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走文化四坝｜夏坝：江畔乡野的高光时刻

1937年7月7日夜，卢沟桥畔骤然响起的枪声打破宁静，彻底惊醒了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全面抗战的烽火在全国迅速蔓延。国民政府审时度势，迁都重庆——这座偏居西南一隅的城市。也是在这时，复旦大学师生被迫离开上海，千里跋涉、几经辗转，迁移到位于抗战大后方的重庆北碚建校复课。

在嘉陵江迂回着挣脱缙云山的阻挡后，北碚城区对岸形成的一块小平原——四川方言里称“坝子”的地方，一条小溪将其分成南北两部，当地人分别称为“上坝”“下坝”。而今天，走在这里的街道，人们却大都只知“夏坝”——这是为何？

这背后，是夏坝作为一个无名乡场在历史上的高光时刻，更是复旦大学尘封在北碚的一段波澜壮阔的往事。

以“夏”易“下” 一字映照民族风骨

这是一部永远无法合上的史书。

全面抗战爆发后，日本侵略者叫嚣“三个月灭亡中国”。1937年8月，淞沪会战打响，上海顿时陷入战火。复旦大学奉国民政府之命西迁，辗转江西九江、湖北宜昌等地后，最终落户大后方重庆。

1937年12月，一群身背大木箱、衣衫沾满尘土的大学师生互相搀扶着走下民生公司“民康”轮、踏上千厮门码头，而后被安排到位于菜园坝的复旦中学复课。

孰料，彼时的菜园坝人烟稠密、环境嘈杂，加之日军飞机轰炸频繁，已容不下一张安静的课桌。

“亟须另觅新校址！”时任复旦大学副校长吴南轩奔波川渝多地考察选址，最终将目光投向北碚下坝，发现此处“位于黄桷镇与东阳镇之间，有平坦土地一千余亩，与北碚夹江相望，风景秀丽，诚为建校佳地”。

战时用地何其紧张。怎料国民政府也看上了这里，想在此修建工厂数十所。工厂、大学都重千斤，如何取舍？

多封主张不一的电报最终送到了为建设北碚立下汗马功劳的卢作孚的案头。思忖再三，他最终拟函一封，将此事拍板：“将北碚下坝让出校地一所，以为复旦大学永久校址。”

就这样，复旦大学终于在重庆落了根。

如今，在国立复旦大学重庆旧址的大门外，是一条笔直的公路，公路对面有数十级铺满杂草的石梯，向下通往嘉陵江。江边，昔日码头的痕迹仍依稀可见，清幽的江水一如80多年前。1938年2月，在早春的微风里，复旦师生们坐着吱呀作响的木船，渡江而来。当时，这片面积千余亩的坝子上，星星点点地居住着几十户人家，几乎都是清一色的低矮茅屋。一块弹丸之地，就这样一下子涌进一千多名师生。

后来，著名的中文版《共产党宣言》翻译者、复旦大学新闻系教授陈望道也来了。他掷地有声地提议，以华夏之“夏”取代上下之“下”，将“下坝”更名为“夏坝”，以示复旦师生不忘华夏的爱国之心。此议遂定。

一字之易，江河改气——“夏坝”二字从此挣脱了地理的桎梏，每一声“夏坝”的呼唤都仿佛成为对家国的宣誓。

这片寂寂无闻的小乡场，一跃成为照耀陪都、赓续文脉的光荣之地。

破淤而出 乡野孕育学术殿堂

破土兴业，鸠工起屋。在垦辟校园的艰辛岁月里，北碚民众的热忱深情浇灌了复旦大学的根须。

乡民们或慷慨捐出祖传的土地，或以半价惠让田产。尽管如此，办学条件仍非常艰苦，一切只能因陋就简：校方暂借老旧不堪的庙宇充作办公室，梁柱间犹可见香火痕迹；以附近小学的窄小余屋作为教室，琅琅读书声绕梁不绝；堆放煤炭的栈房成了学生宿舍，黝黑的墙壁上还残存着煤屑；教师则散居阡陌——陈望道当时就租住在一户居民家中，房间面积大约5平方米，十分逼仄。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虽然教室破烂、昏暗，桌凳数量不够，但师生毫无怨言，大家养成了尽早占位的习惯。在“图书馆”的两间邻街小屋里，数十名师生摩肩接踵挤在里面，丝毫没有阻碍知识和思想的涤荡。

1939年，新校舍动工修建。作为办公楼和教室的主体建筑“登辉堂”取自复旦大学校长、奠基人李登辉之名。

彼时的复旦大学样貌如何？有校史资料为证：夏坝沿江铺有通衢大道，夹道梧桐成荫。独立牌坊式校门之内，以登辉堂为基准，相伯图书馆、寒冰馆、新闻馆、青年馆等一字排开，皆坐东朝西，面向嘉陵江，4幢教室、4幢女生宿舍、6幢男生宿舍、1座食堂、6幢教授宿舍……皆错落有致。

闭上眼，我们仍可回忆当年的校园：天空时常传来日本军机的轰鸣声，教室里同学们的读书声却因此更加响亮；入夜，静谧的校园灯火点点，学生们用电石灯、桐油灯、蜡烛等“挑灯夜战”；食物紧缺的师生苦中取乐，把掺着虫、皮、稗、石、沙、老鼠屎的粥饭叫作“八宝饭”。

复旦大学校友蔡可读在回忆文章中写道：太阳刚刚上升，沿嘉陵江的斜坡上，就已散坐着三两成群的同学在学习了，有的则坐在沿江的茶馆内做功课，或争辩着国内外大事。

1938年2月至1946年5月，复旦大学培养了3000多名学生，且增设了史地系、数理系、统计系、农垦专修科等，设置了科学馆、新闻馆、商科研究所和社会科学研究室，成为了一所拥有文、理、法、商、农5个学院27个系科的综合性大学。

群贤毕至 书声划破烽烟暗夜

复旦大学刚迁到北碚时，校内暂时没有中共党员，但不到半年就建立起地下党支部。这棵文化巨树的树荫下，是来自五湖四海的无数深邃思想。

陈望道来了，曹禺来了，方令孺、叶圣陶、郭沫若、老舍等等，也都来了。硝烟弥漫中，无数文化星火自东南沿海一路西迁，最终在缙云山环抱的这片绿洲里悄然安放。

老舍于此写下《四世同堂》，笔锋蘸着江雾与国仇家恨；梁实秋栖身“雅舍”，一盏油灯照见乱世中的闲雅与孤傲；陶行知创办育才学校，以生活为课本，以救国为信仰，培养抗战人才；孙寒冰主持《文摘》，让世界反法西斯的声音在东方回响……

如此文化熏陶下走出的学生，绝不只是知识分子，他们更是满腔热血的报国青年。

1942年末的一天，吴南轩把外文系的学生曹越华喊去，对他说：“你即将毕业，现在中印缅战场形势紧迫，盟军急需大量的翻译人员。”曹越华听后热血沸腾，毅然报名，成为学校派往前线的第一个学生。

1943年初，经校长举荐，26岁的曹越华来到昆明炮兵学校担任盟军授课军官翻译。在西南联大的一次学生聚会上，他邂逅了同为才子的上海交通大学学生王德懿，二人一见钟情。

1944年7月，此时正值中国远征军驻印盟军反攻滇缅，一纸军令将热恋中的曹越华派往缅甸密支那前线。

“亲爱的德懿，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加入在捍卫国家和民族第一线战事的队伍，匍匐在密支那阵地的战壕里。”在缅甸热带的丛林里，在异国雨季的行军中，在伤员进水的绷带间，在尸首遍陈的战场，曹越华写下数十封战地情书。1945年8月，曹越华回国，在北碚与恋人完婚。时任复旦大学文学院院长、著名翻译家伍蠡甫为他们证婚。

读书，就是救亡图存！史料记载，仅1941年至1944年间，复旦大学就有600余名学子投笔从戎……破碎的山河和炮火的侵袭都未能阻挠师生们的向学之心，与贫瘠的物质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饱满的精神和不屈的斗志。

复旦大学全体师生支持了抗战、赓续了教育，并从多方面推动了西南地区教育现代化，为中华民族保留了科学和文化的种子。“复旦大学在北碚所培养的人才和留下的教育资源，在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各个历史时期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北碚区博物馆文史专家项锦熙说。

开枝散叶 遗泽注入碚城文脉

抗战胜利后，复旦大学踏上东归之途，缙云山的晨雾和嘉陵江的江水无声地为他们送别。然而，一缕文化的血脉却注定留在了巴山蜀水间。

学校“永远留川”的宏愿，在卢作孚等有识之士的帮助下得以实现。那曾经回荡着复旦学子朗朗书声的旧址上，又一所学府破土而出——相辉学院，一所设有农艺、文史、外文、经济、银行会计5个系的大学，宛若一颗坚韧的文化种子，在劫后重生的土地上继续生长。

1949年8月，如同无数前辈那样，一位意气风发的少年踏入学校的大门。在这里的4年时光，他系统地学习农业知识，立下了“应该学以致用，为农民、为国家做点事”的志愿。缙云山的清风曾拂过他的衣襟，嘉陵江的碧浪曾托起他畅游的身姿，北碚的街巷市声也悄然融入了他的步履与记忆。几十年后，他的名字被镌刻在共和国最深的记忆里——袁隆平。

如今，复旦大学在夏坝种下的种子已然在北碚开花结果。

——从1946年到1952年的6年多办学时间里，相辉学院培养出了世界“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玉米大王”林季周等著名科学家和建设新中国的骨干人才，其后演变为西南农学院，最终汇入西南大学。以西南大学为核心，北碚如今已形成“城校一体”的独特发展生态，融于城市血脉的文脉传承。

——抗战时期，曾有一百多所内迁机关、学府与科研机构汇聚北碚。各界名流人士到北碚参观、居住、办学、旅游，在当时形成了一个流传甚广的说法——“三千名流汇北碚”。而今，北碚承此遗韵，正在实施“新时代三千名流”一揽子计划，再现群贤毕至的人文盛景。

——昔日的战火机缘，让北碚成为内迁高校和大师的汇聚之地，历史遗迹、学术殿堂与不竭的创造力，共同涵养着这座城市卓尔不群的气质。至今，80处博物馆、纪念馆、艺术馆等已星罗棋布，宛如一串明亮的文化珠链，照亮来路，更辉映前程。

如今的夏坝宁静祥和。曾经用作学生宿舍的民房，如今已作重庆市蚕业科学技术研究院的家属楼；孙寒冰的墓旁，是当地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江边早已不见学子们当年经常光顾的茶馆，热烈的讨论声早已被货轮的汽笛声取代；修缮一新后的登辉堂，木质地板质地坚硬，行走时立生脆响，仿佛与80多年前并无二致……

在夏坝，历史并不只是以实体的形式存在。它藏在这几千年的风里，那是一个逝去时代的风雷与一代人的呐喊，在向如今的中国人呼告——勿忘历史，吾辈自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