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城山下有“网红”：一个宋代四川的另类打开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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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科举之路断绝，宋代四川的才子们如何活出精彩？有人成了富商，有人则化身”大V“——结交权贵、评议时政，甚至为新任官员指点迷津，影响力远超普通官吏。黄博新著《不与天下州府同》，带我们走入一个被误解却生机勃勃的宋代四川。这里不仅是苏轼横空出世的沃土，是“虫字”偏见下的抗争之地，更是一个充满“异质性”的鲜活样本。宋廷如何与这个“不与天下州府同”的州府共处？差异又何以成为帝国稳定的基石？下文系学人Scholar围绕《不与天下州府同》一书对黄博老师所作访谈。本次访谈由赵逸轩负责，韩宗洋、杨牧樵共同参与完成。文景获授权转发，有删减。

黄博在桂林龙隐岩考察石刻

01 国家长治久安靠的不是消灭差异，

而是管理差异

学人：《不与天下州府同》书如其名，从地方史的角度切入了宋代四川风土的个性。您如何看待帝国之下的“地方异质性”？在史学领域揭示这种“不同”，又有怎样的意义？

黄博：首先我不太喜欢把中国古代的大一统王朝统称为“帝国”，特别是宋朝。当时的辽朝，可能更符合现代人语境中的帝国想象（主体民族优先的多民族统合模式）。大一统王朝是政治上的国家统一，但不等同于抹杀或消灭地方上的文化差异性。不同地方的人，和而不同，这个本身也是大一统所追求的理念，也就是现在常说的多元一统。秦朝的统一模式为什么是传统政治文化反对的，就是它要把六国改造成秦国的样子，用秦国的那一套要求六国人；而汉朝的方法，就是承认各地的差异，因地制宜。

回到帝国和地方意志之间的关系，其实里面有一个隐含的预设，就是认为大一统王朝的国家统一，意味着地方会失去自主性，或者地方会被同质化。这种想法可能是受到了现代民族国家观念的影响，因为在现代国家里，统一往往意味着标准化，比如语言要统一、教育要统一、法律要统一，甚至很多社会习惯也会受到国家治理的影响。但如果我们回看中国古代，特别是宋朝，会发现情况远没有这么简单。

《大秦帝国之裂变》剧照

我们从制度设计的角度举个更接地气的例子：如果你是班长，管理一个班级，班里有北方的同学，也有南方的同学，有性格外向的，也有性格内向的。你要让班级保持团结，最好的方法不是要求所有人变得一样，而是让他们各自发挥优势，让外向的同学带动班级活动，让内向的同学在学习上发挥专长。如果你非要让所有人都按照一个标准来生活，比如都按照北方人的习惯吃饭、按照某种方式说话，那这个班级迟早会崩。国家也是一样，它的长治久安，靠的不是消灭差异，而是管理差异，把不同的人整合到一个共同的体系里。

如果我们回头看秦朝就会发现，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做的第一件事是就是把秦国的法律体系、行政管理办法，原封不动地推行到全国各地，要求所有地方都按照秦国的方式运作。这种整齐划一的方式，确实在短期内实现了高度统一。但问题是，它没有给地方留下足够的适应空间。结果大家的文化习惯、社会结构都受到了极大冲击，地方和中央的矛盾急剧加深，最后秦朝只维持了十几年就崩溃了。

而汉朝的做法就完全不一样。汉初统治者吸取了秦朝失败的教训，知道不能一味推行同质化的治理模式，而是承认地方的差异性，因地制宜地调整政策。比如西汉时期的《汉书·地理志》里，专门记录了各地的风俗、语言、生活方式，强调“五方各不同俗”，意思就是，不同地方的人，本来就应该有不同的生活方式。汉朝并没有试图让所有地方都变得一样，而是让这些差异在国家框架下共存。所以说，中国历史上的大一统，并不是要消灭地方的多样性，而是要把它们纳入国家治理体系，让它们在这个框架下各自发挥作用。

宋朝其实也沿着汉朝开辟的这个思路在运作。宋朝的国家治理，并不是靠军事强压，而是通过行政手段、财政调控、文化认同等方式，维持对地方的控制。它不会要求四川人变得和河南人一样，更不会要求岭南的生活习惯必须按照北方标准来调整。相反，宋朝的治理方式是允许地方按照自己的方式运行，但在大框架上又维持国家的整体稳定。这样一来，地方不会觉得自己被“同化”或者“抹杀”，反而能在国家体系里找到自己的位置。

蜀川胜概图（局部）

史学界其实一直在揭示这种不同，因为发现不同、解释不同，从“不同”理解历史，就是历史学的本来任务。历史学的基础就是不同，时间上的阶段性特点，空间上的地域性差异，正是因为不同，我们的历史才多姿多彩，才有看点，才有解析和分析的必要，如果相同了，那就不需要历史了。

不同才是大同的基础或者关键，以本书讨论的宋代四川为例，我们可以看到，宋朝的大一统在具体的地方上是如何实现的，在这个过程中，有它需要磨合的地方；宋朝君臣也慢慢地接受了这种不同，并且恰当地运用了这种不同，从而实现了宋朝在四川的长治久安。多元一统里，多元恰恰是一统的保障，如果没有多元，一统的内部一定会产生排斥性，最后会崩掉。正是因为有这些不同，我们才需要去研究它，去理解为什么同样是一个王朝，在四川的运作模式和在华北的运作模式会不一样，为什么同样是中央政府，在不同的地方会采取不同的策略。这些问题，才是历史学真正有意思的地方。

02 地域歧视不仅是文化上的偏见，

更是权力博弈的结果

学人：《不与天下州府同》的前编中，我们能看到，蜀地的区位、地形和生态为其积蓄了经济、政治乃至人民认同上的自治潜力。但同时，在纳入帝国版图之后，蜀地士人和民众被视为可能存在的威胁，甚至遭国策歧视。在您看来，这体现了帝国中央和不同地方怎样的张力？四川的情况，与毗邻的湘鄂，以及下游的江南有什么区别？

黄博：不能夸大宋朝初年四川对统一王朝的离心力，事实上，四川对大一统王朝是有很强的向心力的，回归一统也是人心所向，宋军征蜀前夕，后蜀治下的舆论，基本上都不排斥统一，所以宋军打下蜀地，更顺利，基本上没有像样的抵抗。以后两宋治下，宋朝的士人和民众，基本上还是一直积极保家卫国。南宋时期抗金战争有前线三大战场，川陕战场是主力之一，陕西大部分失守之后其实就是四川，宋代的四川人在最后的钓鱼城也是坚持到了最后一刻。

宋朝前期对四川的各种预防性的政策，是因于历史经验，就是后蜀降兵起义、王小波李顺起义、王均起义等动乱集中爆发在四川，因此给宋朝统治者造成了一个印象，就是四川人有反心。这里面有个跟别的地方不太一样的情况，就是五代是乱世，中原和其他地方都战乱频繁，打仗既死人，又费钱，还影响正常的生产。而且为了维持战争，还要加大对老百姓的压榨，所以别的地方（如江南，也就是南唐，跟四川和后蜀比较像，但是因为南唐的统一很晚，而且发生了后蜀的教训以后，宋朝对于统一南唐有特别的处理），在宋朝刚统一的时候，都没有什么油水可榨了；但四川在前后蜀差不多五六十年的治理之下，特别是后蜀三十年间，基本上是稳定的，后蜀的治理也算过得去，不算特别好吧，但也不差，这在乱世，就很不容易了。而且跟别的政权有野心不同，后蜀的那帮人基本上都胸无大志，就是关起门来过过皇帝瘾，没怎么对外打仗，所以整体来说，五代乱世中的三十年，四川反倒过得挺滋润的，这个很反常识。

宋朝统一以后，发现四川很富，油水多，所以就加大了压榨力度，这就造成了当地军民的反抗，继而形成恶性循环：你反抗，说明你不服，那我就要加强管控，加强管控，你更不服，加大反抗力度，说明我管你管对了，然后我又加强管控力度；所谓歧视性的政策，就是这样来的。所以这种张力，不完全是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张力，四川的反抗者，针对的是压迫他们的人，不论是中央，还是地方，甚至四川当地的富豪，像起义中，杀朝廷命官，杀贪官，也把四川本地的富人的钱给分了，起义的口号是均贫富，不是反抗中央，不是单纯的地方割据势力造反。当然，这里的复杂性很突出，因为后蜀的历史形象在四川比较好，是一个很不错的历史遗产，特别是宋朝来了之后，又有了一个鲜明的对比，所以借用后蜀来号召大家反抗——比如伪称是后蜀孟昶的遗腹子——就给了宋朝统治者的一个后蜀势力亡而不死的印象。

《不与天下州府同》

但实际上，抛开那些多种历史因素造成的误会或者迷雾，细看之下可以发现，宋朝前期中央与四川之间的这种张力，不是中央利益侵夺地方利益，也不是地方势力反抗中央，而是刚刚建立的宋朝执政能力不够，不知道怎么治理乱世中一个相对富庶的地方，过分压榨巴蜀地区的结果。事实上，宋朝接手的大部分地方是乱世，所以宋初那种简单粗暴地结束乱世的治理方式是适用的，但后蜀治下的四川，整体水平较高，这是宋朝最初无法想象的。宋太宗曾经自豪地说，他眼见五代乱世，中原战乱，民不聊生，没想到入宋之后短短几十年，开封城中就已经恢复了繁荣局面，整个社会开始有生气了。不过有也大臣怼他说，经过几十年的休养生息，开封城又是京师，繁华是当然的，但是你到外面去看看，贫穷落后还是常态。

所以宋初治理其它地方的经验，比如结束乱世，稳定地方秩序，同是为加强朝廷对地方的控制，其中一个就是加大朝廷对地方财政的管控，把财富都集中到中央的政策，在四川就不那么招人喜欢了。别的地方，是宋政权稳定了局势，恢复和发展了经济，在这种前提下收钱，百姓是可以接受的。四川则是，我本来就很稳定，结果你来之后，先收钱，而且因为我钱多，所以你收钱收得还狠；钱都收走了，新来的宋朝官员，没有现成油水可捞，就只有不断地增加压榨的力度，给自己捞钱，当然也为朝廷捞钱。

蜀地士民的反抗，本质上是反对宋朝朝廷过分的压榨，这一点某种程度上其实跟宋朝中央的利益是一致的。宋太祖、宋太宗自己也承认，四川的多次造反，原因是宋朝官府在四川的胡作非为，是贪官污吏官逼民反，事实上，贪官污吏，不但是民贼，老百姓痛恨，也是国贼，任何一个正常的王朝，正常的统治者，也是要打击贪官污吏的。湖湘在五代比四川乱，是宋朝可以去刷的成功经验包。江南跟四川比较像，但江南是宋朝比较晚才去统一的地方，特别是有了四川的教训以后，宋朝对于拿下江南后怎么治理，是有特别安排的，情况就好很多了。

黄博绘“细雨骑驴入剑门”

学人：宋代的地域歧视问题挺有意思的，不管是您在“闽蜀同风”那一章里讨论的，还是在写寇准轻蔑南方官员时提到的，好像北方的士大夫、诗人、大臣们，一开始对南方官员就带着某种看不起的态度。到了“闽蜀同风”那一章，更是明显地针对福建和四川这两个地方，特别是这些地方的士人、学子，似乎在政治上被有意地打压。这种心态是怎么来的？

黄博：对，这个问题其实是书里的一个核心讨论点，可以说它是整个研究的主题之一。你看书里的例子，其实就能看出一些端倪——福建和四川这两个地方，在宋代特别是北宋时期，被集体“黑”得挺厉害的。这不仅仅是地方文化被嘲讽，而是直接在政治场域里，对这两个地方的士人进行打压，而且这个策略是非常明显的。

当然，这里面有一些偶然的因素，比如“闽”和“蜀”这两个字里都带个“虫”字，这就给了那些想搞地域攻击的人一个借题发挥的空间。这肯定是个巧合，不可能是造字的时候就专门安排好的，但这种巧合在政治斗争中就被利用了。

更关键的是，这两个地方的崛起速度太快了。在唐代，四川和福建都没有特别突出的文人群体，虽然也有名人，但整体来说，在全国文化版图里不算是核心地区。可到了北宋，这两个地方的文化发展突然变得非常迅猛，甚至可以说是“爆发式”的增长。 一旦文化崛起，人才辈出，自然就会有越来越多的福建人、四川人进入朝廷，形成一个新的士人群体。这种时候，原本已经稳固的“老牌士大夫”们，尤其是北方士大夫，就会本能地对这些“新入场”的南方人产生排斥心理。

宋朝严格来说是继承了五代的统治秩序，而五代基本上是北方政权，所以北方士人从一开始就掌握着朝廷的话语权和政治资源。当福建、四川这些地方的人逐渐进入朝廷，他们想要快速晋升，肯定不能老老实实等着按部就班地升迁，而是要主动争取机会，甚至有时候要做一些比较激进的举动。这种行为，在老牌士大夫眼里，就很容易被贴上各种负面标签，比如说“奸臣”“小人”“不守规矩”等等。

所以，从本质上说，这种地域歧视并不仅仅是文化上的偏见，更是一种权力博弈的结果。它并不是先有歧视，再有政治打压，而是政治竞争导致了地域标签被强化，最终形成了一种带有歧视性的刻板印象。

但这种现象也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福建、四川士人的数量越来越多，他们在朝廷里的位置也越来越稳固，北方士大夫对他们的抵触情绪就会慢慢减弱，甚至最终不得不接受现实——这些“外来者”已经成为朝廷运作的一部分，没办法再排斥他们了。

等到朝廷内部的地域派系逐渐融合后，原本的歧视性言论就会慢慢消解。到后来，虽然类似的地域歧视言论还在流传，但已经变成了一种“段子”，更多是用来调侃，而不再是真正的政治攻击。也就是说，最初它可能是个非常现实的政治问题，但到后期，逐渐变成了一种惯性，甚至可以用来自嘲，而不会真正影响仕途和政治地位了。

学人：在您的书第一章里，您提到过四川人好像在书法方面不太行。但到了苏轼的时候，四川突然出现了一门三才子，苏轼本人更是书法大家。四川从一个没有书法家、甚至在文化上看起来不太“懂规矩”的地方，突然蹦出这样一门全才，您怎么看这个变化？

黄博：这个问题确实挺有意思的，像苏轼、苏洵、苏辙他们家，的确在四川文化史上是一个非常特别的现象。

黄庭坚当年到四川后，整理了一下四川的书法史，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在苏轼之前，四川几乎没有什么像样的书法家，别说大书法家了，连稍微有点名气的都没有。他自己也觉得奇怪，所以当时专门提出来讨论。我书的第一章其实就是从黄庭坚的这个疑问出发，试图去回应这个问题。很多读者看完第一章后，也都会问同样的问题：四川之前一千年，从汉到唐都没出什么书法名家，到了宋代，却突然出了个苏轼，而且还是宋代“顶流”的书法家之一，这个变化是怎么来的？

苏轼的信札，作为“不闻蜀人有善书者”的回应，“东坡居士出于眉山，震辉中州，蔚为翰墨之冠”

这里的关键点在于——书法本身发生了风格上的转变。如果我们把苏轼放回魏晋、南北朝，甚至唐代，严格来说，他的书法水平未必能算“顶流”。因为魏晋书法讲究飘逸洒脱，唐代书法讲究规整工整，法度严谨。而宋代的书法，整体来说是比较随性的，甚至可以说是有点“野”。如果站在专业书法史的角度来看，宋代书法的整体水平是远不如唐代的。这个观点，别说是今天的书法圈，就连宋代人自己都承认，认为“本朝书法远不及唐朝”。

在我的另一本书《宋风成韵》里，专门有一章讨论宋代书法的特点。简单来说，宋四家——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他们的书法风格，已经不再像唐代那样追求“法度”，而是更强调“意”。书法圈里有个术语叫“尚意”，就是说宋人写字不太讲规矩，而是崇尚一种“意境”和“气韵”。

苏轼的书法，你说他写得好吧，确实很有个人风格，但如果放在唐代那种标准下，他的笔法、结体、规整度可能都不算顶尖。他的厉害之处，不是技法的精准，而是他的书法带有非常强的个性，甚至可以说是他的“人格”的一种展现。相比之下，米芾在宋四家里算是技术最强的，而苏轼更多是靠“意”取胜。

苏轼《与程之元春中帖》

这就解释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四川之前没有书法家，但能出苏轼？因为书法风格变了，原本要靠长期积累的工整书法，在宋代不再是唯一的评判标准，创意和个性开始占据更重要的位置。而四川，或者说巴蜀文化，正好是一个擅长“创意”的地方。

汉唐时期，四川虽然没有书法名家，文学家倒是不少，司马相如、扬雄这些人都是赫赫有名的辞赋家。哲学家也有，比如扬雄的学术成就就非常高。换句话说，四川的文化更偏向“思维活跃、创意突出”的方向，而不是那种从基础功夫一步步扎实积累的模式。

所以，如果书法一直按照唐代的标准走，那四川可能很难出名家，因为书法的训练本质上是一种长期积累的过程，需要稳定的文化传承和工整的训练体系。但宋代的书法开始讲究“意”，这就让有创意、敢突破的人更容易出头，而这正好符合巴蜀文化的特性。

当然，这个话题如果深入讲下去，就有点专业了。但简单来说，苏轼之所以能成为书法大家，既有他个人的天赋，也有时代风格的转变。换个时代，比如放到唐朝，他可能就不会成为顶级书法家，而是一个很好的诗人、散文家，但书法未必有今天的地位。

《不与天下州府同》实拍图

03 宋代蜀地“网红”：

科举之外，换一个赛道的活法

学人：您在书里提到的这位宋代四川的学人，其实让我想到北宋另外一个很有名的隐士——林和靖。他们在当时都是很知名的人物，但如果仔细去看他们的经历，会发现他们其实并没有那么“隐”。首先，他们在当地都是类似“网红”的存在，住的地方往往比较繁华，要么是自己有钱，要么是家里有钱。同时，他们也受到了政府的认可，甚至可以说是某种程度上的官方背书。

黄博：是啊，当网红一般还是得有钱的，或者说，成为顶级网红之后，他自然会有钱。哪怕他原本家境一般，但只要有了社会影响力，这种影响力就可以转换成资源。就像今天，一个账号要是有2000万粉丝，那怎么也不会穷。对古代的这些隐士来说，虽然那个年代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打赏”和“代言”，但他们的社会影响力同样可以转化成某种现实利益，比如影响地方社会的政治事务，或者和朝廷、地方重要官员建立联系，成为他们的座上客。

像书里提到的张俞，他并没有表现出特别富有的迹象，但他在社会上有很强的号召力，好比是那个时代的“大V”。而这种影响力最终会给他带来实际的好处，至少不会让他落到科举失败后一贫如洗、走投无路的地步。相反，他等于换了一个赛道，走出了自己的一条路，日子可能比很多中下层的官员过得还要舒服。

不过，这种现象肯定不是四川独有的，而是整个科举社会里普遍存在的问题。就像今天，高考、考研只是社会分层的一种方式，但它不是唯一的路。如果科举失败了，总还要找其他出路，比如经商、游学、甚至像张俞这样转型成一个地方上的“意见领袖”。不同的地方，在这个转型过程中可能有不同的特点，比如有的地方的人失败了可能去做生意，有的地方的人可能去搞宗教、做僧人，但整体来说，路径的多样性是普遍存在的。

书里写的几个人物，就各自有不同的转型方式。比如，我老家长寿的李处和，他就是科举不顺后选择了经商，而张俞则是直接变成“网红”，通过写诗、游历、结交权贵来维持影响力，甚至参与到地方事务里。大家面对相同的科举失败，但选择的道路却各不相同。

《剑阁图》仇英/绘（明代）

学人：您刚才提到的“打赏”问题，其实宋朝的网红是有“真打赏”的，比如林和靖，后来皇帝每年都会给他赏赐。这也让我想到，这些隐士虽然不像朝廷命官那样直接参与政治，但他们和政权之间其实仍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特别是像张俞这样的人，他在政治体系里处于什么样的位置呢？

黄博：对，这个现象和宋代整体的政治生态有很大关系。宋朝特别讲究“与士大夫治天下”，所以即使是我们戏称的这些“网红隐士”，他们其实也和今天的“网红”不完全一样。因为他们的影响力不仅仅是个人的名声，而是让他们真正成为了地方士绅集团的一部分。

宋代的士大夫群体里，当然最核心的还是那些在朝廷里做官的人，但还有一部分人，他们可能科举失败了，或者干脆主动退出仕途。比如张俞，他虽然名义上是隐居在青城山，但实际上，他全身心地投入到了政治生活里。书里也举了不少例子，比如他不仅关心成都或者四川的地方事务，甚至还关注全国大事，比如宋夏战争爆发后，他就积极建言献策，到处和人讨论对策，甚至直接向朝廷上书，给地方官写信，提供政治建议。

张俞在地方上的作用，某种程度上相当于今天的“政治评论员兼民间智囊”。他对成都、四川的情况非常熟悉，所以当有新任官员即将上任时，他们往往会先和张俞取得联系，向他打听当地情况。他们会问：四川目前的形势如何？成都的民众对新政策的反应是什么？有什么问题需要提前准备？甚至有些地方官未上任前，就会先和张俞通气，看看当地的社会期待是什么。这就使得张俞不仅仅是个单纯的隐士，更像是一个地方社会和朝廷之间的信息桥梁。他在朝廷和民间之间，扮演着一个沟通、建议、甚至间接参与治理的角色。所以，他虽然没有正式官职，但实际上却是地方政治体系里非常重要的一环。

当然，他之所以能拥有这样的功能，本质上还是因为他“红”了，他的影响力足够大，才能让这些权贵主动来找他交流。所以说，虽然宋朝没有现代意义上的“网红经济”，但影响力本身依然可以转化成资源，而这个资源最终还是会落到政治和社会的现实运作中去。

学人：您觉得书中写到的宋代的“巴蜀个性”有多少影响到了今天的川渝地区呢？

黄博：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变化，比如《宋史·地理志》里说，蜀人一年下来，辛苦劳作，“所获多为邀游之费”，就是喜欢吃喝玩乐，“好音乐，少愁苦”，这种乐观豁达的性格，现在的川渝地区还是这样的。

学人：那么借着这个话题，我们能不能对比一下宋朝的“蜀学”特点？四川的士大夫和知识分子有没有“蜀学”自觉？他们有没有尝试去推广这套学术？

黄博：严格来说，“蜀学”这个概念是近代才有的，是近代学者在研究四川学术史时总结出来的一个称谓。而宋代人自己虽然也提到“蜀学”，但指的其实并不是今天我们理解的那种“具有四川特色的学术体系”。

宋代的“蜀学”主要有两层意思：一是“学校”的概念，比如四川本地的教育体系、学宫建设、科举发展等等。二是“学派”的概念，主要指以苏轼为代表的那一批学者，也就是所谓的“苏学”或“苏轼学派”。苏轼这派学问的特点还是挺鲜明的，核心就是“融汇百家”。他们虽然以儒家为基础，但不排斥其他思想，比如道家、佛家，甚至诸子百家的内容也吸收。这在宋代的学术氛围里算是一个比较特别的现象。

因为宋代整体的学术氛围其实是相对排他的，特别是理学兴起以后，大家开始强调“纯化儒学”，像程朱理学就是要把儒学提纯，把“杂学”清理出去，尽量去除外来的影响。但苏轼他们不这样，他们不仅不排斥，还主动去吸收各种学派的思想，他们也重视史学、重视文学，这些都是他们和程朱理学那一派很不同的地方。

朱之蕃《东坡笠屐图》

理学家们觉得，搞学问应该追求终极真理。而文学、史学这些东西，是妨碍“正经学问”的。他们的态度就有点像我们小时候在课堂上偷偷看小说，结果被老师批评“你应该去看课本，不要浪费时间”那种感觉。而苏轼他们这派人反而认为，文学和史学不仅重要，而且是表达思想、理解社会的重要手段。

所以，苏轼最出名的其实不是他的学术成就，而是他的文学才华。哪怕是他写的那些议论文、史论文章，很多时候也是用非常文学化的方式来表达思想的。他们这一派的学者，也往往在文章里展现出对历史的深刻理解，并且通过史学来介入现实政治。这种风格在四川其实很有市场，因为四川本来就没有特别强的理学传统；所以苏轼的这一套体系在四川影响力很大，追随者也不少。但如果放在全国范围来看，他们并不是学术的主流，最终历史的赢家还是程朱理学。

在南宋初期，苏轼学派在官方的认可度甚至比程朱理学还要高，比如宋孝宗就非常喜欢苏轼。但到了南宋中期以后，理学逐渐取得主导地位，朱熹他们花了很大力气，去从理论上批判、否定苏轼的学问，认为苏学“不够纯粹”。换句话说，理学要想彻底确立自己的正统地位，首先就得把苏轼那一套儒学体系批倒批臭。

所以苏轼的学派，在南宋中后期的官方认可度开始下降，虽然在民间仍然有影响力，但终究没有成为主流。不过，四川的学术特点也不仅仅是“苏学”，还有一个很突出的地方，就是史学发达。书里也专门提到过，宋代四川出了不少重要的史学家，而且他们有一个特别有趣的特点，就是喜欢通过写历史来参政议政。 四川的史学家不仅仅是做学问，而是带有强烈的现实关怀。他们会通过史书，为当时的朝廷提供政策建议、批评时政。你可以把他们理解成“用历史研究做政治评论”的一批人。

所以，宋代的四川，在学术上有几个很有意思的特点，首先，以苏轼为代表的学派，重视融汇百家，不排斥佛道思想，也重视文学、史学。其次，四川出了大量史学家，他们通过写历史的方式来介入现实政治。这些特点既和四川的文化传统有关，也和四川的政治边缘性有关——很多四川士人无法在仕途上取得成功，就把精力投入到史学研究中。

如果从整体来看，四川的学术风格和程朱理学的那种纯粹“理性化、系统化”的模式不同，它更偏向文学化、历史化，也更关注现实问题，而不是纯粹的哲学探讨。这就决定了它在理学占据主流后，会逐渐被边缘化，但在地方社会和学术圈里，依然有它的影响力。

不与天下州府同：宋代四川的政治文化与文化政治

新锐历史学者黄博力作，重回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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