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组缃先生的澹定人生（林东海）

清华剑客

我们中国人对数字特别感兴趣，有一种凑数的习惯，喜欢把同时同地同姓的人才凑个数，成为一个集合体，如“四杰”（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之于初唐，“四士”（贺知章、包融、张旭、张若虚）之于吴中，“三曹”（曹操、曹丕、曹植）之于魏廷。锺嵘《诗品#8226;总论》云：“太康中，三张（张载、张协、张亢）、二陆（陆机、陆云）、两潘（潘岳、潘尼）、一左（左思），勃尔复兴，踵武前王，风流未沫，亦文章之中兴也。”把太康这一时期的同姓诗人凑出个一二三，以显示诗坛的盛况，颇为有趣，也便于记忆。这种凑数的习惯今天仍然很流行，早期的清华园就曾凑了几个数，如“二乔”（胡乔木、乔冠华）、“三杰”（贺麟、陈铨、张荫麟）、“四才子”（张荫麟、钱钟书、夏鼐、吴晗）、“四剑客”（李长之、林庚、季羡林、吴组缃），由这二三四，可以看出清华人才济济，从而大大提高这座高等学府的声望。吴组缃先生是清华四剑客之一，不言而喻，他是一位富于才学的优等生。后来由于他在文学领域的造诣，又和以书法见长的吴玉如及以绘画见长的吴作人，并称为“泾县三吴”，或称为“茂林三吴”，因为三人原籍都是安徽泾县茂林。安徽泾县特辟“三吴纪念馆”，陈列他们的事迹和作品，以纪念这三位杰出人才。

在学生时代就知道吴组缃先生的大名了，看过他的一些小说作品，读过他的一些小说论文，印象中，他无论是创作，抑或是研究，都称得上大家。我在复旦求学，他在北大教书，从未见过他的尊容。1980年8月4日，我应邀到东城贡院西街六号邮电招待所，参加大百科古典文学分支会议，会上余冠英先生介绍我认识北大来的吴组缃和季镇淮二先生。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吴先生，他那高高瘦瘦的身材和豪放爽朗的性格，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次到会的有二十三人，分组讨论，吴先生分在小说组，我分在诗歌组，所以无缘聆听吴先生这位清华剑客的高论，至今犹觉得遗憾。

得意之笔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韦君宜同志病了，由屠岸同志主持人文社的工作。屠岸同志特别重视同作者队伍的联络，北大的作者当然是联络的重点。1983年8月11日，屠岸同志要我陪同，由李易兄带路，前往北大，拜访了林庚、吴组缃、王瑶、陈贻焮、袁行霈等知名教授。当我们走进朗润园吴组缃先生的寓所，看那简陋的陈设，便知他原来也是个寒儒。进门之前，李易兄与我耳语，说吴先生夫人沈菽园在“文革”中受刺激，神经有些毛病，说话要注点意。于是我同吴先生打完招呼后，就老老实实坐在一边，真的做到“慎言语”，不敢多嘴，只用耳朵听，眼睛看。看夫人沈女士为我们让座倒水，热情接待，一切动作都很利索，也很正常，说的话也很入情入理，说话时总带着笑容，让人觉得很是和蔼可亲，看不出有什么毛病。我心想，也许并不严重，在未受到刺激的情况下，神经的运作不会发生故障。看到夫人这样热情地招待客人，吴先生也很高兴，会心地对他夫人笑了笑。沈女士似乎也明白了，该由吴先生唱主角了，于是安详地坐在一边，听吴先生说话。看那样子，他们夫妇一定是很和谐的，即便发生神经错乱这样不幸的事，也没有改变他们之间的感情。后来听说，沈女士先于吴先生离开人世，吴先生悲痛万分，连做梦也经常想着她，梦中见她笑了，心里就高兴，见她嗔了，心里就难过。吴先生在京郊金山墓地他夫人的墓碑上，镌刻着：“炉边北国寒冬暖，枕上东川暑夜凉。”这挽联记录下从四川教育学院到北京大学这漫长岁月里夫妻之间的恩恩爱爱。在朗润园寓所里，看到他们夫妇间会心的一笑，至今已是二十多年了，可当年的那一蒙太奇，还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

北京八月的天气，还是挺热的，于是我注意到吴先生身边的一台古老的电风扇。风扇只有裸露的三片风鼓叶，没有钢丝罩，第一眼看来就给我一个很不安全的感觉。我愈看愈觉得不对劲，很为吴先生的安全担心。李易兄看到我目不转睛地看着风扇，似乎猜透我在担心什么，便悄悄地告诉我：“那是橡皮的，没事。”原来如此，这风扇不但古老，而且古怪。从这古老又古怪的风扇，我联想到吴先生对于生活的态度，他对于简朴的生活，安之若素，不追求享受，更不追求时尚，这大概也是老学人普遍的生活准则。这个早就该送进博物馆的旧风扇，想必是有什么毛病，只是摆在那里，没有开动。吴先生还是不断地挥动手中的那把折叠纸扇，一会儿扇风，一会儿拿它当说话的道具，叠起来拍拍手心。他说话时的那种姿态，那种腔调，都很平和，也很优雅，让听的人感到亲切，如坐春风。

吴先生合起折叠扇，敲了敲桌子，表现出着急的神情，说；“刊物催稿催得很急，《一千八百担》写到收尾，煤油灯没油了，我急忙端起亚细亚铁皮油桶，糟糕!空了。拼命地敲，敲了几个空桶，才控出那不多的一点儿煤油。在那昏暗的灯光下，总算把这结尾给收住了。”说完，松了一口气，露出了得意的笑容。《一千八百担》是吴先生的得意之作，也是吴先生的成名之作，创作于1933年11月10日，副题为“七月十五日宋氏大宗祠速写”，写宋氏家族的地主豪绅们为了争夺宗祠一千八百担积谷所表现出来的种种丑态，笔法细腻逼真，活泼流畅，栩栩如生地刻画出了众多人物形象。结尾写农民抢谷的场面，反映了农村革命的兴起。这篇小说在《文学季刊》上发表以后，反响强烈，受到好评，鲁迅和茅盾还推荐给美国人翻译介绍到国外。真正是“一举成名天下知”，从此吴先生便活跃于文学创作界，成了知名的作家。难怪有人戏言，吴先生的“一千八百担”，一辈子也吃不完。然而，这决不是偶尔露峥嵘，自有其必然性，是吴先生对皖南农村深刻体验的必然表述，也是他天赋创作才能的必然表现。其后吴先生所写的《樊家铺》、《鸭嘴涝》等小说，也都很有影响，这也可以说明先生确实具有不同一般的创作才华。吴先生敲油桶控煤油的事已过去半个世纪，可他讲起来，就像几天前刚经历的情形，连细节都记得十分清楚。小说家本来就很善于描写，加上他的口才又好，绘声绘色，生动地讲出了当年写宋氏大宗祠的经过，把我们带到五十年前的皖南农村。每个人每一天都在书写自己的人生历史，当他回首前尘时，有时会发现几道色彩斑斓的得意之笔，这《一千八百担》既是吴先生创作上的得意之笔，也是他人生轨迹上的得意之笔。“人生得意须尽欢”，听吴先生以得意的神情讲述他那得意之笔，真该为他浮一大白。

泰山风光

吴先生发表了《一千八百担》，名噪一时，引起冯玉祥将军的注意，被招聘到将军的幕府。冯将军并不在乎年龄比吴先生大了一倍，拜这位才二十多岁的年轻人为师，还让他兼任自己的私人秘书。从1935年至1947年，吴先生在将军幕府工作时间达十二年之久，直到冯玉祥将军访美归来遇到海难，才结束这段幕府生活。吴先生当年随冯将军访美，回归时没和将军一起乘坐苏联轮船，因而逃过一劫。他说起那一段惊心动魄的经历，暗自庆幸：“轮船起火，只有一两个人从船舷的圆孔气窗跳出去，死里逃生。”他拍拍自己的肩膀，露出了死里逃生的神情，“我这样的块头，那圆孔是出不去的，必定是和冯玉祥一同葬身火海，哪能还有今天！”当时北京《游艺报》载文报道冯将军海难事，称“此次吴组缃曾否随冯回国？无从探询，如果遇难，这无疑是文坛巨星的陨落”。可见那时文艺界颇有一些人为吴先生捏了一把汗，担心他和冯将军同遭海难。吴先生端起杯子呷了口茶，又讲述了关于冯将军的一些趣事。冯玉祥主张抗日，热爱祖国，虽然自己文化水平不高，却很尊重知识分子，把老舍先生和吴先生请去当老师，就是国文教员。“我二十多岁，他五十多岁，我每次去上课，他都到大门口迎接。坐下来讲课，他双手捧茶给我。他做好作文，双手捧给我：‘吴先生，请你给我改一改。’”冯玉祥将军住在泰山，让吴先生和老舍先生也陪同在泰山辅导读书批改文章，这种不耻下问的学习精神，也是难能可贵的。我考察李太白游踪，曾上泰山，1981年12月18日，来到普照寺，这就是当年冯将军居住的地方，周围还能见到石头上冯将军的诗刻，据说冯的诗作大都经过吴先生的修改。改诗最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差使，改得不好会把别人的诗作改成自己的诗，而这样改出来的诗又不如自己创作出来的诗好。然而吴先生却颇能把握分寸，改出来的诗还是冯将军的诗，保留他那质朴刚直的风格，我读了并没有文人诗的感觉，依然是将军诗。普照寺前有一株古松，据说是六朝的遗物，号称六朝松。因为长在高山上，山风大，所以长不高，但枝叶还算茂盛，像一把伞。这不老松，是吴先生和冯将军师生情谊的见证。我在松下徘徊久之，哼成一首小诗：“疏枝盘翠盖，老干化苍龙。千载经风雨，亭亭六代松。”如果说这六朝松为泰山增添了自然景观，那么这冯将军同他的两位年轻老师吴先生和老舍先生，则为泰山增添了人文景观，成了游人观瞻的热点。如今的泰山已成了一道靓丽的风景线，这不由得使人想起1935年8月吴先生刚到泰山时所写的长篇散文《泰山风光》，在吴先生笔下，那时泰山是一片灰黑的色调：“平常给我的印象就是个灰黑包。现在堆上这些灰黑色的人———灰黑色的皮肉，灰黑色的衣着，灰黑色的神情，———使我忽然觉得连空气阳光都变得灰黑色的了。”眺望泰山周围景色，也是一种灰暗的色调：“这时夕阳映照，淡青的原野抹上一层浅黄，各处村落缭绕着淡淡的炊烟，对面徂徕山泛了淡蓝颜色，弄得变成瑞士风景照片的派头，汶河弯弯曲曲，从那一头绕过山后，又从这一头钻了出来。再远处，是漠漠平原，更远处，还是漠漠平原，渐渐入了缥缈虚无之间，似乎仍是平原。忽然前面几块晶莹夺目的橙黄色东西，山也似的矗立着，旁边衬护着几抹紫红颜色，分外鲜艳美丽，定睛细看，才知道那是云霞，已经不复是地面的东西了。”他用小说的笔法生动地刻画泰安一群以行乞为生的男女，反映了风俗的败坏和民生的凋敝。和今日的泰山风光相比，简直有天渊之别。

帚翁谈稗

吴先生随冯将军访美，独自平安归来，先后任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教授、清华大学教授和中文系主任。1952年院校调整，转到北京大学任教授，直至终年。吴先生在北大主要从事于教研工作，教学之馀，潜心于明清小说研究，对于名著《红楼梦》尤为用力，写了不少有分量的论文。在我们拜访吴先生之前，李易兄曾议及向先生组稿的事，意欲把他关于小说方面的论文拉到人文社出版。访谈中，李易兄有意识地把话题转到小说研究上来。这话题对于吴先生来说自然又是个兴奋点。他说：“我是要把谈小说的文章结集出版，正在考虑用什么书名。”他朝天花板望了望，略有所思，“就叫‘帚翁说稗’？———不，还是叫‘帚翁谈稗’好，这较合平仄规律，读来顺口。”“帚翁”是吴先生的外号，据说吴先生和王力先生在“文革”中，都被打发去扫院子，吴先生扫得不错，受到表扬，他夫人沈女士风趣地给他取了个外号叫“帚翁”，吴先生欣然接受，于是这就成了他的雅号，由此可见他是多么善于化俗为雅，多么善于在人生的关捩点打下印记。后来他就把自传取名为《帚翁自述》，可见他对夫人所取的这雅号，也是视为得意之笔的。“说”字为入声字，属仄声，仄平仄仄，当然不如仄平平仄读来更顺畅，会写格律诗的人多数讲究平仄声律，吴先生的推敲自有他的道理。不过，后来小说论文结集出版时，却定名为《说稗集》，想必是与北大出版社出版的其他几个集子，如《拾荒集》、《苑外集》、《宿草集》等，一起考虑，都用三个字，因而也就无须过多地考虑声律啦。稗是稻田里形似禾的杂草，其实细小，又非谷物，所以常用以形容人事之卑微者，记录遗闻琐事之书称为“稗史”，小说在古代属于稗史范畴，所以说出于“稗官”。《汉书#8226;艺文志》说：“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吴先生于是把评论小说的文章结集称为“说稗集”，既切小说，又是谦言，唯其如此，却正显示出大家风范。吴先生是个作家，又是擅长写小说的，所以他研究古代小说，有他独特的视觉和感悟，往往从微观看宏观，从人生看社会，从艺术看思想，从心灵看行为，以为优秀的作品大都是抒发“孤愤”之作，和司马迁发愤著书之说一脉相承，也是他从事小说创作的切身体验。八十年代中期，裴斐兄曾到出版社来找我，说他写了一本理论书稿，叫《文学原理》，请他的恩师吴组缃先生看过，吴先生大加赞赏，以为很有新意。裴兄的《文学原理》认为“文学是直接诉诸心灵的语言艺术”，“文学的对象是人生”，“文学的最大功利是按照美的原则塑造人的心灵，使人更加热爱人生”。这种为人生的心灵艺术论，和吴先生从创作中升华出来的文学观，正相合拍，怪不得对裴兄的论著如此激赏。小说家在研究古代小说中所持有的小说观，自是不同于一般的理论家，显得更具体，更现实，更贴近生活。吴先生曾说过：“花生要自己掰着吃才香。”他自己写过小说，所以更能品尝出小说的滋味，也是这么个道理。我们这次拜访，在谈到“帚翁谈稗”，即古典小说论文集时，印象中，李易兄似乎婉转地表示希望由人文社出版，而吴先生也没持异议，后来大概由于和其他几个集子（《拾荒集》、《苑外集》、《宿草集》）一起考虑，他又是北大的教授，所以由北大出版社出版，人文社古典部的设想也就落空了。

淡泊明志

1986年1月20日下午，中国社科院在黄土岗近代史所召开“纪念俞平伯先生从事学术活动六十五周年”大会，由胡绳同志主持，吴组缃先生发言。这是我第三次见到吴先生，不过这次没有交谈的机会，只是在台下听他演说。1954年批判俞平伯红学观时，吴先生也是发表意见的，说：“俞先生的研究总是着眼于极琐屑的问题，总是从‘笔法’，‘章法’，‘穿插’，‘伏脉’等去看，从一句诗一句话的暗示去猜”，“由于孤立地，琐屑地看问题，使他愈钻愈迷惑”，接着他对俞平伯又作了肯定：“但俞先生的研究态度也有一些好处。他不大固执己见，肯接受不同的意见。”他同时对李希凡、蓝翎的《评红楼梦研究》也提出了不同意见：“说俞先生的研究是自然主义观点，这我看不出来”，“说贾府败落原因的那一段和注释，我也不很同意。”在当时那样的政治环境中，他这样的表述确乎不同于寻常，仍表现出耿直的性格。尽管这次纪念会，并没有正式宣布为俞平伯先生平反，但吴先生在讲话中依然无所顾忌，替俞先生说了公道话，对他的学术作出公正的评价，还叙了叙清华园的旧情。吴先生曾经说过，经历沧桑，人就能有一种澹定之气。澹是淡泊，不去纷争；定是要有定见，不去附和。阅世深了，把世相真看明白了，才能有这样的品格。从吴先生的发言中，我看到了他的这种品格。他淡泊名利，与世无争，也无所畏惧，所以敢于坦言，不怕可能带来的麻烦；他自有定见，不随声附和，讲出自己真实的想法和见解。在名人当前，他不觉得低人一等，在和鲁迅、茅盾的交往中，乃至和周恩来总理的接触中，他都能保持一颗平常心，从不阿谀奉承；在弱者跟前，他不觉得高人一等，在和我们三个人聊天时，他是那样随和，那样普通，看不出他是个大作家，也看不出他是个名教授。吴先生不是佛教徒，却颇有“一切众生本无差别”的平等观。正如梁朝宝志和尚《大乘赞》所说的：“慈心一切平等，真如菩提自现。”因为有这样的平等观，有这样的平常心，他身上才能充满澹定之气，也才能坚定地走完他那澹定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