床，到操场去做早操。

每周一举行的全校朝会，黎校长或宋书记都发表演讲，介绍国内外形势，提倡努力学习的学风，鼓励刻苦学习的精神。每年学校都举办作文、数学和外语朗诵等比赛。

同时，学校也举办各种课外兴趣小组。但内容并不像现在流行的辅导补习班，重复数理化外语等教材内容，而是活跃课外的文体娱乐，丰富校园生活，以调节紧张的学习节奏，增强学生身体健康，促进全面发展。国家教育部对“三好”学生的标准是：思想好，学习好，身体好。南宁一中对学生的要求就是：“做好人、读好书、踢好球。”

南宁一中是一间以发展体育活动为特色的学校，课外兴趣小组或集训队均以体育为主，涉及足球、排球、乒乓球、田径、游泳、跳水、射击、无线电（收发报、测向等）等。所需费用均由学校出资。学生不用交钱。卢和纯和钟兴朝等体育老师组队集训，邀请市里专业的教练来现场指导。

在学校大力培养下，各个项目都先后涌现出一批批优秀运动员。如足球队的有马国榕、张超仁、张明、柯志忠、杨连东、苏云彪、麦伯全、李致威等；乒乓球队有后来的广西名将黎影霞和谢寄平等人；田径队的有唐廷崧、黄广民、纪小波、江国枢等；射击队的有神枪手钟超益、李建明、李少玲、文琰等；游泳和跳水队的有卢荻、钟庆健、吕孟蝶、邓锐斌等……特别是1964年，南宁一中足球队荣获广西少年足球比赛冠军，代表广西参加全国少年足球比赛，一时风光无限，传为佳话。唐廷崧创造的百米短跑的全区青少年纪录，也保持了十多年。一中体育人才辈出，为市、区（省）队输送了不少新生力量，为广西增光。马国榕同学后来还成了广西足协主席。

有些没有入选一中足球队的同学，考上大学后，也加入了所在高校的足球校队。如我们班的邓龙波和魏博源（医学博士），后来分别成了成都地质学院和广西医学院足球队的主力队员。

其他没有参加集训的同学，每到下午最后一节“自由活动课”，也全部跑到操场锻炼玩耍。此时，整个体育场跑跳喧闹，一片繁忙，热气腾腾，教室里却空无一人。

南宁一中文工团，也是人才荟萃。文工团由音乐老师杨基指导，排练演出了许多脍炙人口的优秀节目，一时名声鹊起。

多年后，许多人还记得曾扮演过刘三姐的美女郑惠滨、风流倜傥的秀才莫飞机等众多明星。在我的记忆中，林小萍、邓锐斌、陶武定等同学表演的新疆舞蹈等经典节目，也受到全校师生的欢迎和赞赏。

那时我比较喜欢文学。恰逢我的发小——高621班的才子陶仲强，在校刊《一中红旗》做主编。他邀请我参加校刊的出版工作，任命我为副主编。我欣然接受，并立即投入到工作之中。编辑部与我们班教室同在一排，设在两间教室之间，约有20多平方米。虽然我从没接触过编辑工作，但通过向有经验的同学学习，很快就掌握了这项工作流程和方法。课余时间与编辑部的同学一起组稿、改稿、排版，设计版头、组织抄写、安排插图等，并策划下一期的出版方案。各个班级都有通讯员供稿，当然自己也写稿。稿费自然是没有的，但学校提供出版经费，好在所需不多，无非是纸张笔墨颜料浆糊之类。

《一中红旗》编辑部人员

陶仲强是成绩优秀的高材生，学习非常用功，可能为专注于学习准备高考，还没到高三年级，他就退出编辑部，把主编位子撂给了我。但他的文章风格高屋建瓴大气磅礴，所以校刊的社论仍然请他来捉笔撰写。后来陶仲强考上了广西医学院，最终成了一名医学专家。

校刊属校团委和学生会领导，虽然团委书记黄为民老师和学生会的领导有时来编辑部视察，但从不干预具体工作和人员安排，也没有工作条例和任何指示。甚至不审查内容，完全由学生自己组织和操办。我们也没有去主动请示。估计他们是通过校刊的内容和效果来考察工作的。当然，用现在的话来说，校刊内容都是体现主旋律和正能量的。

校刊为板报形式，每月一期。学校中央大道旁搭有一排十多米长一米多高的木板，校刊的文章以毛笔字抄写在纸张上，按预先编排好的顺序张贴上去，图文并茂，十分赏心悦目。校刊的内容，一般是响应国家号召，鼓吹努力学习报效祖国。反映学校的动态风貌，报道一些优秀的师生事迹，弘扬正气。还仿照《南宁晚报》的“水塔脚下”专栏，设置了“红辣椒”专栏，专门批评不良现象或坏人坏事。每期校刊新鲜出炉，板报前站满了人，各年级的同学争相观看先睹为快，一时风靡校园，成为一道美丽的风景线。编辑部的同学们心里充满了自豪感。后来大家觉得余兴未尽，又开办副刊《百花园》，主要刊登散文、诗歌等文艺作品，两个月一期，版面是一块标准黑板。买回高级的印花信笺，以硬笔抄写，配以精美的版头和插图。内容活泼丰富，多姿多彩。受到读者，特别是文学爱好者的欢迎和赞誉。

不知道校刊创办于什么时候，只知道上一届的主编叫吕绍文，也见到过他以吕林的笔名，在《南宁晚报》上发表的文章。还有一名美工名叫苏日贵，日后在南宁市也是颇有名气的画家。有了前辈打下的基础，传到了我们一代，校刊已越办越好。不但在本校风靡一时，在南宁其它兄弟学校中，也有一些知名度。

《一中红旗》编辑部十多个人。以高中学生为主，也有初中生如黄容金。大家团结友爱，齐心协力，工作很有成效。每逢各类重大的活动，如下乡与农民“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体验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观摩，不参与）、暑假军事夏令营等等，都有跟踪采访撰稿报道。如遇到国庆等重大节日，为了让校刊按时出版，大家甚至通宵赶工。

编辑部人才济济，不但有梁靖、蒋伯光、胡赫利、张琦、许鸣玲和龙雨忠等文学编辑，还有李邦正、邓锐斌、潘新光、赵天宙、雷德琼、刘唐俊等，都是独挡一面的美术师。

当时李邦正、邓锐斌和潘新光的美术作品已经达到可以在社会报刊上登载的水平。1964、65年元旦，他们都送给我精心创作的木刻贺年片，我珍藏至今。

左为李邦正同学作品（木刻）右为邓锐斌同学作品（木刻）

更让我惊讶的是，自小在印度尼西亚长大的归侨女同学，包括上一届的张玖梅和本届的薛玉莲，用毛笔抄写，抄得快字体又娟秀，竟比许多从小在国内上学的同学写的还好，

我们也要升毕业班了，为顺利进行交接班，又充实编辑部的人才和力量。并逐渐将编辑工作交由王佩玲、江国枢、曾予先等同学接管（雷务甲后加入）。两届编辑部的同学，高高兴兴地到照相馆照了一张合照以志留念。

左为 潘新光同学作品（木刻）右为李邦正同学作品（木刻）

经过三年紧张的学习，我们1962级的高中班毕业了。同学们的刻苦学习也收获了丰硕的成果。在执行严苛的政审政策，许多家庭政审不过关的同学被排除在外的情况下，我们高623班仍取得近40%的大学录取率。录取的大学分布于全国各地，单是考取医学专业的同学就有七名。

当年南宁全市考上清华大学的学生只有三名，全部都是南宁一中学生，他们是高622班的罗松、我们高623班的唐安平和何健纲。本来高624班的高材生陈伯明成绩也应达到清华水平，但当年清华在广西没有招考他心仪的专业，就没有报名，他考取的是处于当时科技前沿的华南理工学院无线电自动控制工程专业（他也成了该学院足球队队员）。后来他们都在各自的岗位上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三年的高中生活很快就过去了，但当年南宁一中那种紧张刻苦的学习风气，丰富多彩的课余生活和充满青春活力的奋斗历程，几十年后仍在同学们心里留下美好而永久的回忆。

李邦正同学作品木刻

潘新光同学作品（木刻）

（作者钟庆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