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一大湖北五杰：从长江之滨到历史深处的革命火种

中共一大13位代表

1921年的上海石库门里，来自湖北的五位代表在中共一大的历史坐标上刻下深刻印记。他们以长江之子的豪迈气概，将马克思主义的火种播撒在荆楚大地，书写了中国革命史上波澜壮阔的篇章。

一、董必武：从红安秀才到开国元勋

董必武

出身黄安（今红安）书香门第的董必武，早年投身辛亥革命却痛感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局限。1919年在上海与李汉俊相遇后，这位前清秀才开始系统研读《共产党宣言》等著作，完成从传统知识分子到共产主义者的蜕变 。作为武汉共产主义小组的核心成员，他在武昌抚院街97号的律师事务所里，与陈潭秋等人秘密建立了湖北最早的党组织。

在一大会议上，董必武以沉稳的思辨能力参与纲领起草，尤其在讨论党的组织原则时，他提出"严密的组织纪律是革命胜利的保障"，这一主张深刻影响了后来的建党实践。这位"延安五老"之一，建国后主持制定新中国第一部宪法，将法治精神注入共和国的血脉。

二、陈潭秋：天山脚下的永恒丰碑

陈潭秋

黄冈儒生陈潭秋的革命生涯充满传奇色彩。1923年京汉铁路大罢工期间，他亲自带领工人纠察队与反动军警搏斗，在林祥谦就义后，他组织工友们高唱《国际歌》突围，右耳被子弹击穿仍坚持指挥 。1939年赴新疆工作时，面对军阀盛世才的威逼利诱，他在狱中写下"英雄生死路，却是壮游时"的绝笔，最终与毛泽民等人被秘密杀害于迪化狱中。

这位被毛泽东称为"真正的布尔什维克"的烈士，其遗体安葬在乌鲁木齐烈士陵园时，董必武亲题墓碑："陈潭秋同志之墓"。他在新疆发展的党员后来成为解放新疆的重要力量，延续着他未竟的事业。

三、李汉俊：被历史铭记的"播火者"

李汉俊

潜江才子李汉俊的学术光芒至今闪耀。他在日本早稻田大学攻读时，系统翻译了河上肇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回国后在《星期评论》发表38篇文章，首次向中国读者全面介绍剩余价值理论 。1920年与陈独秀创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时，他将自家寓所（今兴业路76号）提供为秘密据点，甚至用稿费资助各地代表赴沪参会。

这位被董必武尊为"马克思主义老师"的理论家，在一大期间智退法国巡捕的故事广为流传。当密探闯入会场时，他以屋主弟弟的身份从容应对："我们只是在讨论学术问题"，巧妙掩护代表转移。尽管1922年因与陈独秀政见不合脱党，他仍在武汉组织工人运动，最终倒在桂系军阀的枪口下。毛泽东1952年签发的首张革命烈士证书，正是追授给这位"马克思主义播火者"。

四、包惠僧：从革命先锋到历史旁观者

黄冈农家子弟包惠僧的人生轨迹充满戏剧性。作为武汉共产主义小组首任书记，他在一大期间肩负特殊使命：既是陈独秀的代表，又负责向缺席的"南陈"汇报会议进程。这位曾主编《劳动周刊》的工运领袖，在黄埔军校担任政治部主任时，与周恩来共同培养了大批军事人才。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他在政治漩涡中迷失方向，一度在国民党政府任职。但1949年听到新中国成立的消息后，他毅然从澳门返回北京，以"栖梧老人"的笔名撰写《包惠僧回忆录》，为党史研究留下珍贵史料。这位晚年担任国务院参事的老人，临终前将全部藏书捐献给国家图书馆，完成了从历史参与者到记录者的角色转换。

五、刘仁静：红色狂飙中的思想变奏

刘仁静

应城少年刘仁静的人生充满张力。19岁出席一大时，他以流利的英语为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担任翻译，被代表们称为"小马克思"。这位北大哲学系高材生，在五四运动中带头火烧赵家楼，后参与创建北京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 。然而1929年接触托洛茨基主义后，他逐渐偏离革命轨道，甚至在抗战期间发表反共文章。

1950年在《人民日报》公开认错后，他被安排到人民出版社从事编译工作，默默翻译《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等书。这位中共一大最年轻代表，晚年在接受采访时感慨："我这一生，最大的教训就是理论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1987年病逝前，他将珍藏的马克思手稿复印件捐赠给中央编译局，完成了思想上的最终回归。

这五位湖北籍代表的人生轨迹，恰似长江奔涌的支流：有的汇入浩瀚江海，有的滋养一方沃土，有的历经曲折仍回归主流。他们在中共一大留下的精神遗产，如同武昌鱼跃龙门的壮美画卷，激励着后人在新时代的征程中奋勇前行。正如董必武晚年在南湖红船旁写下的诗句："烟雨楼台革命萌生，此间曾著星星火；风云世界逢春蛰起，到处皆闻殷殷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