丈夫出轨她愤然离家，晚年公交车上重逢，掏出俩肉包送他

他们曾是人人看好的才子佳人，婚后丈夫却背叛婚姻，得知丈夫出轨，她愤然离家。

没想到，晚年与丈夫在公交车上重逢，她掏出俩肉包送给他。

他们究竟是谁？晚年重逢她为何会送俩肉包给曾经的丈夫？

1916年初冬的苏州，盛宣怀的灵柩缓缓驶入故里，身披素服的族人、亲友浩浩荡荡随行。

盛家的女眷被安排在灵堂侧厅守灵，年仅十一岁的盛佩玉身着素白长衫，静静伫立在灵前。

她的眼中虽有泪意，却并不恸哭，反而多了几分超出年龄的沉静。

她是盛宣怀最疼爱的孙女，自幼被视为掌上明珠，不仅才貌双全，也继承了祖父精明干练的气质。

一旁的族人交头接耳，低声叙述着盛家的荣耀与没落，而她的目光始终落在灵前那副刻着“义薄云天”的牌匾上。

而在另一角落，一双少年的眼睛也在注视着她。

少年名叫邵云龙，年仅十岁，是盛佩玉的远房表弟，邵家的少爷。

彼时的邵家也是显赫一时，家主邵友濂曾任清朝一品大员，与盛家联姻多年，邵云龙正是这场联姻的后代之一。

他站在人群后面，望着那位身姿娉婷的小表姐，心中莫名地涌上一股怦然的悸动。

葬礼结束那天，邵云龙偷偷从怀中摸出了一台从父亲书房里偷拿出来的相机，一路尾随那位让他心动的少女。

他躲在一株梅花树后，看着她踩着青石小道缓缓前行，素衣被风掀起一角，那一刻，他按下了快门。

盛佩玉闻声回头，一双清澈的眼睛与他四目相对：

“你是邵家的云龙表弟？”

邵云龙一时语塞，连忙将相机藏到背后，结结巴巴地应道：“是的，我叫云龙，你是佩玉表姐，对吗？”

盛佩玉轻轻点头，眼角带笑：“你偷偷拍我照片？”

邵云龙涨红了脸，小声嘟囔：“我只是觉得你站在雪下很好看。”

盛佩玉没再说什么，那日之后，两人有了更多的交流。

邵云龙开始为她写诗，虽然那时还不懂什么是“情爱”，可他笔下的句子却句句流露出对她的欣赏与敬仰。

后来，两家一起返沪，彼时，盛家与邵家皆住在上海静安寺附近。

虽然大户人家规矩多，女子多被束于深宅之中，但逢年过节时，亲戚之间的走动仍给了他们些许见面的机会。

邵云龙总是装作无意，却又总是悄悄站在角落里找她的身影。

而盛佩玉，坐在窗边绣花时，也会不经意地抬头看院门口是否有那个熟悉的身影走进来。

1923年，盛佩玉已是十八岁的待嫁少女，眉眼间褪去了儿时的稚气，越发显得温婉端庄。

那一年，邵云龙改名邵洵美，“洵美”，典出《诗经》，意为“确实美好”。

《郑风·有女同车》有云：“佩玉锵锵，洵美且都。”

邵云龙将这句诗抄了下来，夹在给盛佩玉的信里，那是他第一次不加掩饰地示爱。

盛家的长辈们早就察觉了这两个孩子间的情意，邵家来提亲时，盛母只淡淡一笑，说：“我儿愿意，我们自无不允。”

邵洵美得知消息后，欣喜若狂，他立即拿出准备多时的礼盒，亲自送到了盛家门前。

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六礼”，而是他亲手抄写的诗集，一本笔记本，还有一根旧旧的狼毫毛笔。

他说，这笔是他小时候抓周时唯一感兴趣的东西，如今愿意把它交到她手中。

提亲那天黄昏，他约盛佩玉在后院小亭子中见面，那是他们儿时最常玩耍的地方。

“佩玉，我们定下‘约法三章’吧。”邵洵美微笑着看她，“你说的，我都听。”

“第一，不许有别的女人；第二，不许赌钱；第三，不许沾大烟。”她一条条念出来，眼里满是认真。

“好。”他几乎没思考就点头答应，“我一生一世，只爱你一人。”

那一刻，盛佩玉突然觉得，这个曾经偷偷给她拍照、写诗的少年，如今已是她可以托付终身的男人。

可情浓之时，也临分别，因家族安排，邵洵美即将启程赴英留学。

他不愿耽搁，临行前坚持与盛家拍一张合影，作为定情的信物。

他站在她身侧，眼神笃定，那张照片最终被小心地锁进了盛佩玉的绣花箱底。

在异国他乡，邵洵美未曾懈怠，他以文学为志，与徐志摩、闻一多等人切磋诗文。

他每到一地，便寄一张明信片回上海，在卡片背后写下短诗，寄给盛佩玉。

这段异国书信情缘，持续了整整三年，1927年，邵洵美结束学业回国，他一下船，便迫不及待奔向盛家。

一个月后，在上海最负盛名的卡尔登大饭店，一场盛大的婚礼如期举行。

婚后，两人新婚燕尔，住在洋房小楼中，一日三餐虽简单，却也充满了诗意与温情。

早晨，盛佩玉亲手泡一壶碧螺春，邵洵美坐在藤椅上翻着新写的诗稿。

夜晚，夫妻二人围炉夜谈，听楼下石库门的黄包车来回响动。

邵洵美曾在婚后第一年写下这样一句话：“我不能像其他富家子弟，只知将祖宗的钱挥霍殆尽，我要靠自己的手与脚，做一个真正有价值的人。”

这句誓言写在他创办“时代图书公司”的创始宣言里，也写进了他给佩玉的信中。

他想用文字改变世界，用思想塑造时代。

盛佩玉自然支持丈夫的志向，她甚至亲自为他准备了创业所需的资金。

她把自己陪嫁的珠宝、衣物和一幢静安寺旁的房产都抵押出去，只为了让丈夫心无旁骛地追逐理想。

初时，出版公司风生水起，邵洵美以极其敏锐的文艺嗅觉吸引了一批又一批文化名流：胡适、郁达夫、徐志摩、陆小曼。

上海文坛几乎成了邵洵美的朋友圈，每日宾客盈门，觥筹交错中谈诗论文，如痴如醉。

可随着时日推移，问题也悄然浮现，邵洵美是个天生的文人，却绝非一个精明的生意人。

他出手阔绰、做事洒脱，常常一本书印制几千册，却对市场毫无概念，印出来后堆满了仓库，无人问津。

几次错判市场趋势，再加上纸张涨价、租金翻倍，企业开始入不敷出。

债务一笔接一笔压来，而邵洵美却依然流连于酒席与诗会之间，若无其事。

他习惯了文人圈的吹捧与崇拜，沉溺在一片“邵先生真才子”的呼声中，拒绝面对冷冰冰的现实。

盛佩玉翻着账本，苦口婆心地劝丈夫收敛应酬、精简员工、调整出版方向。

可邵洵美总是笑着摆摆手：“佩玉啊，你管账是好事，但也别太现实，搞文学的，怎么能斤斤计较？”

他一边说着“理想”，一边照旧在外纸醉金迷，应酬不断，牌局、酒宴、戏院。

邵洵美的生活开始变得日夜颠倒，回家时衣衫上常带着酒气。

1935年的一个夜晚，邵洵美带回了一位来自美国的女性，说是公司邀请来的外籍撰稿人。

她叫艾米丽·哈恩，中文名“项美丽”，金发碧眼，说着带口音的中文，笑容灿烂。

盛佩玉初见她时，竟觉得她有几分可爱，也难怪丈夫对她如此礼遇。

作为主妇，盛佩玉尽她所能地招待这位“朋友”：请她喝正山小种，带她去看戏，甚至在家中为她开设专属客房。

两人年纪相仿，话题颇多，很快便成了亲密的“闺蜜”，可她万万没想到，这段“友情”背后，藏着丈夫最深的背叛。

一次，她临时折返回家取落下的手袋，却意外发现了丈夫的车停在项美丽寓所门口。

她走进院子时，听见屋内传出说笑声。

她推门而入的那一刻，只见邵洵美与项美丽坐在榻上，身旁是一张打开的烟枪，烟雾缭绕，两人神情懒散亲昵。

盛佩玉站在门口，脸色苍白，她没有尖叫，也没有质问，只是静静地看着眼前这副景象，眼神里盛满了失望与心碎。

她没有闹，也没有离开，甚至答应了丈夫“纳妾”的请求，亲自将一只玉镯戴在项美丽手腕上，做了名义上的“认可”。

邵洵美以为她通情达理，以为她仍会一如既往地支持他。

日子照旧过着，三人共处一屋檐，表面和谐，实则暗流汹涌。

盛佩玉曾以为，容忍可以换来回头，付出可以感化背叛，可现实一点点锯断了她对婚姻的最后一丝幻想。

1939年，艾米丽·哈恩和邵洵美4年的感情结束，盛佩玉本以为，风波过后，丈夫会收敛。

不料不过数月，家中新来的女佣，竟成了他新的寄托。

这一次，盛佩玉没有再沉默，一夜之间，她打点好行李，将所有珠宝首饰变卖，只留下几件旧衣服，悄无声息地离开了家。

那年，她四十有余，昔日的大家闺秀，早已脱去了光环，只是一个平凡而孤独的女人。

她靠着积蓄与为数不多的人脉，在南京开起一家缝纫铺，替人剪裁衣料，补补破衫度日。

这一走，便是二十多年，她没再婚，也从未彻底斩断与邵洵美的联系。

偶尔，他会寄来一封信，说些“近况尚可”或“身体抱恙”。

而她，也总是言简意赅地回一封，附上一些干货、茶叶、或是家乡的鸭肫肝。

特殊时期，邵洵美的房子被查抄，文稿被焚毁，出版社早已关门。

昔日呼风唤雨的邵公子，成了城市里最底层的流浪汉之一。

1970年初冬，盛佩玉回到上海看女儿。

那天她独自搭上一辆公交车，坐在靠窗的位置，突然，一股刺鼻的味道从车厢前段传来。

人群里一阵骚动，一个衣衫褴褛、头发打结的老人缓缓上车。

他穿着洗得发白的中山装，背着一只破布袋，司机皱了皱眉，却没说什么。

老人缓缓坐下，低着头，可盛佩玉却在看清他的脸后，身体猛地一震。

是他，邵洵美，他不再是沪上风云的才子，他只是一个在上海街头靠乞讨度日的老人。

她缓缓伸手，掏出本来给女儿带的两个肉包子，送给了他。

邵洵美抬头的一刹那，两人四目相对，他似乎认出了她，却又不敢确认，只是低头，狼吞虎咽地咬下一口包子。

她看着他狼狈的吃相，心中无限感慨，却没说什么，只是转身下车，消失在人群之中。

一年后，1968年，消息传来：邵洵美吞服鸦片，在破旧的旧宅中离世。

盛佩玉接到旧佣人来电，赶赴灵堂，只见他赤着脚躺在白布中，面色枯黄，形容憔悴。

这场婚姻，从风花雪月开始，到孤独冷淡结束。

她曾以为自己是他命中注定的那个人，却终究没能陪他走到最后。

他们从青梅竹马走到陌路相逢，一别两宽，各自沧桑，这不是爱情童话，是一代人命运交错的剪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