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澎逝世三年后，乔冠华找到女儿，嗫嗫嚅嚅地说道：我想找个伴儿

“1973年9月12日黄昏，父亲抖着手把我叫进书房，小声说：’小都，我……想找个伴儿。’话音落下，只有茶水轻晃的声响陪着我们。”

那一刻，我看见他眉眼里的孤单。这个曾在联合国据理力争的外交家，把诗卷、剪报、旧照片摆了满桌，却始终补不齐空出的椅子。母亲龚澎离世整整三年，时间蒸干了眼泪，却没抹掉屋里的清寂。

我没有立刻答话，只拉开抽屉——里头躺着母亲生前缝的白手帕，细线绣着“同行，则不惧远”。父亲的手指轻轻颤抖，似笑似哭。

三十年前，他们第一次碰面是在重庆曾家岩。周恩来笑着介绍：“这是新闻司副组长龚澎，这位是《新华日报》国际版的小乔。”一句玩笑，让两颗锋利的心并肩。

提起龚澎，老人们总爱说“她像一道光”。1914年，她出生于横滨，辗转南阳、广州、上海。父亲龚振洲常抚着辛亥旧伤告诉女儿：自由，要自己去夺。

燕京大学时期，她能把莎士比亚倒背如流，也能在“一二·九”游行高呼口号；面对外媒，她笑言：“语言只是钥匙，重要的是知道自己站哪边。”

可命运不惯着勇敢的人。1940年，她与朱德秘书刘文华草草成婚，随后被调往重庆。短短两年，高烧、手术、父逝、夫殁，四重打击一下子压来，像闷雷。

她缠着绷带继续做外事简报；坐轮椅也要给通讯社回电。有意思的是，正是这种倔强，吸引了同样锋芒毕露的乔冠华。

台灯下，他们对表修稿；他在稿纸边写唐诗，她在旁边画笑脸。郑安娜看出苗头，打趣：“才子才女，还装客套？”1943年冬，他们把叶剑英旧居布置成了新房。

新中国成立后，两人几乎把家安在外交部。夜里两点，楼道亮灯，一定是龚司长在改通稿；楼下车里打着瞌睡的，多半是等她的乔副部长。爱意，被他们藏在文件夹与人名卡片之间。

1969年，过劳埋下的雷爆了。龚澎突发脑溢血，昏迷四月。手术室外，周总理眼眶通红却没掉泪；乔冠华握着妻子的手，低声背《江城子》。1970年9月20日，她终于离去，那首悼词再无回声。

往后两年，家里常亮着微弱台灯。父亲说怕黑，其实怕黑暗吞掉母亲的影子。他放大照片，再拿放大镜去看；偶尔小酌，举杯对影，却只剩自己与空椅。

于是有了那句“想找个伴儿”。我深吸口气说：“爸爸，我们理解。你选谁，我们都接纳。”他点燃一支烟，烟头亮如豆灯，映出久违的安定。

多年以后我才明白，战火年代教会他们无畏，和平岁月却让人怕孤独。母亲的离去不是句号，她留下的，是父亲继续生活的勇气，也是我们子女脚下延伸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