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群早逝的画家：有人跳楼自尽，最年轻24岁，死于风寒

很多艺术前辈警示过年轻人，要想赚大钱，就不能选画画这条路。

但还是有太多人不听劝，宁愿吃生活的苦，也要画画，常年为生计奔波，再加上画画太耗心力，最后积劳成疾，四五十岁便去世了。

有人甚至被生计所累，想不开自尽，比如39岁从22楼纵身一跃的画家李老十。

而有些天之骄子，他们是想吃艺术的苦，可没机会吃上，刚成名不久便早早因意外离世。

艺术这条路最后的走向，半点不由人。

在了解到李伯安之前，我从没想过有画家会是累死。

1998年5月2号，李伯安倒在了自己的巨幅画作前，年仅54岁，当时他多年的呕心沥血之作《走出巴颜喀拉》刚画到第十部分。

命运戏耍人，这一年去世的，除了他，还有中国山水画大家何海霞，以及岭南画派赵少昂。

他们都是年过90，夹在他们中间走的李伯安，最年轻，太年轻了。

有很多画家在他这个年纪，还没达到自己的艺术极限，齐白石55岁在陈师曾的建议下开始的“衰年变法”。

李伯安也变法，开始得更早，在黄永玉说李可染很年轻的年纪44岁。

1988年，44岁的李伯安决定深入巴颜喀拉，从黄河和长江的发源地一路往下。

他要创作一幅恢宏长卷，记录黄河长江数千年文明，以及在这片土地敷衍生息的一代又一代人。

为此，他多次进入甘南和青藏，画到第二部分灵感卡住的时候，即便自己颈椎病越来越严重，经济也捉襟见肘，他还是坚持一定再西行一次，要突破当下的瓶颈。

期间，有台商送来赚钱的机会，拜托他画500幅农村生活小品，可给到500元单价，一幅就可以顶当时一个月的工资，500幅金额不小。

然而，贫穷的李伯安，拒绝了如此丰厚的机遇。

他清高地说：

“画完这些小品后，手和心肯定都坏了。画惯市场画的手，想着快挣钱的心，很难再回到大画所需的独特绘画意境上来，这才是最要命的。”

可最终要他命的，偏偏是这些独特意境的大画。

创作《走出巴颜喀拉》的十年里，李伯安多次累到晕倒，他不是没有机会活长命，他不要啊。

当时医生劝他这种情况必须做手术，他又拒绝了，赚钱的机会他拒绝了，活命的最后一次机会他也拒绝了，都因为《走出巴颜喀拉》。

他说：“术败，不能画画，生不如死；术成，为保安全，行动多有禁忌，影响大画，大画完成前，一切免谈！”

生命最后的时光里，他对儿子说：“我快坚持不住了！”

说完又决绝转身继续画，最终人倒下了，手里握着的画笔还站着。

59岁的陈逸飞，也是在自己未完成的作品面前倒下的。

他的妻子跪在他遗像面前，哭天抢地，“都是《理发师》夺走了他的性命，他是累死的啊。”

陈逸飞，业内公认的拼命十三郎，绘画、杂志、电影、服装、模特……他均有涉猎，而且他一旦踏足，就要把它做到最好。

他29岁就创作出的《蒋家王朝的覆灭》，画面宏大，甚至意识很超前。

胜利的红旗迎风飘扬，战士仰头扶着旗帜一角。

另两位战士一位拽着绳子，一位行注目礼，神似现在的天安门升旗仪式，但那时候还没有升旗仪式。

《蒋家王朝的覆灭》

油画家邱瑞敏与陈逸飞曾是上海美专的同学，他回忆陈逸飞创作此画时的样子。

“每个道具都要借到手，借这些东西很难，枪炮、子弹、服装，我们有时想借不到就算了。

他一定要借到手，要想画得很逼真，他会想尽办法到电影厂去借，这种钻劲比我们强。”

昔日的朋友陈丹青，曾与他一起在油雕室画画，好几次看见陈逸飞画着画着，跑去厕所冷水冲头。

“他做事特别拼，会咬牙，他要做的事情，就一定要做出来。”

拍摄《理发师》时，陈逸飞多次被送往医院，华山医院成了他片场之外，第二个去得频繁的地方。

他袖口之下，是布满输液针眼的手，这只手就一直没歇过一会。

儿子陈凛曾不理解父亲：一个画画的，为什么要做这么多事？

但等他也活到了父亲当时的年纪，才终于明白：“回过头来看，父亲是开拓者，虽然早逝，但已过了几辈子。”

五十知天命，陈逸飞不知命，还在飞，还要飞，连摔下来扎到地上的姿势，至今仍那样鼓舞人心。

同样59岁凋零的艺术家，还有油画家董希文，创作出《开国大典》的董希文。

当时，毛主席观看《开国大典》后，兴奋地连连说道：

“是大国，是中国。我们的画拿到国际间去，别人是比不过我们的，因为我们有独特的民族形式。”

为了创作《开国大典》，在看不见的地方，董希文付出了难以估量的心血。

当时，他在北京大雅宝胡同的宿舍创作，女儿董一沙回忆：

“很不容易，母亲把几张床并成一溜才空出一块地方后，父亲把四米多宽的画布钉到了墙上。

但由于房子太矮只能把下面的部分先卷起来，他蹬着椅子在屋里上上下下，很快几天画面上就出现了领袖人物和粗大的柱子。”

董希文把大红灯笼吊在屋顶，营造开国大典那时候喜气洋洋的气氛。

为了还原汉白玉栏杆，他跑了几遍故宫，在年久发黄的栏杆上来回摩挲，企图把它旧日的颜色唤回来。

两个儿子帮忙筛沙子并和在画地毯的颜料里，因为董希文觉得，铺在天安门城楼上的地毯一定是松软毛茸。

后面还由于光线实在暗淡，董希文画到一半，又搬到大姑母的两层小楼。

房子虽然没大多少，但胜在光线还行，姑母也被拉来穿着旗袍，帮董希文寻找画宋庆龄的灵感……

如此认真投入，最终呈现的作品才那么令人震撼。

当我快把这一切的成功都归功于他精湛的功力，一位尼泊尔留学生的话，让我意识到，还有，应该还有。

一次中央美院走廊展览，那个留学生顺走了董希文的一幅《刷经寺藏女》像。

20多年后他又把画还了回来，他说，“我喜爱这幅画，更喜爱画它的人”。

什么样的人？

上个世纪四五十年代，大雅宝胡同紧邻护城河，过了桥就是豁子外，那边住着的有拉车的、送煤的，要饭的都有。

董希文感觉到护城河两边，贫富差距太大了，多次给有关部门写报告，希望修整坡度较大的路段，给拉车的工人减轻上下坡负担。

三年困难时期，董希文还经常把外面要饭的往家里带，家里的保姆王大娘经常抱怨，但王大娘是个刀子嘴豆腐心的人，说归说，饭一点也没少那些人一口。

1961年，董希文与吴冠中一起入藏写生，儿子董沙雷说：

“他在拉萨，看到路边的铁匠，用原始的方式制作刀具，非常辛苦、艰难。

后来回到北京，特意去百货大楼五金部买了好多把当时能买到的最好的锉刀和五金工具，然后装了箱子，托人运到拉萨。”

韩柯，董希文的一位学生，只因大冬天偶然间看见他穿得单薄，董希文便把人喊到家中，要送一件大衣给他穿。

他对底层老百姓，总会生出悲悯之心，近乎歉意，觉得自己有义务帮助他们。

在胃被切掉五分之三后，董希文又被拔掉了满口的牙齿，进行漫长的化疗阶段。

他很乐观，很坚强，可卑鄙的癌症还是要把他带走。

弥留之际，他同家人说了最后一句话，“把我放平”，他就这样走了。

“我在同它做最后的抗争，我还要再画二十年！”我听见的他的最后一句，分明是这句话。

这句话，我也在那个不该死的周昌谷那里听过。

潘天寿曾跟夫人何愔说：“解放后，我碰到有才华的学生，只有周昌谷一个人。”

但才子短命，57岁的周昌谷被肝炎杀死了。

（周昌谷画作）

命运对他好不公平，26岁获得世界青年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金质奖章，成为中国画首次赢得国际金奖的第一人。

之后便是长达24年的沉寂，50岁斗志昂扬，“我要争取苟延残喘地活到2000年”，却在1986年就没了。

剩下的家人，唯一的女儿41岁白血病去世，两年后妻子也走了，他的墓地无人扫墓，荒草丛生，就差被当无主处理了。

同是姓周，且都在57岁逝世，是周思聪，李可染最得意的弟子，吴冠中曾说她艺术和人品皆一流。

她所作的《人民和总理》，在建国30周年美术展上，斩获一等奖。

她最出名的作品《矿工图》，被史论界一致认为：

是继蒋兆和《流民图》之后的又一部揭露、声讨侵略者滔天罪恶的二十世纪中国水墨画划时代的作品。

可惜，艺术世界之外，她还有现实生活要应对，她是个优秀的画家，也是两个孩子的母亲，还是大小便失禁的父亲的女儿。

1970年的冬天，寒冬刺骨，学生史国良去看望刚生完孩子的周思聪，看见她在给老父亲洗裤子，双手冻得青紫。

老父亲不仅大小便失禁，精神还不太好，经常趁人不注意就跑出家门，害周思聪满大街地找。

史国良每次上门拜访老师，周思聪不是在踩缝纫机，就是在生炉子，跟史国良交谈的时候，她从头到尾就没停下来过。

那时候，她和丈夫卢沉两人的工资才100元，维持整个家的开支是远远不够的。

臧伯良好心帮她卖画补贴家用，但卖到最后，差不多无画可卖了，因为忙于生活，周思聪纵是有三头六臂，也抽不出时间画新画。

臧伯良最后帮她卖画，拿着1000块想去拿画，周思聪找不到可交的画，就让他在以前展览的画拿几张。

他不敢拿，他知道那是周思聪的心血，周思聪却以为他嫌弃这些画，不想做这笔交易了，着急去够他手里的1000块，右手用力把画塞给他。

后来，生活的重担已经压垮她了，她再想画画，手指扭曲得拿不起笔了。

史国良在国外学习时，每次收到恩师的信，字迹都是歪歪斜斜的，他不知道，一封信周思聪写得有多艰难。

她离世前的最后一件作品，是给恩师李可染的《李可染先生画像》。

当时，李可染逝世七周年，出版社准备为他出一本画集，需要他的一张白描人物肖像。

病重无法握笔的周思聪，接下了这个任务，谁也不知道，当初的她是如何完成这幅人物肖像的。

她功成名就时，李可染提醒她，“艺术是寂寞之道，要准备经受重重磨难”。

如今油尽灯枯她还要努力完成恩师的人物肖像，是不是想告诉他，当初他的箴言，她已经用一生去践行了。

很戏剧性的是，周思聪1996年1月离开的，5个月后，6月1号，北京国际饭店第22楼，有个年轻的生命也落了下来，年仅39岁。

他是周思聪的学生，李老十。

1981年他考入中央美院，作品《小桔灯》曾入选全国美展，这幅画还是在连环画大家贺友直的指导完成的。

但市场接受他的画，是需要门槛的，他的画风荒诞离奇、光怪陆离，擅长画各种各样的鬼，风格太过超前，一时很难被时代审美容纳。

他很有才华，也很穷，画纸都只能买最便宜的用；

他还很清高，1990年有人出价20万要订他100幅画，他怕铜臭味把自己的画搞臭了，拒绝了，对方抬到30万，他还是没改变主意。

不愿向世俗屈服，但贫穷又步步紧逼，到最后，死亡，成了他唯一的求生方式。

死亡是他唯一的、可以确定的事，而活着的意义、活着的出路，早已让他迷茫无所适从。

（很巧的是，李老十很多照片都没有看镜头）

贺友直曾给朋友一封信提到李老十：“玉杰（老十）离世已三年多了，为何轻生？一直是个谜！”

周思聪、李老十倒在了温饱线上，而有的人跨过去了，还是死路一条。

月份牌画家杭穉英，没日没夜地画啊画，终于把债都还清了。

出门旅游庆祝一下，回来一个星期，好好的一个人就突发脑溢血去世，年仅46岁。

即便没有生活所累，还没有到为艺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地步，也不一定逃得过宿命。

你要让，24岁因为一个小小的风寒就去世的郑祖纬认命吗？

怎么认呢，他15岁就可以独立完成巨幅画像和花鸟屏条，笔墨远超勤学苦练十几年的人。

在杭州艺专，潘天寿把他当自己接班人培养，批改过他的巨幅《鹭鸶图》，激动得不得了，见人就说：“郑祖纬二十年后，必当万人敌！”

同样也在杭州艺专的吴冠中，曾说：

“杭州时国画突出的英才是郑祖纬，也是潘老师最得意的学生，陈列馆里挂着他的巨幅人物‘首阳二难’。

潘老师为之题款，他的作品出了画集，也是潘老师题的封面。”

但谁能料到，一次普通的风寒就把他吹走了。

素来沉稳的潘天寿，在郑祖纬的追悼会上悲痛大哭：“天才何短命？大造亦忌能！”

林风眠亲自为其整理遗作，出版《郑祖纬遗作集》，他感叹“此固吾校之损失，抑亦吾族艺术之厄运”！

风寒的落幕方式已经够离谱了，1983年天才画家梁长林出国访问学习，途中发生交通意外，他当场去世，年仅32岁。

我写过无数次死亡，死亡太伟大了，我怎么写都似乎在为赋新词强说愁。

一路写下来，我像路过了好几场葬礼，也像把他们沉重的死亡悄悄掀开了一角，我想搓一搓那一角的死亡，把它搓软搓暖，复活五分之一的他们。

可最后，他们这五分之一，也在告诉我，爱和死永远一致，追求热爱的艺术，也就是甘愿赴死。

我现在流的泪，不是我的，我流的悲伤的眼泪，正是他们曾经为热爱的艺术，流的幸福的眼泪。

参考资料：

1、河南美术出版社｜袁汝波：回忆李伯安先生

2、李飒｜回忆我的父亲李伯安

3、大河美术报｜中原美术往事：27年，再读李伯安

4、FT中文网｜薛莉：采访陈逸飞

5、南方人物周刊｜陈逸飞“踱步”时代

6、陈丹青忆陈逸飞 · 恩怨往事

7、艺术中国｜董一沙：我认识的父亲

8、董一沙｜珍爱生命 久远的记忆——回忆父亲董希文

9、董沙雷｜回忆父亲董希文

10、董希文艺术研究与纪事｜子女眼中的父亲——纪念董希文

11、董希文艺术研究与纪事｜父亲董希文在大雅宝的岁月

12、韩柯｜怀念 感恩 忘不了的往事：回忆董希文先生

13、史国良｜回忆我的老师周思聪

14、臧伯良｜回忆周思聪

15、澎湃新闻｜贺友直与李老十的师生情谊

16、北京晚报｜李老十 画如生命

17、汪为新｜怀念李老十

18、刘二刚｜宝剑弃红尘一怀念李老十

下面是画家作品欣赏：

李伯安：

陈逸飞：

董希文：

周昌谷：

周思聪：

李老十：

杭穉英：

郑祖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