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场古代贪腐大案勘破“历史的谜局”

近日，由《廉政瞭望》杂志社策划的新书《历史的谜局》出版，该书聚焦并解读了明清两朝13场影响深远的历史大案。作者以通俗文学的笔法挖掘史料，将明清时期这13场案件的案情一一梳理并还原，着重剖析案件发生的时代背景与后续影响，通过历史风云人物在扑朔迷离的案件旋涡中的两难抉择与可叹命运，透视出封建帝国运行的明暗逻辑。本刊专访本书作者之一、资深媒体人、畅销书作家龙在宇，请他分享本书创作心得。

《历史的谜局》聚焦并解读了明清帝国13场影响深远的历史大案。（刘怀乐/摄）

严世蕃是研究明史的绝好标本

廉政瞭望·官察室：《历史的谜局》聚焦并解读了明清13场影响深远的历史大案，请问你们在策划之初，为什么选择这个主题？又是如何从明清两朝五百多年的历史中选择出这13个案子的？

龙在宇：历史是一座风景，拥有横看成岭侧成峰的独特魅力。欣赏这样的风景，自然可以有不同的角度，其中案件就是一种重要的角度。历史研究者总是对各种“拍案惊奇”与“大案录”兴趣盎然，这种兴趣当然不是凭空而来的。如同一部小说，高潮部分总是最吸引人，各种矛盾交织，各色人等悉数出场，令人欲罢不能。真实历史中，重大案件的发生，往往也具有这样的背景：各方矛盾已不可调和，刀光剑影中，你方唱罢我登场。可以这样说，重大案件就是历史的高潮。

中国封建王朝所爆发的众多政治大案中，绝大部分与贪腐有关，甚至本身就是贪腐大案。我们选取明清两朝这13场贪腐大案，是因为可以从这些案件中再现风云跌宕的历史，品读王朝兴衰更替的往事，感受身处其中的帝王将相、黎民百姓的抉择与无奈。

廉政瞭望·官察室：让我们来聊一聊书的内容。《历史的谜局》在讲严嵩父子案时，你们开篇的第一句话说，“作为历史爱好者，从不掩饰对严世蕃的‘爱恨交加’。”如何理解这句话？

龙在宇：“喜爱”严世蕃，是因为他能够让我们在读明史时节约不少精力与时间。历史不仅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还要展现一个时期的风俗、民情，乃至引车卖浆者的生活琐碎。中国的正史以及各种通俗类历史著作，写的都是王朝宫廷那些事、内阁那些事。对于中国这样拥有2000年漫长封建王朝历史的国家，深宫高墙内的权谋算计、尔虞我诈，既厚黑、晦暗，又过于熟悉，甚至换汤不换药。所以说，皇皇数十万言的正史，并不能道出历史本来的瑰丽万千。

譬如大明王朝，它是最后一个由汉人建立的封建王朝，也是第一个产生资本主义萌芽的朝代，众多的特性，使它必然具有独树一帜的气质。而这些独特气质，不仅体现在上层建筑上，更反映在经济基础上。按照这一观点，严世蕃无疑是研究明史的一个绝好标本。从上层建筑来说，他是权倾天下的小阁老；从经济基础来说，严世蕃不同于徐阶、高拱、张居正，甚至与父亲严嵩也大相径庭。

严嵩与他的政敌们，无一例外是科场出身的精英知识分子，既可以说满腹经纶，又可以说在思想上受到某些禁锢与“阉割”。严世蕃则不同，他没有考取过功名，身上带着泼皮无赖的痞性，喜爱结交三教九流的朋友，既穷奢极欲，有时也豪爽仗义。读严世蕃的故事，看他退朝之后如何周旋于女人堆，如何与一帮狐朋狗友厮混，无异于展开一幅明代世情的斑斓画卷。

纵观整个明代，大概只有严世蕃一人，可以如此“左右逢源”。

腐败的手段会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迭代升级”

廉政瞭望·官察室：你们在书中提出一个观点：严嵩不是明代最大的贪官，却是明代最值得研究的贪腐样本。能具体解释一下吗？

龙在宇：严嵩是不是明代最大的贪官，这是一个很好量化的问题。关于严嵩家被抄出多少金银，史料中是有相应记载的——大致在200多万两。严嵩之前的宦官刘瑾，抄家时抄出了上千万两白银。甚至与严嵩同时代的大臣徐阶，根据测算，其家族财富也在严嵩之上。

在绝对数额上并不算顶流的严嵩，为何在贪腐界的“地位”竟如此高，“名气”竟这样大，这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我的分析是，严嵩虽贪的钱不算最多，却是一个在贪腐发展历史中开宗立派的宗师级人物，他和他的时代，开创出了一个贪腐的“新天地”。

如今，人们对于官商勾结这四个字非常熟悉，仿佛一提到腐败，就少不了官商勾结。不过，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官商勾结的程度并不严重，甚至可以说是稀有品。远的不说，就看唐代的历史，元载、杨国忠、李林甫等大贪官，他们的罪名是什么？都是卖官鬻爵、横征暴敛、囤积居奇等，就是没有官商勾结。

出现这种现象很好理解。因为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低下，中国的商人长期都是一些小商小贩。在这种土壤下，无法诞生所谓的大商人。小商小贩做点小生意而已，既无实力，也无意愿与必要去勾结官员，购买官员手中的权力。再举个例子，大家都知道，西晋的石崇与王恺斗富的故事，但请注意，这两人都不是富商，而是豪门、将军。由此也可见，在生产力低下的时代，商人甚至都不是社会中的富裕群体，这和后来的情形大相径庭。

可是到了明代中叶，资本主义萌芽在中国出现了。生产力水平的发展，让通过经商成为巨富变成一种可能。研究中国商业史也能发现，影响中国历史数百年的晋商、徽商等商帮，就是在明代中叶初具雏形。

大商人集团的出现，终于让官商勾结变成一种可能。坐拥天文数字财富的商帮，也有了和手握大权的朝廷重臣进行权力交易的可能。中国出现资本主义萌芽，商帮巨富出现，恰好与严嵩执掌朝政的时间相吻合。严嵩家族与徽商集团之间的利益纠葛，在史料中也有精彩记载。

我们未必敢说，严嵩是中国官商勾结第一人，但严嵩的时代，一定是一个重要分水岭。在此之前，官商勾结很少乃至没有，自此以后，官商勾结成为一个重要的贪腐形态。

廉政瞭望·官察室：大商人集团出现后，官商勾结也随之产生。而你们在书中也提出，腐败的手段会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迭代升级”。你们将咸丰年间的五宇官号案称之为中国历史上金融腐败第一案，这如何理解？

龙在宇：金融机构的产生，本身就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标志。在清朝道光年间，票号在中国出现，是中国金融发展史上一个里程碑的事件。过去很长时间，并没有金融这个概念，自然不会有金融腐败。随着金融业的发展，票号的诞生，金融腐败也出现了。

从时间线来说，就在票号出现十多年后，金融腐败就相伴而生了，其标志性事件就是五宇官号案。简单来说，五宇官号案就是清政府面临财政困境，希望透过发行纸币来摆脱困境，结果却一败涂地。倒是一些特权阶层，在此过程中，靠着各种手段大肆贪墨，发了一笔横财。

因为各种原因，五宇官号案成为一桩悬案，许多重要证据被外力摧毁。不过，这桩金融腐败第一案却给当今的人们留下了一个再熟悉不过的事物——钞票。清廷为了推行纸币，先后印制了官票与宝钞。一般说来，官票的主要作用是代替白银，宝钞则是代替铜钱。也就是说，官票是大额钞票，宝钞就是老百姓平常用的零钱。如今全世界说中文的人，都把钱币称为钞票，正是来源于咸丰年间印制的官票与宝钞。两者合在一起，被简称为“钞票”。

如今人们口中的钞票，其出处竟是一桩震动天下的金融贪腐大案，这或许正是历史的有趣之处。

多用数字或常识的尺子量一量历史

廉政瞭望·官察室：《历史的谜局》是一本正读历史的书籍，可你们又在其中反复讲到戏曲与小说演义，还有许多《金瓶梅》的内容，这是否自相矛盾？

龙在宇：我们是一个热衷记录历史的民族，但是，在浩如烟海的史籍中，我们记录了太多宏大叙事，却缺少生活细节。翻开各个朝代的正史，尤其是纪传体的历史，往往都会写一个人，生于何地，死于何时，当过什么官，立过什么功。但对于这个人的生活琐事，比如他穿什么布料的衣服，平常喝什么酒，吃哪些食物，住多高多大的房子，往往疏忽了。对帝王将相的生活细节尚且如此，更遑论一般人。

所幸，这些被正史忽略的历史，被记录在各种杂记、小说中。尤其在明清时代，小说创作达到了一个高潮，不读《三言二拍》《金瓶梅》等著作，难以了解真正的大明王朝。

廉政瞭望·官察室：你们曾提到，给历史做一做算术题可以发现许多细节。比如你们在书中为曹雪芹家族算过一笔账，还帮康熙皇帝澄清了误会。这是怎么一回事？

龙在宇：长期以来都有一种说法，曹雪芹家族为了迎接康熙南巡，花费巨大，以至于产生巨额亏空。但这种说法实则经不起推敲。咱们可以算一算，修缮江宁织造府，得用多少银子？曹家当年的工程款项已不可考，但皇家修筑宫殿园林的开销，有一部分仍记录在案。比如乾隆皇帝晚年，为了当太上皇安享清福，耗时五年修建宁寿宫，花费白银140万两。

宁寿宫是新建，江宁织造府原本就有，不过为了接驾修缮装点一番而已，能花多少钱？总不至于曹家修江宁织造府，花费比京城的宫殿还多。在封建王朝，僭越可是大罪。

因此，我们可以大胆估算，曹家修缮江宁织造府，花费绝不超过100万两。而曹家的亏空最高时有300万两。所以说，把亏空全算到康熙皇帝头上，与事实并不相符。

更关键的是，曹家曾在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左右，一度将所有亏空还上。康熙皇帝最后一次南巡是在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也就是说，在曹家补上亏空后，康熙皇帝再未踏足江南，也不需要谁来迎驾。可惜的是，在弥补完之前亏空后，曹家很快又欠下新亏空。

封建年代，臣子替皇帝背锅是常事，但在亏空一事上，康熙皇帝却帮臣子背锅。没办法，谁叫曹家有一个伟大的曹雪芹呢？后人爱屋及乌，对他们整个家族都有一种温情。

其实，历史中有许多有意思的细节，都不必用算术题，只用常识，就能发觉其中的蹊跷。比如，我们说魏忠贤大权独揽，可魏忠贤从来就不是宦官头子。在魏忠贤之上，还有一个叫王体乾的大太监。那么，在已经是九千岁的魏忠贤和王体乾之间，究竟谁听谁的？还有清代的和珅，被称为“二皇帝”。可是，和珅真正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首席军机大臣，居然是在嘉庆二年（1797年），乾隆皇帝已经当上太上皇了。也就是说，在乾隆朝，和珅从来不是首席军机大臣。

这些蹊跷之处，在《历史的谜局》一书中都有探讨，此处就不展开了。我只是想说，很多历史的迷雾，或许就是我们的偏见。用数字或常识的尺子量一量，许多迷雾就能澄清。

廉政瞭望·官察室：你们在写这些贪腐大案时，对于那些声名狼藉的贪官，除了批判以外，实则也有一股悲悯之心。比如对待和珅以及甘肃冒赈案的王亶望，似乎都有这样的悲悯之心？

龙在宇：历史不是电视剧，对待历史人物，我们很难像电视剧角色那般，简单用好坏来区分。比如和珅，在真实历史中，他既是大贪官，同时也亲手反过腐败，亲手查办过许多乾隆年间的贪腐大案。清代中叶最负盛名的诗人与文坛领袖袁枚，对和珅的才情推崇备至，曾经写诗赞道：“少小温诗礼，通侯及冠军。弯弓朱雁落，健比李摩云。”英国使臣马嘎尔尼与和珅打过交道，对这位清朝重臣的印象出奇好，认为他“态度和蔼可亲，对问题的认识尖锐深刻，不愧一位成熟的政治家”。

还有甘肃冒赈案中的王亶望，以及王亶望的继任者王廷赞，都是能力出众的官员。然而当他们成为贪腐产业链中的一员时，有些时候竟有身不由己的意味。

当然有人会说，和珅与王亶望只是棋子。但是，下棋的人当真就是乾隆皇帝吗？在书中，我们写了乾隆年间的甘肃冒赈案与福建大狱案，从中就能发现，乾隆皇帝本身也是一个时常充满无奈的人物。

所谓的悲悯之心，或许就是一种无力感——历史给所有人都戴上枷锁，任谁都无法挣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