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三言二拍”中的“价目表”

作者：达森

冯梦龙、凌濛初都是会讲故事的大才子，三言两语就能让你拍案叫绝。在他们的著作“三言二拍”中，一些看似平实日常的记述，也为世人展示了另一番“妙用”，那就是以小说为载体，将那个时代的大明帝国——一个真正的“银本位”时代的商业帝国，极为形象生动地勾勒了出来，极具现场感地呈现在了后世读者面前。

明版《拍案惊奇》卷首牌记

“三言二拍”不靠神仙妖魔称奇搞怪，也不靠帝王将相支撑场面，他们写的总是些市井俗事、街巷轶闻，大多是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与民生状况。在那样的时代中，世间一切都是可以作价计算的，而且全部用白花花的银子作价，一目了然。

概观冯凌二人的小说，各种商品的物价、各色人等的身价、各种劳务的工价、公务员的官价、金融借贷的利价，都是清一色有价有市、有章可循的，都是可以通过银子来买卖、交换与流通的。冯凌二人从不拿腔作势、装模作样地假正经，他们从不忌讳谈钱财与生意，他们比直接生活在市场经济环境里的现代人，还要坦诚得多，还要直爽得多。

不信的话，不妨去看一看、查一查冯凌二人在小说中所列举出来的各类“价目表”。在此，且按照白银价格每盎司约32美元的国际银价，可以大致换算出购置1克白银约需10元人民币。抛开古代十六进制的繁琐，排除各种影响货币实际购买力的古代、当代因素，就大致以每克白银值人民币10元的价格，来对这些晚明小说中的“价目表”作一番令人兴味盎然的探究吧。

物价

《警世通言》卷二十二说，正德年间在苏州昆山县，做一副上好的棺材要三两银子，木材的成本费是一两六钱，工钱则是一两四钱，折合成现在的价格是人民币1500元左右，便宜得跟白送一样。

《警世通言》卷二十四说，正德年间在北京买瓜子吃，作价银一分一桶；高邮鸭蛋则半分一个，折合成现在的价格是人民币5元左右能吃一小桶瓜子，2元5角左右就能吃一个咸鸭蛋，这个价格和现在市价相比，大致是差不多的。

《初刻拍案惊奇》上还举了个倒卖商品谋取价差的例子，其实也是一个出口商贸的好案例。

据说，太湖中有洞庭山，地暖土肥，当时盛产一种叫“洞庭红”的桔子，口味很好。但是由于没有广东福建一带产的桔子名气大，价钱只能卖到广桔、福桔的十分之一，一百斤最多只卖得到一两银子，折合成现在的价格，“洞庭红”桔子每斤只能卖到人民币5元左右，确实是比较便宜的——属于只能在本地自产自销的“本地水果”之列。

当时，一位名字叫文实的商人，知道广桔、福桔在海外很受欢迎，且有沿海销售之便利，一直供不应求。此人看到了其中的商机，买了大批的“洞庭红”假冒广桔福桔，以极低的购货成本，即使加上来往运送搬弄的经纪费用，其利润也远比在当地直接购买广桔、福桔出口强得多。这种经文实之手转运出去的“洞庭红”，一百斤桔子竟然卖到了九百两银子。这个价格比之原产地的价格翻了九百倍，折合成现在的价格，在国外吃“洞庭红”桔子每斤要花人民币4500元——这恐怕是把桔子当作鱼子酱来吃了吧。无疑，文实很快就成了先富起来的那一拨人。

工价

《醒世恒言》卷二十，说张权父子三人一连五日，做了几件木工家具，王宪就给他们开了一两银子的工钱。折合成现在的价格，张权父子三人五天的工钱就是500元左右，每个人大约分得到170元，一天一人的工钱是34元。显然，中国劳动力资源向来就是比较廉价的。

《醒世恒言》卷十五，说郝大卿的妻子陆氏给了木工蒯三一两银子，托他代为找寻失踪的丈夫。看来做私家侦探的确比木工的工钱高许多，自古以来总是智力劳动的工钱高于体力劳动的。

当然，这是通常意义上的工钱，是明摆着的市价，还有一种不能明说出来的工钱，那就是心照不宣、随心所欲的价格了。

清初衍庆堂刻本《醒世恒言》，卷首牌记及序文页面

《喻世明言》卷一，说徽州粮商蔡大郎买通薛婆为自己勾搭七巧儿，见面礼是一百两银子。这“拉皮条”的工钱，头一笔就值人民币5万元，可见美色的力量如此强大，好色者自古就是视金钱如粪土的。

《醒世恒言》卷二十，说赵昂用五十两银子买通苏州府巡捕杨洪，陷害张权父子，并答应事后再给五十两。让“公权力”来为自己的私欲“办公”，这“私事公办”的工钱是一百两银子，即大约要用人民币5万元来使坏下套，看来做坏人也的确成本不低。

身价

《警世通言》卷二十四，说王景隆初会玉堂春，礼金是二百两银子、四匹尺头，又另加了二十两碎银子。而晋商沈洪为了买下玉堂春作妾则花了两千两银子。王景隆的礼金抛开尺头不算，这为玉堂春开出的10万元的出场费不可谓不高；而要真正得到这个如花似玉的美娇娘，则需要花上大约100万元的天价了。

玉堂春的身价，在当时可以说是空前了。因为当时的行价，据说是三万两银子够买三百个粉头，即平均一百两银子可以纳一个漂亮女人为妾，约5万元，这就是当时一个普通漂亮女人的身价。

《警世通言》卷三十二，老鸨说，如果别人娶杜十娘，赎身费要一千两白银，因为和李甲关系好，只要三百两就可以了。就是这个著名的怒沉百宝箱的杜十娘，身价也高达50万元，可以想见当时那些青楼头牌的身价，应该普遍都在50—100万元的市值区间里。

《初刻拍案惊奇》卷二说，徽州吴大郎用八百两银子娶姚滴珠，另每月盘缠连房钱十两。这是当时大户人家娶外宅的价钱，也就是包二奶的价格。约40万元的包费（可能就包含房产置业费用），每月约5000元的零花钱，可见那时包二奶还是不算特别耗费财力的，小有积蓄的商人就可以身体力行。

官价

《警世通言》卷三十一说，黄胜的举人是花银子买的，用了五十两银子。又说，曹可成的老婆赵春儿用一千两银子可以帮他做到福建同安县的县令。可见买一张文凭和买一张任命书价格还是相差很大的，做县长就要约50万元。虽然价格比较高，可是想起来也就和当时有钱人为一个青楼头牌赎身一样，这可是为自个儿从基层草民的人堆里“赎身”出来——但凡兜里箱底有些积攒的，东挪西凑一下，一咬牙把这白花花的现银给交上去，不一下子就从草民摇身一变，成了可以作威作福的“官人”了吗？

然而，费了不少银子去买的这顶官帽，明面上的公务员工资——纯粹的“阳光工资”是多少呢？其实，大明帝国的历代官俸都不高，即是说，公务员的工资都属于低薪，看上去没什么“油水”可言。那么，当时的公务员工资具体低到什么程度呢？

顾炎武的《日知录》与赵翼的《二十二史札记》中，就列有专条讨论明代官员的薪水高低。以正一品而言，实际官俸每年仅600石，折合成白银300两左右。这样的薪酬水平，也就是年薪15万元左右，仅仅相当于现在一个小型企业的基层管理职位的年薪水平。很难想象，一个庞大帝国的顶级官员（省部级），就拿这么一点工资。而明代官员中级别最低的县令，每年只实得禄米85石，折合白银约40两，年薪约2万元，月薪不到2千元，就连如今公布的多个省市最低工资水准都达不到，为什么曹可成还要四处活动，花费那大约市值50万元的银子，非得去买这个如此低薪的低级官职来做呢？

看一看《警世通言》中的另一则案例，也就一目了然了。《警世通言》卷二十四，说山西洪洞县监生赵昂想置他的仇家于死地，于是买通官府，狠花了一大笔钱。他是个精明的人，对县衙上上下下做了打点，开了一个单子出来：“与刑房吏一百两，书手八十两，掌案的先生五十两，门子五十两，两班皂吏六十两，禁子每人二十两，上下打点停当，封了一千两银子，放在坛内，当酒送与王知县。”

看了这一张官价清单，想必对“官价”二字缘何始终居高不下，对“官俸”二字缘何始终低开高走，也就一清二楚了吧。

利价

《初刻拍案惊奇》卷十五说，当时借债，约定的利息是年息三成，三年间，本息相当。这也就是常说的“三分利”，民间借贷往往都遵从这个惯例。当然，这样的惯例，并非大明帝国的百姓们异想天开，想定几分利就几分利，这也是有政府规定的。

据《大明律》记载，“凡私放钱债，及典当财物，每月取利并不得过三分。年岁虽多，不过一本一利。违者笞四十，以余利计赃。重者坐赃论罪，止杖一百”。政府规定了“三分利”的合法性，也就等于默许了民间借贷以及由此而来种种金融投资、投机活动；虽然也明确了只能一本一利，不得利滚利的高利贷操作方式，可是民间的金融活动也远非一纸官方规定所能够约束的。

《初刻拍案惊奇》中的徽商卫朝奉在南京开的那个典当铺便是一个典型的黑店，通过种种手段，在“典当”这种常见的民间金融借贷活动中便屡有欺诈性质的“高利”可图。这个卫朝奉在别人拿东西来当时，值一两银子的，只给当价五钱；这五钱银子也要从柜中拿成色差的给，而且称银子的秤也做过手脚。在约定的时间内不来赎当的，立即变卖；如期来赎当的，即按月息三分收取利钱，但是称银的秤又换作了大码的，而且必须要九分足的好成色银子收进，才肯将当物放回。而且这当物里有金珠首饰的，卫朝奉还要把金银的换作次一等成色的，珠宝换作劣等的玉石，连哄带骗，和抢钱没什么区别了。

这些晚明小说中看似轻描淡写，实则浓墨重彩，为世人展示了那个银本位世界里的种种数据——它们皆明码标价，包括良知与欲望的价格都一一展露；它们皆可交易流通，包括身体与灵魂都可一同买卖。后世读者除了因之拍案叫绝、为之拍案惊奇之外，对“商业”这个名词，对“银本位”这个概念，对“世道”这个口头禅，或许也随之有了更清晰、更清醒的认识了吧。

来源：各界杂志2025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