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文长传》读后

宋志坚

名人出名，也不排除有他人的成全。某种程度上看，明代大才子徐文长徐渭，就是由袁宏道挖掘的。要不是袁宏道及其所撰《徐文长传》，说不定徐文长至今还被埋没于山阴道下。

袁宏道得以接触徐文长其人，事出偶然。某晚，他在同好陶望龄家的书架上随意抓得一帙《阙编》诗，“读未数首”便“不觉惊跃”。他得知此诗作者叫徐文长，且与他先前曾见过的“意气豪达”的《四声猿》作者“天池生”，以及在越人“卷轴题额”上署名“田水月”者同属一人。这诗文、这剧作、这书画，都有一种“奇”在其间。袁宏道在“诗道荒秽之时，获此奇秘，如魇得醒”，忍不住与陶望龄在灯影之下“读复叫，叫复读”地疯了一个晚上。从那之后，他就热衷于推介徐文长，凡有文坛名士来看望他，他都会拿出徐文长的诗读给他们听。由此可见袁宏道之独具慧眼。

徐文长生前人不入仕，死后“名不出越”，与他不畏权贵、不入世俗的独特个性有关。那种循规蹈矩鲜有棱角的文章，想必他是写不来的；那种唯唯诺诺的怂样子，想必他是看不惯的。难得有个胡宗宪想聘用这位不曾获得任何功名的徐文长当幕僚，他也要约法三章：不做“膝语蛇行，不敢举头”之部属，而为“恣臆谈谑，了无忌惮”之宾客。故其人无人推举，其文无人推重。然如此种种，在袁宏道看来，却是志趣高雅，于是认定：“百世而下，自有定论”。由此可见袁宏道之胸有定识。

如果仅仅从辈分、年龄与才学看，徐文长与袁宏道似能构成韩愈《与于襄阳书》中所说的“先达之士”和“后进之士”的关系。但袁宏道这番古道热肠，全然不是因为徐文长这位“先达之士”曾经提携袁宏道“享大名、显当世”。从某种意义上说，徐文长在世之时也根本未曾“达”过，与袁宏道更未曾有过“半毛钱”的关系，袁宏道却仍为徐文长“垂休光、照后世”不遗余力。

《徐文长传》或有瑕疵，但给笔者留下很好的印象。幸而有袁宏道，让徐文长命途多舛却狂傲不羁的一生为更多人知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