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逃到日本，听说孙中山求见，放声大笑：钦犯还敢来见钦差？

慈禧太后领着大队人马从颐和园杀了个回马枪，把光绪皇帝锁进了瀛台。戊戌变法的这点新鲜花样，撑不过一百天，眨眼就得谢幕。

这一年还有更扎心的事——一群救国才子，不是被追杀，就是仓皇出逃，齐刷刷又落到了日本人的地盘上。

慈禧前脚还没坐稳，刀子就已经落在康有为、梁启超头上。天刚亮，成群的侍卫直扑菜市口，把谭嗣同他们六个斩了，连名带姓都留在史书里，成了“戊戌六君子”。康有为托了英国的一层皮，高挂在香港；梁启超借着日本的免死金牌，先落脚天津，顺利偷渡日本。

再看日本那一边，政治家犬养毅没闲着，安排得滴水不漏。刚安顿完孙中山，又操心起康有为一行的吃喝拉撒。上海人讲：“天掉下来，日本拿大伞挡。”这些倒霉的维新党人，算是抱上了日本的“大腿”。

可别以为日本是热心肠，纯为同情。

自打甲午战争日本敲诈走清政府两亿两白银，整个中国精英恨得牙痒痒。清朝重臣们那个气愤，恨不得立马去找俄国兄弟联手，对着日本就是一拳。

“联俄制日”是当时北京城最火的口号。刘坤一拍胸脯颂俄国“信义素敦”；张之洞干脆主张，必要时连家底都能搭给沙俄，只要日本倒霉。李鸿章也不含糊，他到彼得堡，一纸《中俄密约》签下，专门对付日本。

局面好不容易火候正旺，日本自己倒是坐不住。犬养毅立声：“中国要是成了俄国跟班，日本不就废了？”当官的脑筋那叫一个活络。干脆借机安抚中国各路人马，无论朝中要员、维新派，甚至革命党，通通不嫌多，只要心思别往俄国那边拐。

说白了，他们是要在中国搞关系网，看准哪个派系有点苗头就贴上去。清朝打日本输了那么多，嘴上咬牙切齿，背地里还不是想拉帮结派。日本不傻，知道“谁能拉住康有为、孙中山，谁就有优先卡”。

奇怪的是，康有为、孙中山，明明都是广东仔，偏偏做不成朋友。

早年康有为在广州开班讲学，又文又武，中西通吃，一口粤语京腔混搭，学生围个水泄不通。孙中山当时在香港念完书，回广州开诊所，听着康有为在万木草堂唾沫横飞，心头那个热烈，撺掇人去牵线搭桥。

康有为心里就拽：“想见我？门生礼没下，你算哪根葱！”一句话直接把名气并不大的孙中山挡在门外，气得孙医生灰溜溜认栽。

可机关算尽，转眼风水轮流转。1895年，孙中山在檀香山整了兴中会，手底下开始有了团队。这不，和康广仁、何易一这些维新派学生勾搭上了。双方共同语言不少：都羡慕日本明治维新，都想着搞君主立宪，嘴上同仇敌忾，暗里谁瞧得起谁还真说不准。

初期维新、革命两派眉来眼去，饭桌上夸着一起救国。孙中山其实心里清楚，辅仁社他能收编，维新派也能一锅端，那中国革命起码多一半希望。

康有为却早就当上了“帝师”，和光绪皇帝搭上线，却渐渐陶醉在“圣上宠臣”的光环里。哪肯再和“小丑医师”称兄道弟？什么联合救国，不值钱。

后来“公车上书”把康有为捧得更高，一跃成了朝廷红人。到此为止，双方合作的最后一丝粘性被他自己剪断。孙中山想的全是推翻清廷，康有为只一腔痴心救皇帝。

到了日本以后，宫崎滔天帮孙中山带信，说两位广东大佬该不该聚个头意思意思？康有为笑倒了，回信道：“我是钦差，他是钦犯，哪好见面？”说话丝毫不客气。孙中山没死心，又搬出犬养毅，让两人好歹见一面。

这才有了东京的那场碰面。宫崎滔天、犬养毅做东，康有为还拉着梁启超当保镖。孙中山火力全开，激烈陈词，力劝康有为快改道，甭再想救光绪，革命一条路。

康有为一点面子也不给，义正辞严拒绝，只要“起兵勤王，解救圣上”，其他全不考虑。双方你来我往，根本谁也说服不了谁。当时在场的陈少白后来回忆，气氛真是尴尬：道不同，不相为谋。

这场谈判，最后稀里糊涂地散了，革命和维新又回了各走各路。

现在往回翻一翻，谁都能看明白，维新党和革命党之间的差距根本补不上。一方把大清的锣鼓看得比天大，想着修修补补，扶清自救。另一方直接上铲子，觉得翻天覆地是正道。

更有意思的是，两个派别都在日本落脚，日本人却各位陪着笑，谁也没往死里得罪，都想着从中国乱局里捞到便宜。只要中国不成联盟，谁当皇帝、谁打革命，都与日本利益相对。

康有为、孙中山的没缘份，其实也是清末大局缩影。中国社会那一批救国精英，人人都冲着救国奔波，到了最后，不是死磕体制、就是写书自夸。脾性、立场、命运三条线，根本绑不成一条绳子。

所以老百姓说：“狗咬狗，一嘴毛。”其实不是谁坏，实在难得合拍。站在历史的墙头往下看，“戊戌变法”的失败，不只因为慈禧的强硬。康、孙各自只信自己的路，也把合作的希望亲手推掉了。

这世上的分手，很多都是悄无声息的，“让开一点，阳光会照进来”。康有为还在努力解救光绪，孙中山已热血准备再闯世界，两人碰面的故事，很快变成了历史笑谈，没人会再记得他们谁先谁后开口告别。

历史不是有无数次相遇，而是每一次分道扬镳里，都藏着新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