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6年，周总理逝世后，乔冠华被公开讥讽：你可真是个孝子贤孙啊

乔冠华：笔墨江湖里的“狂人”

有些人，一生都在风口浪尖上打转，哪怕他靠的是一支笔。乔冠华就是这样的人物——他能用嘴皮子和笔杆子搅动风云，扛起了中国半部宣传、半部外交。但有趣得很，这样一个在外交场上叱咤风云的家伙，最后却没躲过自己的命运劫数，成了刀口上的牺牲品。

乔冠华生来其实跟“革命”二字八竿子都打不着。他家是典型的江南大地主，又开着店铺。家里人给他铺了体面的路，他就顺理成章考进了清华，而且十三四岁就进了高中，又是一阵跳级，16岁，小小少年，成了清华最嫩的哲学才子。听说他嘴里说过一句挺大的话：“天下文章李、杜、乔”，前面李白、杜甫，后面就是他自己。换作旁人，谁敢这般“牛气轰轰”地往自己身上贴金？可乔冠华压根不在意别人怎么看他。

说起乔冠华在清华的模样，校友季羡林眼里总带着点感慨。那会儿他总爱夹着厚厚的德文黑格尔全集，腰杆笔直地在清华园里溜达，一路风风火火，别人都得让着他点。他瞧不上那些混日子的同学——要说“愤世嫉俗”吧，有那么点意思。可他也不像一般书呆子，该玩的时候能玩，该顶牛的时候偏偏要逞一口气。

大学一毕业，乔冠华就去了日本，刚到没多久，就被戴了顶“危险分子”的帽子弄回家。可他闲不住，又背着行囊溜到德国去深造。在德国，他身边多是些官二代、权贵子弟，大家玩得正欢，倒没人真心念书，他心里闷得厉害。后来，他就跟自己打了个赌：“非得闯出个样来。”于是，每天蹬着自行车穿梭于教室和图书馆。白天闻到的是墨水味，夜里却常常被思乡折磨得夜不能寐。

在德国的日子里，他也没完全沉在哲学里，还对打仗、国际政治起了念头。有一阵子，他成了中国留学生群体中的“带头大哥”——举办抗日讲座、组织捐款、写传单。他的锋芒一点不输当年少年时的豪气。

后来抗战一打响，他再也坐不住，草草丢下学业，机票都没来得及退，倒腾着就回了国。他辗转回到广州，那时满中国都是动荡——可人越乱，他越有“用武之地”。报纸编者都在盯着他的文章，有好几篇写得那叫一个脍炙人口。传说那时候，延安的毛主席都拍手称快，说他这文笔抵得上前线的两个坦克师。好家伙，这把字写活了。

可乔冠华也不是让人省心的主。他一点都不讲规矩——睡时打呼噜、夜里喝闷酒，满屋子都是烟头和稿纸。到了半夜，人家都睡下了，他灯还亮着，烟卷儿一根接一根，浓烟和墨香混一起。有时候，一篇文章半夜写出来，第二天报上就能见着。这种“反人类”的工作节奏，他自己倒乐在其中，旁人看着都替他操心。

到抗战末那些年，乔冠华在重庆混得挺开。他在周恩来领导下，进了党的外事圈子，和那些风头人物打交道是家常便饭。老外、外交官、新闻记者轮番找上门，乔冠华仿佛是外交圈的“社交小巨人”，跟谁都有点交情。

别说，他和他老婆龚澎，两个都是搞外交的，一到家卷起了袖子也是忙。屋子里总能听到老式打字机咔哒咔哒敲个不停。做饭的阿姨常开玩笑：“这俩位，饭点专门闹‘失踪’，就是写东西比吃饭还重要。”可是他们乐此不疲，没谁觉得辛苦。

新中国一成立，乔冠华和龚澎就在天安门上，亲眼见证了那一幕慷慨激昂的时刻。有人说，只有站在城楼上，心里那句“中国人终于站起来”的话，才真正落到了心里。

再往下走，乔冠华的生涯跟新中国外事是一条线。他和妻子一起参加了外交部的成立大会，周恩来一进场，160多号人跟着鼓掌。那感觉，像是进了国家队，人人摩拳擦掌，等着在国际舞台上大显身手。乔冠华名字被点到的那一下，他嘴角都带着快藏不住的得意。

后来，国际形势风云变幻。乔冠华被周总理特别看重，那时外交政策委员会刚成立，他直接成了副主任。这职位怎么说呢，有点“高配”。但乔冠华性格里就有点“眼里揉不得沙子”，硬是把每一份报告、每一场会谈都当头等大事干。

到朝鲜战争那一阵子，周总理点名让他协助李克农谈判。那可是和美军谈判，场面一度剑拔弩张。乔冠华和李克农坐镇后方，两年多拉锯，场场对弈如同打仗。最终停战签了字，大家都如释重负。

那个庆功宴上，乔冠华一高兴，酒意上头，竟然当着一桌子人叫李克农“老头子”。大家一惊，周总理脸都沉下来了，直接当众教训：“你知道自己几斤几两吗？‘老头子’也是你叫的？”乔冠华一下子心头一凛，这才低头认错——后来还专程登门写检讨道歉。虽然风波过去了，可他那点风风火火的本性，真是怎么藏也藏不住。

可是，人生这条路啊，说穿了哪有一直坦途的？70年代后期，风向突变。外交部气氛紧张，“反击右倾翻案风”一来，乔冠华成了批斗对象，身上压力山大，整天如履薄冰。更难的是，1976年，周总理去世。乔冠华强打精神守灵三天，可在棺盖前再也收不住情绪，抱着哭得撕心裂肺。那一刻，他说：“今天让我当你的晚辈送你一程吧。”很多人那天头一次见他情绪如此失控。有人还专门通知他夫人章含之：“你可得照着点乔老爷，怕他扛不住。”

周总理走了，乔冠华一下子成了被推到前台的“靶子”。在会议上居然有人拿他悼念总理的事讥讽，“乔部长，你要不改行当孝子贤孙？”讽刺和压力一天比一天沉重，那些年旧人一个个倒下，他成了大潮里的浮草。

1976年，外交部又出大事。成都接待尼泊尔国王，本来是喜事，可偏偏在答谢宴上，乔冠华又喝多了。他端着酒杯，大大咧咧地对国王说：“陛下，欢迎明年再来中国！”结果华国锋一听脸都绿了，连忙小声嘀咕：“老乔，你喝多了？”乔冠华一激灵，才意识到自己差点坏了规矩——外交上的邀请可是主席才有权当众讲出口的。

那一刻他是什么心情？大约，是一种说不出的无力和荒谬。他混迹江湖几十年，凭着一支笔，一张嘴，在各种乌烟瘴气里杀出过一条路。但到了头来，每一点得意都变成了小心翼翼的忌惮，每一句脱口而出的话，都能成祸水。喝完酒，醒了一夜的冷汗。

我们常说，“人这一生难得糊涂”，可怕的是糊涂了自己的归属。乔冠华也曾是意气风发的少年，也曾在大雪纷飞中挑灯夜战写下“可抵坦克”的檄文，也曾在举国荣耀中被推上天安门城楼。但风头一过，身边的人一个又一个离场，剩下的只有一屋子的旧书和午夜的烟火气。

有时我在想，乔冠华夜深时喝闷酒，是在和自己较劲，还是在怀念当年一腔热血生怕用不完的日子？时代的车轮滚滚而过，留给我们的那些名字，有时不过是几页发黄的报纸。但他的痕迹，却像夜色里的墨水，怎么也洗不干净。

故事到这，不讲完。不如咱们各自回去，点根烟，寻思寻思，哪个时代又不满是这样的“狂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