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捞“浦阳江”

陈侃章 余文军

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第四册，南朝齐建武四年（497）扬州历史地图，有浦阳江，但无曹娥江（图示蓝色河流为古内容，棕色河流为今内容）。

浙东唐诗之路之浦阳江文化研究 陈侃章 余文军 浙江大学出版社

一条河流，就是一部历史。明成化年以前，浦阳江从浙江浦江的深袅山发源，自南而北流经浦阳（浦江）、乌伤（义乌）、诸暨、永兴（萧山）、山阴，独流入海，与钱塘江、吴淞江并称为“吴越三大河流”。本文以考古成果、文献资料为基础，叙说浦阳江流域的灿烂文明，以及“打捞‘浦阳江’”的现实意义。

丰厚底蕴 独步浙东

作为中华文明的摇篮之一，浦阳江流域考古揭示了新石器时代人类活动的发展与变迁，其中，水稻的驯化、陶器（彩陶）的制作等颇具代表性。若将浦阳江比作一根扁担，诸暨的楼家桥遗址就是这根扁担的支点，挑起了下游的萧山跨湖桥遗址和上游的浦江上山遗址。

在跨湖桥遗址中，发现了距今7000-8000年前的栽培稻遗存、堪称“中华第一舟”的独木舟以及世界上第一把漆弓，其中，“独木舟”为先民的水上劳作提供了实证。楼家桥遗址距今6500-6700年，出土了石器、玉器和带有装饰物的陶器，以及谷物类植物遗存，属新石器时代河姆渡文化与马家浜文化类型；对楼家桥遗址的重要性，考古专家蒋乐平如是说道：“没有楼家桥遗址，就不会有后来的浦阳江流域考古调查；没有浦阳江流域的考古调查，跨湖桥遗址、上山遗址很可能是另一种命运。”上山遗址中保存了丰富的、具有驯化特征的稻遗存，炭化的稻米经碳-14测定，距今约10000年，上山文化因此被视为世界稻作物的起源地。

农业是文明滋长的土壤，是人类文明之源，浦阳江流域的先民给世界奉上了最珍贵的礼物。

作为古越文化的发祥地，越人长期在浦阳江流域繁衍生息，越国的建立和发展与夏朝大致平行。越国疆土的拓展始自允常，唐《元和郡县图志》载：“诸暨县，越王允常所居。”勾践继位后，与吴国频繁争战。公元前494年，吴王夫差大败越军，越王勾践入质于吴。公元前490年，勾践被释放回越国，继而谋划“兴越灭吴”，将国都从丘陵之地迁至冲积平原会稽（今绍兴）。浦阳江流域的埤中、大部、句无，曾作为越国都城，为越国的发展壮大提供支持。

《国语》载：“勾践之地，南至于句无，北至于御儿，东至于鄞，西至于姑蔑。”其中的“句无”，就在浦阳江畔的勾（句）乘山，即今诸暨市牌头镇一带。经过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公元前473年，越国灭吴国，成为“春秋五霸”之一。其间，发生了诸多历史事件，如“灭吴九术”的第四术是遴选美女以贡吴王——在浦阳江畔的苎萝山下物色到绝世美女西施、郑旦，经浦阳江送往会稽培训，再通过山阴古水道转到钱塘江，献送至吴国的都城。

公元前306年，越国被强邻楚国实际攻灭，处于分崩状态。公元前222年，秦王嬴政置会稽郡，浦阳江流域的诸暨、山阴、乌伤，是第一批行政县。公元前210年，秦始皇从钱塘江狭窄处东渡至诸暨，“上会稽，祭大禹，望于南海，而立石刻颂秦德”，丞相李斯手书铭文，刻石立碑于山顶，这座地处会稽、诸暨交界处的山峰，始名刻石山。事毕，秦始皇北返，经诸暨、钱唐（古代地名，会稽郡统辖二十六县之一）到吴县（今苏州）。这一往一返一刻石，留下了鲜明的人文印迹，从而为浦阳江流域成为“南北文化融合的高标之地”奠基。

富阳孙氏开创吴国，浦阳江流域的政治、经济、文化，得到长足发展。曾任吴国左丞相的陆凯，其仕途的起点是永兴县长，继而转任诸暨县长，在浦阳江畔建功立业，日后又肩负重任，辗转多地，一步步走向人生巅峰。

永嘉年间，衣冠南渡，王谢世家在会稽开创家国之业。王羲之既掌朝堂权柄，又享林下风流，不时到诸暨苎萝山游赏，浦阳江畔的“浣纱”摩崖，世传为其手笔；所写《诸暨帖》文本，流传至今。更能说明问题的是，南朝宋孔灵符《会稽记》明确记载王羲之墓在诸暨苎萝山，由孙绰拟碑文，王献之书写——这是原始记载，而非后世追记。足见王羲之对西施故里的仰慕，对苎萝山水的钟情。

北魏郦道元在《水经注》中曾描述水势高急、声震山外的五泄瀑布，与迂回而来的浦阳江在乌伤汇合。南朝梁诗人何逊途经浦阳江时，留下《入东经诸暨县下浙江》，云雾天际和山气烟火，扑面而来……

岁月积淀的山川文津，脉络清晰，树立起浦阳江流域文化的高标，彰显了浦阳江流域历史的厚重。

唐诗云集 堪为“枢纽”

南北文化的交融，使无数故事在浦阳江流域叠加，时至文明昌盛的唐朝，就“更上一层楼”了。特别是在诗歌方面，才子和佳作频出。

若论本土的诗人，最具代表性的是上游的骆宾王、中游的良价、下游的贺知章。骆宾王、贺知章的社会知名度高，一个“鹅鹅鹅，曲项向天歌”，一个“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良价不仅开创了佛教中国化的典范——曹洞宗，还是写诗的高手，如《辞北堂颂二首》，诗意盎然，禅意满满。严维进士及第后，首任诸暨县尉，他经常组织浙东诗人联唱，被尊为“诗坛领袖”，楼颖、秦系、施肩吾、罗隐、周镛、吴融等文人学士，都留下了有影响力的诗作。至于玄俨、慧忠国师、灵默禅师、好直上人、贯休等高僧，以诗的形式揭示佛教真谛，蔚为大观。

北方诗人能在浦阳江流域聚集，主要得益于浦阳江的地理位置。浦阳江地处钱塘江东岸，跨钱塘江而东，是唐朝越州到明州（今宁波）、台州、婺州（今金华）的交通要冲，其中的西兴和渔浦，为连通南北的水路节点。此外，浦阳江流域的山水承载了丰厚的历史底蕴，引人驻足，流连忘返。特别是与越国、西施故里相关的古迹，鳞次栉比，有“一山一石一条江，一村一坊一滩津，一殿一墓一条路，一王一相一古都”之称。铺排开来，分别为苎萝山、浣纱石、浣纱江；苎萝村、西施坊、西施滩；西施殿、王羲之墓，西施由越入吴之路；“王”指越王勾践，“相”指范蠡，“古都”指在诸暨境内建立的越国都邑。这些形迹是唐朝诗人取之不尽的创作题材。

初步统计，至少有四百多首唐诗在浦阳江流域诞生，作者有骆宾王、宋之问、贺知章、李颀、王维、李白、秦系、卢纶、严维、白居易、元稹、李商隐、贯休、皮日休、陆龟蒙、鱼玄机、吴融、崔道融等。凡此种种，揭示了浦阳江流域的唐诗具有不可取代的历史地位和现实光彩。

重“曹”弃“浦”经纬纠缠

会稽的主要山水构成，形同一个“山”字——中间一“竖”，是南北走向的会稽山；左边一“竖”，是南北流向的浦阳江；右边一“竖”，是南北流向的曹娥江；底下一“横”，是沟通浦阳江与曹娥江的山阴古水道，与山会平原的诸水道相贯通，为浙东运河的前身。

“浙东唐诗之路”这一文化概念的形成，由民间至官方，有一个酝酿的过程。民间的规划包含了浦阳江流域，官方的规划一度忽略了这一历史地理空间。

在官方规划的“浙东唐诗之路”“钱塘江诗路”“大运河诗路”“瓯江山水诗路”四条“‘诗路’文化带”中，“钱塘江诗路”为钱塘江干流所经之地，在规划附件中有一细细的浦阳江线条，向钱塘江诗路“一靠”，随即消失；“浙东唐诗之路”以曹娥江流域作全面展开，未将枢纽之地——浦阳江流域的诸暨纳入，从而割裂了浙东的历史文脉。究其原因，笔者认为主要有两点：

一、历史地理方位疏淡，不太了解浦阳江流域是浙东的重要区域。

何为“浙东”？从地理位置上讲，以钱塘江为界，钱塘江以东称“浙东”，钱塘江以西称“浙西”。从行政区域上讲，因唐朝江南道浙东观察使驻节越州，也以越州指代“浙东”。浦阳江畔的诸暨素有“浙东巨邑，婺越通衢”之誉，为唐朝越州望县，无论是地理位置还是行政区域，都属名副其实的浙东重镇。

二、历史文化单元模糊，不太清楚曹娥江源出浦阳江。

曹娥江由剡溪、上虞江、舜江、东小江组成，其中，剡溪、上虞江的历史很悠久，但曹娥江之名直至北宋才派生出来，此前一直归属浦阳江名下。北魏《水经注》，唐《十道志》，南宋嘉泰《会稽志》，明《上虞县志》《绍兴府志》，清乾隆《诸暨县志》和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等，都有文字可供查证。

有人认为，把曹娥江记入浦阳江名下，是郦道元未履实地的误记。这是一种猜测，缺乏实证。另有一点需要注意，曹娥江与曹娥、曹娥庙是不同的概念，产生于不同的时代——曹娥和曹娥庙出现于东汉，曹娥江出现于北宋。学者郁贤皓、竺岳兵曾考证，《全唐诗》中一共出现了四次“曹娥”，所指是曹娥庙而非曹娥江；《会稽掇英总集》、谭其骧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亦证实唐朝没有曹娥江之名，至今也未见北宋以前有关于曹娥江的记载。

既然曹娥江和浦阳江都属于钱塘江的支流，把北宋出现的曹娥江确定为“浙东唐诗之路”的主线，抛离北宋之前就有的浦阳江——如此重“曹”弃“浦”，使得“浙东唐诗之路”的理论指向、逻辑体系出现混乱，既降低了这条“诗路”的含金量，也是对两条江历史、文化的误读。

此外，对浦阳江流域孕育唐诗数量之多、作者之众、来源之广缺乏全面认知，疏于整理和研究，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割裂的现状。

协力补充 任重道远

2019年10月，浙江省人民政府印发《浙江省诗路文化带发展规划》（下文简称《规划》），确立“四大诗路建设框架”，《规划》对外公布后，引发社会热议。本文作者之一的陈侃章即撰写《唐诗云集的诸暨，竟成了浙江的孤雁》，认为“浙东唐诗之路”的弃“浦”之举，有待商榷。所谓“浙东唐诗之路”，实是指唐朝的历史环境下，浙东区域涌现的诗人诗作、文韵逸事，要以彼时的视角作为根本出发点。随后出版的《唐诗之路话诸暨——诸暨唐诗三百首》（陈侃章、余文军编著，浙江大学出版社2021年出版），又对浦阳江流域诞生的唐诗进行了系统整理，诗史互证，浙江大学中文系主任胡可先教授为本书作序时指出，诸暨是“‘浙东唐诗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

民间层面，相关研究一并推进，成果涌现；官方层面，省政府参事提交“参事建议”，适时倡导。2020年8月17日，浙江省发改委向省政府书面报告，确认“诸暨是‘浙东唐诗之路’覆盖范围”，并进一步确认“西施故里”“枫桥香榧”是“浙东唐诗之路”的重要景点。

至此，浦阳江流域正式纳入“浙东唐诗之路”的相关规划。但因书面报告是点对点传送，传播力有限，公众所知甚少。看来要“打捞”出浦阳江流域的历史细节与文化精华，让“浙东唐诗之路”名实相符、不留遗憾，属地管理者和文化研究者仍任重道远，却也责无旁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