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一大的13名代表：2人登上开国大典，3人成叛徒，4人壮烈牺牲

1921年的夏天，南湖上一艘普通船只上集结的几位青年，看起来更像是为理想搏命的普通人，没有人料到这点微光会点燃整个时代。人们总说他们是创业团队，风趣地拿“红船”说事，但在那个年代，风险是真实的，恐惧藏在呼吸里。58名党员，13个代表，各自肩上究竟扛着多重的赌注？名单背后，是一串串命运的起伏和裂变。好奇的人会追问——这些一大代表，后来走到哪一步？谁留在了起点，谁又背身而去？

毛泽东，长沙代表。昔日青涩青年，后来被许多人口口相传，他那种干事的狠劲和胆识在党里实打实地出圈。1935个冬天，遵义会议让他坐到桌子正中间。毛泽东，这个人的名字不管怎么谈，总带着几分争议。有人说他偏执、有人说他果决，但不能否认，没有这样的性格，这个党很可能就没了。1949年站在天安门，宣布一个新国度的诞生，那一刻，他和这个团队的努力被历史瞬间定格。有趣的是，毛后来也并非从未动摇过，毕竟谁又能用绝对冷静过完一生呢？偶有激烈的选择恰恰撑起了历史的脊梁，但有时候，也会碎成一地悔意。

董必武，这个人显得有些边缘，但资历老，份量很重。别人都忙着内斗外争，他就像一头老牛，默默拉着沉重的车。辛亥革命、五四、新中国成立，董必武经历得太多了。他好像从未有过太出挑的操作，从来都不争第一，反而一直走到最后。有人觉得他沉闷不够锋利，可真要选一个能担大任的，还是这种没脾气的靠谱人。董必武就像是历史里的地基，脚踏实地，从不抢风头，却撑起了关键的时刻。奇怪的是，这种人往往在关键点上才被看见，大家才恍然——还好有他！

何叔衡，年长的代表，毛泽东也常说“可当大局”。其实，这个说法里带着钦佩也有一点亲昵。福建转移的时候，敌军临近，他只有一个决定，纵身一跃，生命到此为止。“我要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不是喊口号，他是真的做到了。学界评价他英勇无畏，可惜有意气，可能没看见他那点人性的犹豫。毕竟谁能在那一刻彻底斩断生的欲望？换了别人，说不定会拖累战友。可他没有——这种干脆也是真的汉子气。

有人一头扎进历史的大潮里，却没能站在彼岸。王尽美，二十七岁时病逝，肺病夺走了他的生命。这不是个好结局，却让后人更唏嘘。身边人还记得，他撒手前还反复叮嘱大家“要为无产阶级和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肺结核那时是绝症，医生都束手无策。他算幸运了吗？不见得。命运的事情谁说得清？他的离去，让那批人感觉到理想主义也有代价。

邓恩铭，和王尽美曾一起拜会过列宁。谁料数年之后，青岛铁路工人大罢工一役成为高光时刻，随即被捕，最后死在监狱。三十一岁，命如风中烛。人们喜欢讲英烈的故事，觉得这些死亡是壮烈的、值得的。可对于本人才算什么？周围目睹的家人又会怎么想？有时候讲这些英勇，难免虚伪了一点。但话说回来，如果不冒这样的风险，还真走不下去。

有些人，上来没多久就退场了。陈公博，是最早的变卦者。红船会议还没完人就离席。回国以后，迅速换道国民党，这还不算，后来更直奔汉奸的路子。日本投降，他以“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罪名被枪毙，这人生弯道够快。其实，说他心机也未必全面，也可能，他当时就没想好自己要做什么。只不过，一步错，万劫不复，这样的故事，人们爱拿来当反面教材。真实的人生，可不是非黑即白。

张国焘。当年他才二十四岁，踌躇满志。北大风波里他最积极。可三十年代，权力野心炸开，张国焘拉着自己的部队硬要另起炉灶。终究棋差一招，走向敌对，最后随着国民党流亡海外。加拿大养老院一个冬夜，孤独死去。生前没人问津，死后评价也基本统一：背叛、失败。“滑稽可笑”四个字倒不如说是命运作弄。张国焘到底是真的坏？也许只是选择太多，最后干脆破罐破摔。

刘仁静，最年轻的那个。十九岁的少年。一开始进党，后来出国，偏偏接触到托派思想。回来时，组织活动被踢出党，甚至参与了反共。反复折腾一辈子。1950年，他写声明反省，承认自己的错。党还是给他路可走，北京师大做翻译。特殊时期被关押，几十年后回望，他自己说“共产党对我仁至义尽”，这句检讨有没有真心？外人难说。但至少，给了他体面收场的机会。怎么定义他？有局限，也有柔软。

李达，脱党的理由复杂一些。与张国焘、陈独秀都合不来，觉得环境乌烟瘴气，干脆走人。脱党后专攻马克思理论，毛泽东称他为理论鲁迅。这话可能是溢美之词吧，但李达本事摆在那里。解放后他当大学校长，文化风暴里冤死，1980年才平反。这种命运，很难用一两句话盖棺定论。李达算是始乱终弃吗？未必。他至少没背叛理想，换了种活法。

李汉俊，读书人，留日才子。精通四国语言，董必武叫他“马克思主义老师”。政见不合，离开党，但还在暗中营救同志。1927年俯身成仁，被杀时才三十七岁。聪明人有自己的坚持，也有隐忍的时刻。李汉俊这类人，多少有些拧巴，既敢出头也懂隐匿。

有些选择，早早定下结局。陈潭秋，打游击去新疆，和军阀斗争，到死都没脱党。被秘密杀害，真的死得很惨。有人说他是“最后的阵地守卫者”。复盘这些历史，也许只有他自己知道值不值得。但同行的人，悄悄把他的名字刻在心里。他死后多年，每年都会有人念着他，说他正直。

周佛海，最会“变色”。起先是旅日代表，脱党后飞快地靠上权力边。起伏的人生路线，一会儿与国民党合作，一会儿投靠日本人。即使战局逆转，还要在重庆私下求和。被逮捕、死在狱中，临终境遇落差极大。有些人不由自主地想到他的两面性，是丧失信念还是见风使舵？其实，这样的人到处都有。只不过成也快，败也快。

包惠僧，陈独秀的代表。革命失败后离开党，干脆去国民党。新中国成立后主动示好，发电报给周总理表达敬意。毛泽东选择宽容，让他回来参事。某种程度上，包惠僧算迷途知返？不过，也不能说他一直都错。任何人多少会有徘徊，那些披肝沥胆走到底的人，才是真的少。

13位一大代表，命运各有落点。有人壮烈牺牲、有人投敌叛国、有人审时度势、有人半途而废。可不管后来如何，开头那片湖、那条船上，他们一起写下过中国历史新的一页。他们本身也许平凡，说不上伟人，但他们的选择把自己推至风口浪尖。

时代洪流不讲情面。选对了路未必能走到头，选错了也未必就会一败涂地。历史的剧本谁也拿不全，只能不断试错。

现在回头看，那群年轻人，平均28岁，他们在光鲜的描述下，其实不过是赌了一把人生。有人输了，有人赢了，有人不甘心，始终想要再赌一把。

一个团队的成功，靠什么？运气，智慧，冒险，或者说，是短暂的凝聚力？很难讲明，甚至互相矛盾。有时候，是团结让路越走越宽；有时候，分歧反而为后来埋下隐患。到底哪个因素最重要，也说不清。

可奇怪的是，9000万党员的今天，起点却如此简单。13个人，一叶小舟，现在已经变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执政党。事实就摆在那里，谁也无法否认。

讲到这儿，会觉得一切都不那么绝对。成败得失也好，忠诚背叛也罢，最终被历史记住的不是那些完美无缺的人，而是留下痕迹的人。

所有的波澜都已写进史册，可谁能说清，这一路的荣耀和坎坷，哪头更重？

他们当年做的选择，也许并不都是所谓的“理智——”可正因为如此，这份历史才如此真实可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