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后日子变得更难了

作者：唐功南

到1968年的时候，

突然觉得理发馆太少了，

每次去理发要打出

两个小时的时间，

无论哪个理发馆都是排长队

其实这只是70年代

这难那难的一个缩影

理发馆和浴室

小时候，父亲带我去理发的情形，现在居然还有印象。我记得在西红门胡同的空场西侧，有家理发店，门向东开，屋里大概最多有三张理发用的椅子，就是靠背可以摇下来的那种椅子。靠门的地方有个洗头用的池子，好像还有个里屋，可能就是理发师的家，里外屋的门上，永远挂着一条帘子。

我那时应该还是学龄前儿童呢，所以我如果坐在那椅子上，头就比椅子背还低了，但既然有了记忆，就也肯定到了无需让大人抱着理发的年纪了。理发馆里为我这样的儿童专门备了一块和搓衣板差不多大的木板，表面已经被磨得很光滑了。给我理发时，理发的师傅就把那块木板架在理发椅子的扶手上，让我坐在上面，脚下在垫张报纸，脚就踩在大人安置屁股的平面上，这样坐着，后背还能靠着椅背的上半部，比较舒服。现在，看到有的孩子理发还哭，我就非常不理解，我从小就觉得理发洗澡都是很享受的事情。

那时的理发工具还是手动的推子，一捏，嘎吱嘎吱的，挺有节奏感，理发师傅穿着白大褂，白大褂的上衣里，装着一把梳子，一把折起来的刮胡子用的刀子，磨刀用的皮带就系在椅子的扶手处，现在回想起来，觉得那皮带的表面，应该有点细沙吧，要不怎么能把剃刀磨锋利呢？如果客人需要刮胡子，那理发师就把椅子摇下来，之后拿出一个小瓷盘，还有一个圆型的毛刷，理发师傅，左手拿着小瓷盘，右手拿着蘸了水小毛刷，在瓷盘里的肥皂上来回蹭几下，待有了充分的肥皂沫之后，就把小瓷盘放在客人平躺着的身上，腾出手来，把肥皂沫涂在在客人的胡子上，这位客人如果是络腮胡，涂的面积还比较大，这理发师傅就得反复拿起小瓷盘制造肥皂沫，以满足客人大面积的需求。但那个计划经济的年代，无论胡子面积大小，都是无差别收费。

涂了好肥皂沫之后，理发师傅，掀起门帘，走进内室，取来一条冒着热气的手巾，拿出来的时候，这手巾还是拧在一起的，走到客人边上的时候，才给打开，蒙在客人的脸上，为的是把胡须焖软一点，刮得时候好刮，因为还得焖一会儿，他也不闲着，就给邻座的客人理发去了。等理发师觉得焖的差不多了，他就从上衣兜里拿出折刀，“刷”地甩开，就和甩折扇那样，动作潇洒，然后左手拉起磨刀皮带，右手持刀，动作夸张地刷刷刷，几下，把那刮胡刀蹭了几个来回，每个来回都有翻腕的动作，以期把刀的两面刃都蹭到，磨好刀之后，他就把蒙在客户脸上的毛巾，掀起一部分，这会儿就见真功夫了，他得用左手，把客人脸上要刮的部分，稍微撑开一点，使皮肤局部显得平直了，这刀就在撑开了这个局部，以刀刃垂直皮肤表面的角度，开始收割胡须，嚓，嚓的也非常有节奏感，刮完了一块儿，在把毛巾再掀起一点，刮另一块儿，等毛巾覆盖的地方都刮完了，如果看客人眉宇间的眉毛离得太近，还会在眉间附送几刀，有点修眉的意思。

而理发师傅的身体为了配合客人脸部的不同部分，自然地不断变换自己的身体重心，位置和姿态，做出各种造型，如果他理发时没有戴口罩的话，刮胡子时，他一定是带上的，因为他必须近距离地观察他下刀的地方，这份专注和各种各样的姿态，如果你能注意到并且有对美的领悟力，也有某种美感。

不刮胡子的男宾，也能享受刮胡刀蹭在头皮上的感觉，因为那时理完头发后，都有一个必不可少的刮边的工序，就是在两处鬓角刮出一个明显的边缘来，然后沿着发际刮一圈。

这还不是全活，要是全活的话，还有洗头吹风的工序，那时也没有专门的洗头工，这都是理发师傅份内的工作，为了给客人洗头，理发师傅都留长指甲，我稍大之后，就特别享受理发师挠头皮的感觉，如果遇到没有长指甲，或者洗发时不给挠头皮的师傅，我还觉得他是偷懒了。

到1968年的时候，突然觉得理发馆太少了，每次去理发要打出两个小时的时间，你无论何时，无论到哪个理发馆都是一样的，排队，叫号，中途离开号就作废了，还得重新排。可能1971年的时候吧，北京市为了解决，理发难的问题，分配了一大批71届的初中毕业生到理发馆。好像从这时开始就有了专门洗头的洗头工了。但那理发师的水平可就参差不齐了。

我有一个朋友，后来发了大财，他就是那时分到理发店当理发师的。多年之后，他已经是位先富起来的人了，聊天时，他骄傲地和我提起他那一段的经历，他说他一天能干80多个男活儿，我是从他那儿，才第一次听说男活儿，女活儿这个专业词汇的，才知道我们坐在理发馆的椅子上之后，在理发师的眼里别的生物属性都被忽略了，就是一活儿。

你说这一天80多个男活儿，他哪能有功夫管你要啥发型呢，别管您脑袋长成啥样，到他手里肯定都给你一个平推，推成小平头呀！那会儿，已经有了电推子了，我觉得要是这么大的产量，那人不累，那电推子也得烫的够呛吧，他说是有点烫，为了当劳动模范，那点烫算不了什么。

理发师里不仅出过像我这位朋友一样的大富翁，近代历史上，还出现过一位名人，就是太平天国的南王冯云山，据说他当剃头匠时，就显露出与常人不同之处，当然不是一天干80个男活儿，因为那时连手动的推子都没有，工具也不是现在的专用剪刀，那全靠一把剃头刀，工作效率肯定比较低。他异于其他剃头匠的地方，在于稍通文墨，他在他开的剃头店贴了一副对联：磨砺以须，天下有头皆可剃；及锋而试，世间妙手等闲看。我开始对下联的“妙手等闲看“不太理解，以为是手艺的妙手，和同行叫板呢，后来我突然顿悟，大概那时剃头匠也负责修手指甲，冯云山可能也接待女宾，这纤纤玉手经常能握在他手里把玩，当然就是世间妙手等闲看了。

这冯云山看来造反之前，对自己的职业还是很满意的，比起来就不如翼王石达开的造反意志坚决了，据说石达开看了这幅对联，不满那妙手等闲看的风月情调，把对联改成了：磨砺以须，问天下头颅几许；及锋而试，看老夫手段如何。顿生杀气！和黄巢的那首“又是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有异曲同工之妙。大凡英雄人物，总能于极平凡处，抒发出极不平凡的气概。

那时，不仅我们老百姓觉得理发难，据说伟大领袖也为理发发愁。这个你可以从不同时期的领袖标准像上，看出的发型变化的轨迹。我曾经看过一篇回忆文章，依稀记得，说给伟大领袖理发的师傅里，他只见过一个人，以平常心对待领袖，也就是我前面所说，这理发师只把那伟大的头颅当成一个男活儿，像摆弄其他男宾的头一样，一会儿按下去，一会扳起来，还时不时地发布命令”低头！低头！我让你低头你就低头!”这位理发师倒确实有点职业尊严，据说后来受不了伟大领袖理发时还要看书的习惯，就辞了差事了。

接替的这一位，技术虽然还行，奈何临事而惧，给伟大领袖理发时，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拿着剃刀的手在伟大的头颅上老打哆嗦，这个哆嗦不但他自己受不了，旁边的人看着也害怕，伟大领袖也不愿意一把剃刀在头顶上乱颤，就只好不麻烦他了。后来终于在杭州，某位领导推荐了位杭州理发行业的年轻的劳模，这位好像姓周，他的特点就是见了了伟大领袖不但没有畏惧感，反而就有一种亲切感，和领袖颇为相得，技术又好，从这时才有了固定的理发师，也有了相对固定的发型。

这理发的事情确实扯得远了些，不过那么有意思的轶闻，不说说，觉得对不起读者，不过有的情节我只是依稀记得，曾经看过，你要让我说出出处，我说不上来了。现在拉回来，说说那时我们住在黄城根儿的孩子怎么解决洗澡沐浴的事情吧。因为这个事情，有点涉及赤身裸体的画面，不宜多说，说个大概而已。

那会儿，家里有在工矿企业上班的，都会有洗理卷，印象有两毛六的，有五毛多的，两毛六的在理发时就包括了洗理吹了。这洗理卷不找现金，但可以给其他人用，也可以拼着使用，所以如果你有五毛多的洗理卷去洗澡，一个人用不了，那还不如送个人情，拉上其他人一起去。住在图样山这一片儿的孩子，不是去西四浴池，就是去西单浴池，距离差不了太多。去西四浴池就向北走，出惜薪司，沿西安门大街西行，走到红楼电影院那儿，过马路就到了；去西单浴池则向南走，经过石板房胡同，走西黄城根南街，沿灵镜胡同向西，到西单大街向北走几十米，过马路就到了。

这两个浴池的规模也差不太多。进门一个大厅，大厅里纵横交错的许多比较窄的床铺，窄到基本上比成人的肩宽，稍微宽一点点吧，每个床头有个装衣服的柜子，带锁，钥匙上有个松紧带做的圈，可以套在手腕上，床单还是挺洁白干净的，印着红字某某浴池，床是两两相对地安置的，中间还有个小桌，我们小的时候，还见过洗完澡的人，把浴巾围在腰间，躺在床上休息，小桌上泡着壶茶。

后来就没有这景儿了。去浴池也得排队，为了接待超过床位数目的顾客，除了加快顾客流动，不许长时间占用床位之外，又推出了大箩筐服务，就是你把你的衣服脱下来放在一个箩筐里，也有手牌，浴池管理人员统一看管。你排队的时候，里面就会分别吆喝，俩筐！一个床位！供顾客选择继续排队等床位，还是就用个箩筐算了。

床位区所占的面积，占整个浴室的三分之二吧。真正浴池所在的屋子和床位区是分开的，里面有三个池子，西四浴池和西单浴池的水池都是贴白瓷砖的，墙面和地面也是贴白瓷砖和马赛克，三个池子按水温分为凉池，温池，热池，一个挨着一个，互相有个隔断，池子的边缘和几个池子的隔断都大约有30公分宽的表面积，高度呢大约就是椅子的高度，供浴客坐在上面休息，也可以趴在上面，由另一个人给搓背。

池子周边是一圈，或者接近一圈的喷淋的喷头，也有一两个洗脸用的瓷盆，还有几个大约一米六长的贴着瓷砖的长凳，也可以叫做趴凳吧，是用来让浴客趴在上面搓背的，浴池里专门有一两位师傅负责给搓背，好像也不另外收费，搓完了一位，他就用个舀子从池子里舀半舀子水，把凳子冲一下，还是挺周到的。

为了通水汽，屋顶上面有个天窗。洗浴后，出口有一摞干净的浴巾可以任你取用，当然还有一摞手巾，是你入浴前取用的，出来之后，就把用过的手巾丢在一个筐里。没见有自己带手巾和浴巾的，都相信浴池会认真消毒的。

小时候，和邻居的大孩子一起去西四浴池时，有一次洗完澡出来，听他们说，这次见着了一位清宫的太监，并承他们不厌其烦的向我介绍太监的特征，这是我第一次知道世界上还有这样残忍的宫刑。

这些大概是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的事情，好像80年代时，西四浴池改造了下，添了些单间，似乎也去过单间，记不太清楚了，现在是越远的事情记得越清楚，越近的事情反而忘得快，这也是没办法的事。

时髦穿戴

那时对成年人的穿戴没有特别留意过，所以我要说的都是中学生，十六、七、八岁左右的年轻人的穿戴。那时候，穿打补丁的衣服是很正常的事情，如果有两套以上的换洗衣服就相当不错，但即使在那种物质生活贫乏的年代，青年人还是要追求时尚，追求帅，追求美的感觉。

先从头上说起吧，天气暖的时候，春秋两季有些人带夹帽子，文革前倒还有些样式的变化，比如说空军帽，头顶上有两个用来装饰的风镜，其实就是俩透明塑料片，文革时期，就没啥变化了，基本上是军帽，的确良布的，但就这简单的军帽，讲究的孩子，会煞费苦心地，在帽子里衬纸，努力把帽沿上方捏起来。鸭舌帽，现在说的棒球帽，毛线帽基本没有，我在中学看见唯一一顶鸭舌帽，是高我一年级的同学小光戴的，显得非常与众不同。到冬天了，基本都是栽绒帽子，帽子的耳朵翻上去的时候，前后左右是一圈栽绒，把帽子耳朵翻下来时，可以护住后脖领子，和脸的两侧。

帽子耳朵的边缘，有两对等距离的挂钩，帽子耳朵中央是一条飘带，当帽子耳朵翻上去时，除了用挂钩扣上，还要用这两根飘带系上，系上个蝴蝶结。也有人特别爱惜这两根棕色有光泽的飘带，把这两根类似丝制的飘带弄得平平的，估计也未必用熨斗熨，那时还没有电熨斗呢，反正不知用啥方法啦，特别爱惜这两根飘带的人带栽绒帽子时，一般都把帽子耳朵放下来，若有辆自行车的话，飘带迎风飘扬，看起来也挺飘逸的。

不过那时有自行车的学生很少，我记得我们排（就是现在的班）只有两个同学有自行车，一位同学外号叫“毛驴”是内务部的孩子，他的那辆车就是二六飞鸽，还挺新的，人个子也高，他就属于我上一篇说的纨绔子弟，宝马轻裘，招摇过市，穿一件老式旧军装，肩膀上有安装肩章的扣，不过他冬天不戴帽子，也就没有一阵清脆的转铃声，两只飘带飞扬的画面了。

还有一位同学的自行车就比较老旧了，纯为代步，没有任何装饰效果，他比较不修边幅，虽然冬天戴的栽绒帽子上，有两根飘带，但他的戴法比较实用，他不是完全的把帽子耳朵放下来，也不是完全翻上去，而是利用两条飘带在耳朵放下来的情况下翻到脑袋后面去，在后脑勺那儿系上。他这种戴法适合天不太冷的情况。记得七十年代初期的北京冬天还是挺冷的。

如果没有自行车的人，也希望飘带飘起来，那他一定是在有风的天气，喜欢迎风走，没风的天气，就得走得很快，风风火火的才成。现在，你看有的女生走得快时，头发长又没有梳辫子，那种秀发飘扬的感觉，男生戴有飘带的帽子追求的就是类似的感觉。现在你看到北京街头60岁左右的老头还疾步如风的，大概就是当年的飘带爱好者。

这种栽绒帽子，栽绒都是一样的，帽子的面料有所区别，有布面的，有灯芯绒面的，还有华达呢面的，以海军蓝呢面料的为最上等。后来市面上出现了剪羊绒的皮帽子，就把原来的栽绒帽子给比下去了。代替栽绒的是剪羊绒，而且是皮面的，那就高级多了。记得36元一顶。还有一种毡帽，比较有特色，放下来时，就和一个桶扣在脑袋上，只露俩眼睛，冬夜里在昏暗的灯光下，狭窄的胡同拐弯处，你突然遇到俩带着这种帽子的人，肯定吓得一哆嗦。戴这种帽子的人，年纪稍微大些，至少个子已经长到位了，上衣呢，一般也穿中式的棉袄外罩中式罩衣。不过这帽若翻上去，还是挺好看的，在露眼睛的地方，正好把一个小帽沿露出来，看上去就比较像良民了。

冬天时髦的衣服呢，还是以干部子弟的呢子军装为最抢眼，大概老看黄颜色也有审美疲劳，也过于张扬，有的干部子弟也追求低调的奢华，他把呢子大衣穿在里面，外面罩上一件的确良蓝制服，是四个暗兜，扣子是闪着荧光半透明的塑料的，有点宝石蓝的感觉。这样呢，就是在领口处可以看见呢子军装。按现在审美学的理论，这也算“露”的艺术，给人以想象的空间，见微而知著的意思。不过这种艺术后来被上海人给用滥了，上海人发明了一种假领，为买不起衬衫的人又要穿出来衬衫效果的人所喜爱，它就一个衬衫领子穿在毛衣里面，我工作以后还看见有人穿此种假领，不过那时住宿舍，洗澡也是在公共浴室，就不免露馅。

当然，设计此种假领的初衷也可能不完全为了美观，也是为了保护毛衣领子，但说到底原因还是物质供应短缺，收入菲薄所致啦。这假领弄得你即使穿件真的衬衣，别人也可能想象，穿的就是个领子吧。这就是假作真时真亦假的效果。简而言之，当时流行的衣服有个只有那个时代的北京孩子才知道的名词，叫做“板儿蓝”。

夏天流行过海魂衫，蓝白条相间的长袖的，原来也是海军的服装，后来就被民用服装厂照样子生产了。还有就是和尚领的圆领半袖背心，高级些的就是半袖的的确良汗衫，那时好像有个维尼龙生产线投产了，据说年产量可以为全国人民每人做一件的确良衬衫。女生的衬衫开始出现掐腰的板型了，估计和周总理的座驾“碰瓷”的那位女生收到的安慰礼品，就是这么一件掐腰的女士的确良衬衫。

脚上的鞋呢，春秋的布鞋就是懒汉鞋，现在还能看到有卖的，不过是属于怀旧的产品了，鞋底子远不如当时的鞋，当时讲究经久耐用，那鞋底的塑料是白塑料，挺厚实，挺耐磨的。鞋面是黑色灯芯绒的，鞋面两侧各有一块松紧带，就不用系鞋带了。后来陆续出现再生塑料的鞋底，是紫红色的，就等而下之了。还出现了一种布面的白边懒汉，后来不知啥原因，被称为佛爷鞋，就没有多少人敢穿了。这佛爷当时专指偷钱包的扒手。白边懒汉也是和板儿蓝一样那个时代的专有名词。

还有种运动鞋，当时叫做白回力，蓝回力，这“回力”是个品牌，好像是上海的吧，本用来打篮球的时候穿的运动鞋，刚开始是在运动品商店卖，新街口那儿有一家运动品商店，还卖汽枪呢。蓝回力不多见，白回力作为时髦的鞋，有那么一双白回力鞋的人，恨不得整年都穿在脚上。

冬天嘛，也是白塑料底灯芯绒面的棉鞋为主流，穿皮靴的人很少。后来市面上供应仿将校靴的皮靴时，大概是1972年了吧。

背包呢也是重要的装饰品，当然流行最长时间的是军用挎包，当时称为军挎。1968年冬天时，市面出现了一种新款挎包，一时风头很劲，把军挎给比下去了，这种挎包也有个别名，叫马桶包，简称马桶。就是一圆桶状的包，面料是人造革的，外面的人造革有条纹，有那种喷塑的感觉，里面有衬布，衬布就是人造革的另一面，这包没有盖，直径约一尺，高矮大约40公分吧，大约是可以装进去一双冰鞋，跑刀，鞋跟后面的刀尖，露在外面。马桶包的上缘里穿着条绳子，把东西放进去之后，把绳子勒紧就收口了。有两条背带，一边在马桶包的底部，一边钉在上缘，我印象虽然是两条背带，但它们的末端是钉在一个点上，所以很少看见按双肩背的背法背的，还是斜挎在肩上，或者干脆，竖挎在一边的肩膀上。

1968年或1969年的冬天，穿一身板蓝，带一顶剪羊绒帽子，足蹬一双将校靴，带一大口罩，手套是五指分开的黑色皮手套，背马桶包，两根明晃晃的跑刀的刀尖露在马桶包的外面，一阵转铃响，向北海或者什刹海冰场的方向飞驰而过，也挺拉风的。但有人只是享受在来往冰场路上的潇洒，下了冰场，那就要看真功夫了，你要滑得不好，穿的越时髦，越成为笑柄。那冰场里真有滑得好的高手。冯导在老炮里展示的那两下子，只能算初学，基本只能在冰场的边缘，悄悄地自己滑。真正跑刀滑得好的，我看到的，内一字，就是两脚向外掰成一字，和螃蟹似地横着滑，胳臂在身前左右有节奏摆臂，可以控制方向，躲闪其他滑冰者，间或来个反一字，反一字就是向身后倾反弓身体着滑，但这种滑法，技术虽然高超，很难滑得飘逸。

最基本的技巧是倒脚，左旋右旋，您至少有一个方向可以，才能够跟上大圈，然后就是双脚急刹了，水平高的，可以左右急刹，要炫技的话，他每次刹车，都不一个方向刹住，至少交替来两个。当然还有单脚刹车的，这也讲究急刹，速度起来的时候，一个单脚急刹，身体越倾斜，越帅，和足球的飞身铲球的动作差不多，但不能倒地，一个飞身单脚急刹，刀刃铲起一片冰屑，还随着清脆的刷……的一个长音，惊艳！然后你若无其事地，就势一个轻松的倒滑小弯倒脚，消失在人群中。

我看到最牛的跑刀刹车，是直滑，等速度起来后，双脚并拢下蹲，之后向空中一跳，两只跑刀的后刃吃冰，倾斜一个角度，划过一个很短的距离，在冰上划出两条很深的冰痕，稳稳地站住。这个我只见过一次。

既然说到了滑冰，也就说说冰鞋冰刀吧。那时主流的的冰鞋是黑龙牌的，顾名思义就是黑龙江生产的了。别的牌子很少见到，但偶尔也有例外。1970年冬天，我见到一位穿了双苏联进口的花样刀的人，他虽然滑得一般，但颇以这么一双苏联冰鞋为自豪，他在穿上或脱下冰鞋的时候，喜欢显摆一下，他的炫耀点就是他的冰刀硬度高，若别人不信，他就用他的冰刀，和别人的冰刀刮一下，经常能把别人的冰刃划下碎屑来。可碰巧有一次，有一位穿着一双冰人牌的德国球刀，听着有些不忿，俩人互划了一下，冰人的冰刃丝毫未损，倒是把这双苏联冰刀划下些碎屑，这以后，再也看不见冰刀互划的实验了。

战胜苏联留学生队的清华附小冰球队

那时，似乎北海和什刹海的冰场很少见滑球刀的和打冰球的。滑球刀，打冰球的还是在清华的荷花池冰场多一些，而且有那么几个清华子弟滑得相当的专业，漂亮。我去年看到清华附小校庆的刊物才明白，这些人原来是清华附小冰球队的，是童子功。这方面估计八一小学就比不了清华附小了。

我的一位朋友小马是个例外，他在什刹海冰场就滑球刀，他就是穿冰人牌冰鞋的那位，他有个兄长是冰球队的教练。他冬天的标配就是，把两只冰鞋的鞋带系在一起，搭在肩上，前胸后背各有一只，戴一顶剪羊绒帽子，一双五指黑皮手套，一辆黑色二六飞鸽，左手扶把，右手握着一冰球杆，那时看到他，我老想到手持一支方天画戟，胯下一匹赤兔马的吕布，更厉害的是他女朋友滑跑刀也很英姿飒爽，这在冰场上就有点才子佳人的感觉了。

其实小马长着一张娃娃脸，也就是一米七几的个头，在夏天即使骑着带转铃的二六飞鸽大链套，也不是非常地引人注目，但他的风采就在滑冰的季节，估计他交女朋友，大约在冬季吧。

夏天我的伙伴里比较引人注目的无疑是小高了，当年一米八四，穿戴就像我前面提到的，洗得发白了的四个兜的军装，骑一辆二六飞鸽大链套，把座子拔到最高，脚还能平放在脚蹬子上一直踩到底，白面小生，面若傅粉，唇若涂朱。我看到他，我就想古时的潘安也就这样吧，这大概就是人要衣装的道理。当时的时髦，放在现在肯定就是老土了，当年可是街头的一道风景呢。

骑车年代

尼克松访问中国后，中国开始允许写西方记者来采访了，在西方人看来，北京就是自行车的海洋，人们穿着都是蓝色的，一模一样的。但我们北京人自己看，还是能够很清楚的分辨出服装鞋帽，自行车，手表的差异，从而分辨出贫富的差异，即使那时的贫富的差异不如今天这样大，但你仍然可以感觉到，人其实都想过的比别人好，追求差异化，是人的本能，均贫富永远是个可望不可及的理想。

先从自行车说起吧。当时的自行车主要是飞鸽牌和永久牌两大品牌。要说这两个品牌的名称都起的挺传神的，飞鸽给人以年轻，时髦，飘逸的感觉，永久给人以经久耐用，负重致远的感觉。这俩品牌是哪个地方生产的呢？

我第一感觉，飞鸽是上海生产的，因为上海人追求时尚，海派，对吧？永久是天津生产的，可事实恰恰相反，永久是上海的品牌，飞鸽倒是天津的品牌，有点不可思议。细一想也对，上海人也以精打细算闻名于世，在大件耐用品方面，他们觉得用“永久”这个词更能得到人们的青睐。天津呢其实也是重要的口岸，原来也和上海一样有租界，细考一下，可能比上海的城市历史还要长呢？所以天津人除了贫嘴呱了舌的，也还是挺追求时髦的，在这飞鸽自行车的品牌和造型上都比上海的永久来的时尚。

记得那时这两个品牌的车，都在车架子和车把的连接处的钢管那儿有个标牌，永久的LOGO（那会称之为标牌）是一个一笔画的自行车图案，飞鸽自行车则是展翅飞翔的白鸽。写到这里，我还是有点怀疑，是不是天津设计飞鸽的人是在天津客居的上海人，在上海设计永久自行车的人是客居上海的天津人呢?怎么连标牌都一个土一个洋呢？

现在你要是说你有辆红旗牌的车，那肯定是辆轿车。但那时你说你有辆红旗牌的车那肯定是辆自行车。这红旗牌自行车也是一大品牌呢，仍然是天津自行车厂生产的。可见当时天津自行车厂的眼光和市场细分的直觉，高于上海自行车厂。天津自行车厂，把经久耐用和时尚分为两个不同的品牌，而上海各种车型都用永久一个品牌。上海还有个自行车品牌“凤凰”牌，印象中在北京很少见。

分开两个品牌的好处是不言自明的，印象中飞鸽自行车只有全链套的没有那种链子上只有一片挡泥板的规格，红旗牌的自行车，则没有全链套的，只有单片的挡泥板。而且飞鸽牌的自行车投放北京市场的似乎只有二六的规格，红旗的才是二八车。这红旗牌自行车的车型与规格基本上与永久牌的自行车相同，其经久耐用程度又超过了永久牌。因为天津自行车厂，为红旗牌轿车专门配置了保险叉，美其名曰加重型的。就是在前保险叉处，多安装一副支撑的保险叉，下方也装在前轱辘的车轴上，但上方是拧在主保险叉的立柱上，后车架子也比别的车宽，由三毫米左右厚度的铁板立着组成，也就是如果后座坐人的话，最好垫个垫，这后座是专门设计拉货的。我估计这外胎应该也与其它车不同，反正这红旗车因为针对性强，肯定抢了永久车的一块市场。

二六飞鸽深受年轻人的喜爱，为了强化它的时尚，出现了一种时髦的转铃，转铃一般安装在车把横杠的右手边，比一般车铃安装的更靠中间，因为要按转铃，必须专门腾出一只手来，右手撒开把，用力一按，按得越快越使劲，那转铃转得得越快，发出一连串清脆的铃声，文革末期的老兵，或十六、七、八岁的男生，家境好些的，都喜欢骑装了转铃的，大链套的飞鸽，尤其个高腿长的英俊少年，把车座子拔起到极限，脚蹬子在最下端时，不用扭屁股还能用脚面平放在脚蹬上的人，骑这样的车最潇洒，颇有些纨绔子弟，宝马轻裘，招摇过市的感觉。

那时比较时髦的“轻裘”就是一身老制式的旧军装，上衣得是四个兜的，扣子得是有八一字样的。要是秋冬季节呢，帽子是剪羊绒的，上衣就是将校服，呢子的，脚蹬一双将校靴。伴着一串清脆的铃声，飞驰而过。就和现在开辆敞篷赛车的感觉一样爽。

不过当时有专门抢剪羊绒帽子的，叫飞帽子。后来发展到扒衣服，换鞋穿的程度。也就是说，你有这些轻裘，你还得有足以保卫自己财产的能力，你才敢穿。要不就有被别人均贫富的危险，问题是有时不仅仅是破财消灾，还有心狠手辣的主儿，奉行先下手为强的方针，无论对方是否有反抗的意识，他都一手把帽子抓走，另一只手就是一板砖拍在后脑勺上。所以若非强梁最好别戴剪羊绒帽子上街。

这天津自行车厂似乎是为了给买飞鸽自行车的买主一个保卫自己流动资产的手段，除了转铃，他们又推出了一款弹簧锁，一经面市，就风靡一时了，因为它可以起到防身武器的作用，锁头握在手里，非常适手，锁头下方是一条包着塑料外皮的钢丝绳，钢丝绳的另一端是锁舌。钢丝绳的长度大约不足一米吧，握在手上，有长缨在手的安全感，至少可以壮胆。

飞鸽二六的女车造型也非常时尚，而且有红色的，一看就是为年轻女性设计的，而永久的女车看起来更像是给中年女性设计的，颜色也没有变化，就是黑色一种。本来女车从前面上车的设计，是为了女性穿裙子上车方便，但文革时裙子基本绝迹了，1973年之后，才慢慢恢复了，这恢复也有个扭扭捏捏的过程，记得最早是欢迎外宾的队列要求女青年穿群子，但多数女青年是在长裤外面套了条裙子，裤脚还露在裙摆下，等前面通知外宾就要到了的时候，她们纷纷弯腰做深鞠躬状，把裤脚挽起来，藏在裙子里面。

当时的自行车除了分二八、二六，男车还是女车，大链套还是挡泥板之外，车闸也有区别，有线闸和杖闸之分，线闸制动的抱闸在车轱辘中间位置，特点是制动时比较平稳，但维修不易，制动力也不如杖闸。杖闸因为就靠连杆的杠杆力，制动的橡皮片就直接与瓦圈内环摩擦，所以制动力大，刹闸时很猛，缺点是容易把瓦圈的电镀层磨掉。

还有一种倒轮闸，好像是青岛生产的吧，是为了适应青岛的丘陵地貌。在北京很少见，它的制动点也在轱辘的中心，这种倒轮闸因为是用脚刹车，兼有制动力大和制动平缓的两个特点，而且它还适应紧急制动时，人身体因为惯性向前倾离开车座的状况，此时可以把整个身体重心压在制动脚上但它有一个盲点，就是若正好左右车蹬一个在最低位置，一个在最高位置完全和地面垂直时，不好用力。为了弥补这个盲点，这种车还有个单手的前闸，前闸的制动片不是抱在瓦圈上，而是直接从上往下压在轮胎上，所以不能太用力。

从车架子的材料上分，还有锰钢和普通钢的区别，锰钢的就轻一些，最轻的车还是青岛出的倒轮闸，也有人说是德国进口的。还有一个配件上的重要区别，就是后座是不是电镀的。

当然最高档的自行车就是加快轴了。这加快轴不是现在的变速车结构，它的变速结构藏在后轴里面，所以后轴比较粗，比倒轮闸的后轴还要粗。大概有三档吧，变速的扳手在车把右手附近，骑起来咔咔的一圈一下的清脆的声音，不像转铃那样招摇，但也透着比飞鸽转铃还高贵的含蓄的奢华。有这种车的人家，基本属于有点家底的人。大概飞鸽永久红旗都没有加快轴的规格，印象中，有加快轴的都是进口车，不是凤头就是三枪。这种车我只骑过一次，是中学的化学老师贾老师让我去给他买啥东西，非常信任地就把他的车交给我了，记得是凤头牌的女车，墨绿色的，骑行的感觉好极了。

记得那会儿，在修车铺给轮胎打一次气2分钱，换个气门芯好像也是2分吧，补一次内胎两毛钱。光明殿胡同北口的西侧有一家修车铺，至于啥时候有的电打气的设备，有点记不太清楚了。

那时社会治安那么不好，但偷自行车、抢自行车的倒不多见，可能是当时自行车要是被盗了，就算大案了吧，而且每辆自行车都有打在车架上的序列号，有车牌，还有上税的税牌。管理之严密，不亚于现在对汽车的管理。估计后来成立车管所的时候，第一批管理人员得有不少是原来管理自行车人。这管理重点从自行车转到小汽车之后，丢自行车的就多了去了，估计北京人没有没丢过自行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