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历史视域下台湾同胞抗日斗争的历史定位与时代意义

今年是乙未战争130周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与台湾光复迎来80周年。两个承载着民族记忆的时间坐标在此交汇，为我们重新审视台湾同胞的抗日斗争提供了深刻的历史契机。在这一特殊的历史节点回望那段岁月，不仅是对历史的致敬，更是对民族精神的溯源——可歌可泣的抗争事迹始终昭示着：台湾同胞的抗日斗争，从来都是中华民族反侵略史中不可分割的重要篇章。重温台湾同胞的抗日斗争，具有多重深刻的时代意义。

这种回望既是对为民族解放英勇献身的先烈们的深切缅怀，更是对那段波澜壮阔抗争历史的永恒铭记。这段历史始于1895年《马关条约》的签订，日本据此攫取了台湾主权并实施了长达半世纪的殖民统治。在那暗无天日的时期，台湾同胞始终坚守着不屈的抗争精神，以多样形式持续反抗殖民统治：从武装起义中的浴血奋战，到文化抗争中的根脉守护；从秘密地下运动，到积极寻求国际支援。每一种抗争，都生动彰显着他们对民族独立和尊严的坚定追求，也构成了那段抗争历史中最鲜活的注脚。本研究立足于世界历史的宏观视野，旨在通过厘清台湾同胞抗日斗争的历史进程与国内外影响，深入阐释其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殖民地解放运动中的独特历史贡献。

武装抗争：血染岛屿，牵制强敌

面对日本殖民者的高压统治，台湾人民以血肉之躯筑起了顽强的抵抗阵线。1895年爆发的“乙未战争”，是台湾军民武装抗日的悲壮起点。台湾士绅与部分留守的黑旗军、清军不愿屈服于日本的统治，自发组织起来，试图通过武装抵抗来阻止日本对台湾的接收。从城市到乡村，从士绅到平民，无数台湾儿女自发组织起来，凭着“寸土不让”的坚定信念和保卫家园的满腔热血，与装备现代化武器、训练有素的日军展开了一场又一场殊死搏斗。日军虽然最终凭借武力侵占台湾，却也付出了数千人伤亡的沉重代价。

1896年6月，台湾云林爆发“铁国山起义”。抗日领袖柯铁率领义军以大坪顶为根据地，多次击退日军进攻。6月16日，日军调集重兵围剿未果后，竟对斗六镇及周边70余村庄展开疯狂报复。据日军《蛮烟瘴雨日志》记载，在6月19日至23日的五天里，日军“见人即杀，见屋就烧”，日志中描述为“五六百里间，无不尽成肉山血河”“九穹林庄成为焦土，村民血肉飞散”。这场惨案造成云林地区“人烟灭绝，田园荒废”的凄凉景象持续多年。铁国山义军发布檄文，痛斥日军“惟嗜杀戮”的暴行，进一步激发了全台抗日斗志。云林大屠杀是日本殖民统治残暴本质的血证，也展现了台湾同胞不屈的抗争精神。此后数十年间，武装抗日的火种在台湾各地持续燃烧。1915年的“西来庵事件”等，是其中规模较大、影响较深的抗争。这些此起彼伏的武装斗争，持续冲击着日本的殖民统治秩序，迫使殖民当局不得不投入相当的军警力量进行镇压和维持治安，构成了持续的治安压力。

在这场抗争中，台湾的少数民族同胞不乏流血牺牲，坚决保卫自己祖辈生长于斯的土地。1896年至1933年，台湾当地少数民族发动大小起义70余次。其中规模较大的属1930年的“雾社起义”，赛德克人德克塔雅族在日警千余人与陆军近千人的围剿下，宁死不降，最终部落人数伤亡过半。面对台湾少数民族的起义，日本殖民者采取严厉的围堵策略和惨无人道的杀戮手段，试图迫使其屈服。据不完全统计，日本殖民统治者先后动用军队7万余人，伤亡超过3000人。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台湾同胞的抗日斗争进入新阶段。1939年，李友邦将军在浙江金华组建“台湾义勇队”，队员为奔赴大陆的台胞，主要开展了三方面意义重大的工作：首先是对敌政治工作，凭借成员精通日语的优势，精准翻译日军文件；其次是医疗救助工作——义勇队在浙江金华创办“第一台湾医院”，此后又陆续在浙江衢州、浙江兰溪以及福建建阳增设了三家医院。尤其值得称道的是，对于军人、出征人员家属以及贫苦民众，就医一律免费；再者是宣传教育工作，他们通过讲演会、纪念会等多种形式广泛开展活动。

当第二次世界大战战火蔓延至太平洋时，日本以台湾为基地，实施“南进”战略。岛内持续不断的反抗活动，增加了日本维持台湾统治的成本和难度，对其后方稳定形成牵制。如1937年的宜兰旷工暴动、1938年的高雄六甲工人暴动、1939年的高雄农民暴动及基隆民众暴动等。台湾同胞在极端困难条件下坚持的武装抗争，客观上对日本殖民统治形成了掣肘，并以其自身的方式，汇入了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洪流之中，付出了巨大的牺牲。

文化坚守：文脉薪传，气节长存

日本殖民者深知，欲亡其国，必先灭其史、亡其魂。在严酷的军事镇压之外，一场旨在彻底抹杀台湾人民民族认同的“皇民化运动”席卷全岛。通过强制日语教育、逼迫改易宗教信仰、疯狂压制中华文化等手段，殖民者企图从精神上彻底征服台湾人民。

20世纪后，台湾同胞在文化领域的反抗日渐兴起。台湾知识分子通过文学创作、教育实践等方式进行抗争。1920年，顺应祖国新文化运动的浪潮，台湾进步文学家组建启蒙会、新民会等启蒙组织，并模仿祖国《新青年》杂志创刊《台湾青年》，其中不乏揭露殖民统治残酷，唤醒民族意识的作品。1921年，台湾文化协会成立（简称文协），这是台湾文化抗日组织的代表。通过开展汉文教育等方式，文协顽强地维系着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在殖民者的高压下秘密守护着文化的火种。文协汇聚了林幼春、蒋渭水等众多知识分子和民族运动者，通过举办讲演会、读报社、文化剧团等形式，在全岛传播新知识、新思想，启发民智，批判殖民统治，极大地促进了台湾民众的民族觉醒和权利意识。1923年至1926年，文协演讲会逐年增加，1925年和1926年每年高达三百余场。同时林献堂、蒋渭水等文协成员积极筹办并领导台湾议会设置运动,从1921年至1934年间向当局提出请愿达15次，累计签名支持的请愿者高达近两万人次。文协的活动，是日据时期具有深远影响的民族文化启蒙运动之一。1934年，台湾进步文艺工作者成立台湾文艺联盟（简称文联），形成了岛内文人空前团结的统一战线。文联创办《台湾文艺》，为台湾的抗日文艺运动提供了重要的平台。

在武装抗日暂时无法取得成功之时，活跃于新民会、文协、文联等文化团体中的知识分子成为20世纪台湾文化抵抗的中流砥柱，著名作家赖和的小说《一杆“秤仔”》以写实手法揭露殖民统治的黑暗，杨逵的《送报夫》则反映了台湾底层民众的苦难生活，吴浊流的《亚细亚的孤儿》描写日据时期台湾知识分子从认同殖民教育到民族觉醒的心路历程。小说采用现实与象征结合的手法，通过主人公最终发疯的结局，深刻揭露了殖民统治对台湾知识分子的精神摧残。此外，包括朱点人的《脱颖》《岛都》、张深切的《鸭母》、吕赫若的《牛车》等作品，其影响力不仅于岛内，甚至延及祖国大陆。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日本当局开始取缔中文报刊，并严格控制台湾人民思想，禁止台湾文人使用中文写作，这种高压政策致使台湾新文学遭受灭顶之灾。在如此艰难的条件下，诸如杨云萍等抗日文人坚持用中文写作，保存了中华文化的根基。同时，民间存在由抗日进步知识分子主导发起的读书会活动，以读书交友为名义建立秘密图书馆和藏书点，阅读进步思想书籍，并印制反日宣传资料、传播反殖民与民族解放思想，形成广泛的文化抗战网络。

“三代民族英雄、百年台湾世家”指台湾雾峰林家，这是文武双全的爱民族爱国家的家族。甲午战后台湾被占领，第六代林朝栋率军抗日。其子林祖密变卖家产助台湾义勇军，支持孙中山革命，被任闽南军司令。1913年，他在厦门弃日籍复中国籍，遭日方没收大量家产，仍持续捐助义勇军，投身实业。林祖密五子林正亨投笔从戎，参加昆仑关战役、远征军入缅作战，身中16刀，被部下从死人堆救出，事迹感人，尽显爱国情怀。“海南才子”“台湾三大诗人之一”雾峰林家第七代林幼春，其孙林铭聪曾说：“祖父用一辈子的力量，传承中华传统文化，保存及弘扬汉文化。”他参与创“栎社”诗社，是台湾最著名三大诗社之一。之后，又创立“台湾文社”，创刊《台湾文艺丛志》，是日据时期保存与弘扬汉文学的主要刊物。他担任《台湾民报》董事长，代表台湾人民的声音，持续批判和抗争日本的殖民。因为“治警事件”，他两次被关入监狱，在狱中创作的《狱中十律》诗，以民族英雄文天祥浩然正气自勉，坚守民族精神。如今，第九代传人林铭聪先生作为台湾抗日志士亲属协进会会长频繁往返于两岸之间。他积极引领台胞，不断分享先祖们的抗日壮举，大力传播“两岸一家亲”的深刻理念。

台湾的反殖民文化抗争一直持续到日本战败，通过文学作品批判了日本殖民统治，展现了知识分子的文化担当，至今仍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这些作品在精神层面筑起了反抗殖民统治的铜墙铁壁，有力回击了日本法西斯文化侵略的意图，彰显了中华文明强大的生命力，也为世界被压迫民族的文化抗争树立了光辉榜样。

声传寰宇：世界关注，共同抗争

台湾的抗日斗争，不是一座孤岛的抗争。他们的呐喊，穿越殖民者的封锁，激起了海内外的回响。20世纪风起云涌的国际反殖民思潮，成为传递台湾声音的有利背景。

在中国大陆，不同政治力量的媒体都成为宣传台湾抗日的重要阵地。延安方面，《解放日报》于1941年以《纪念六一七台湾人民反日斗争日》《台湾的今昔》等报道，系统介绍了台湾的历史、日本殖民统治的残酷现实以及台湾人民的持续反抗，着重阐述了台湾与大陆人民在抗日斗争中紧密相连的关系，并发出呼吁：“台湾人民将始终与广大的中国人民站在一起，为打倒共同敌人——日本帝国主义而奋斗到底！”1942年的中国青年反法西斯大会上，台湾代表的出席与发言被广泛报道，彰显了台湾在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中的重要地位。

重庆方面，《新华日报》积极开辟“台湾光复运动专刊”，报道台湾革命同盟会等组织的活动，呼吁全国同胞支持台湾人民的复土斗争。1942年《新华日报》传递台湾志士如宋斐如的坚定呼声：“台湾革命的目标就是要回到祖国的怀抱中来！”桂林《大公报》也于1943年刊载宋斐如《如何收复失地台湾——血浓于水台湾必须收复》的雄文，诸如此类从台湾人的视角力证回归祖国的合法性与必然性，字字句句皆是赤子心肠。

在遥远的南洋，依托庞大且心系故土的华侨社群，东南亚华侨报刊蓬勃发展，成为声援祖国抗战的重要平台。新加坡《南洋商报》对台湾同胞的斗争尤为关注。1937年10月，该报以《台湾同胞决定放弃服膺甘地主义 实行暴力抗御暴力》为题，报道了基隆的反抗事件，并刊载了中华台湾革命同盟会有关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呼吁。1938年2月，《南洋商报》又详细报道了七千余名台湾矿工英勇反日的壮举。这些来自南洋的报道，极大地增强了海外华人对台湾抗日斗争的认同和支持。

事实上，不仅侨胞媒体长期跟进台湾地区的抗日斗争，一些西方有识之士同样对台湾抗战投以关注。英国媒体如《曼彻斯特卫报》在关注中国大陆战局的同时，记者如斯坦因的深入报道，提升了西方社会对中国整体抗战的认识。1938年重庆《半月文摘》的《日寇铁蹄下的台湾》专栏翻译发表了爱尔兰作家威廉·蒂林的作品《日本和台湾》，以西方人的视角记录了台湾民众与大陆民众血浓于水的关联。

外界不断关注台湾地区抗战的同时，台湾革命志士也更主动向世界发声。台湾革命同盟会等组织，利用重庆中央电台等平台，用日语、英语、闽南语等多种语言向全球广播，控诉日本暴行，呼吁国际社会关注台湾命运，支持光复运动。尽管受制于战争环境和殖民者的严密封锁，国际主流通讯社的直接报道有限，但通过中国官方、政党、海外华侨媒体以及国际广播等多渠道、多语种的持续努力，台湾人民英勇不屈的斗争事迹，终究为世界反法西斯阵营所知晓。

史音回响：丰碑永铸，启示恒存

台湾人民长达五十年的抗日斗争，是一部用血与火、泪与歌铸就的悲壮史诗。从乙未战争的刀光剑影，到文化疆场上的笔剑交锋；从岛内此起彼伏的武装烽火，到跨越重洋的国际呼号——这场斗争以其空前的坚韧性、广泛的联动性和巨大的牺牲精神，深刻融入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洪流，成为全球反殖民运动史上不可或缺的华章。

从世界史的角度看，台湾抗日斗争主要具有三重意义：其一，是中华民族反侵略斗争的一部分，体现出中华儿女在国破家亡之际的团结与抗争；其二，是全球殖民地人民追求独立与尊严的重要篇章，反映出东方人民抵御帝国主义压迫的韧性与力量；其三，是反法西斯世界战线中的一道坚强防线，尤其在精神层面对全球反殖民、反奴役思想的传播起到了推动作用。

我们需要继续深化台湾同胞抗日斗争史研究，以更多高质量的成果来还原历史真相，传承历史记忆。2025年两岸多地共办“台湾光复80周年”展览，台湾义勇队档案入选《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彰显抗日精神作为两岸历史共识的纽带价值。在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下，我们更应当铭记历史、珍视和平，继承和发扬台湾同胞在抗日斗争中展现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气节，共同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这段用鲜血和生命铸就的历史，必将永远激励着两岸同胞携手同心，共创民族复兴的美好未来。（作者系南京师范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院长、东方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