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唏嘘！白淑湘、薛菁华、赵燕侠、杨春霞等名家结局都如何？

1950年的北京，当第一部芭蕾舞剧《和平鸽》上演时，台下观众窃窃私语："这大腿满台跑，工农兵可受不了。"这句评价，道出了当时中国社会对西方芭蕾艺术的陌生与抵触。谁也没想到，短短几年后，一个叫白淑湘的姑娘将彻底改变中国人对芭蕾的认知。

1958年的春天，18岁的白淑湘站在北京舞蹈学校的练功房里，面对着苏联专家古雪夫严厉的目光。这个从未完整看过《天鹅湖》电影的姑娘，被选中担任中国版《天鹅湖》的主演。排练室里，她摆了一圈椅子，每天练习"黑天鹅"单足旋转，摔倒时常常撞得青一块紫一块。四个月后，当她在天桥剧场完成最后一个旋转动作时，全场观众起立鼓掌——中国第一只"白天鹅"诞生了。

1964年，中央芭蕾舞团决定将革命题材《红色娘子军》搬上芭蕾舞台。白淑湘凭借扎实的功底获得吴琼花一角，这个角色让她获得了"中国第一只红天鹅"的美誉。

时光流转，白淑湘遭受了不公平的对待，远离了舞台。1973年的一个冬夜，她正在农场烧开水，突然接到调回舞团的通知。原来周恩来总理在看演出时，随口问了一句："白淑湘现在在哪儿？"就是这句简单的询问，改变了她的命运。重返练功房的第一天，34岁的她摸着熟悉的把杆泪如雨下。为了恢复状态，她每天训练12小时，两个月暴瘦12公斤。当《红色娘子军》熟悉的旋律再次响起时，观众发现，那个英姿飒爽的吴琼花又回来了。

次年，《天鹅湖》复排，已经36岁的她再次披上白色羽衣。当电视转播将她的舞姿传遍全国时，无数中国人才第一次真正认识了芭蕾艺术。此后十年间，她先后主演了《希尔维娅》《仙女们》等经典剧目，直到1990年中央芭蕾舞团建团25周年时，51岁的白淑湘才正式告别舞台。

1968年的中央芭蕾舞团排练厅里，18岁的薛菁华正在练习一段黎族舞蹈。这个刚从舞蹈学校毕业不久的姑娘，怎么也没想到自己会被选中接替"吴琼花"这个重要角色。当时团里正在进行角色调整，原本只是担任连长的她，突然被通知要改演女主角。面对这个突如其来的机会，薛菁华既兴奋又忐忑，她后来回忆说："那时候我连做梦都不敢想能演主角，突然接到通知时，整个人都是懵的。"

为了演好这个角色，薛菁华开始了近乎残酷的训练。每天清晨五点就起床练功，晚上常常练到深夜。她反复观看电影版《红色娘子军》，揣摩祝希娟的表演；又向团里的前辈请教芭蕾技巧。最难的是那段著名的"倒踢紫金冠"，为了这个动作，她的腿上总是布满淤青。功夫不负有心人，1971年电影拍摄时，这个动作一次就通过了，成为整部电影最经典的镜头之一。

电影公映后，薛菁华一夜成名。在那个文化娱乐匮乏的年代，她的剧照被印成年画、笔记本、搪瓷杯，走进千家万户。农村的土墙上，工厂的宣传栏里，到处都能看到"吴清华"英姿飒爽的身影。有次她坐公交车，售票员认出了她，激动得忘了收票钱。这样的场景，在当时的中国随处可见。

2004年在上海国际芭蕾舞比赛上，已经54岁的薛菁华谈起芭蕾艺术时依然神采奕奕："技术再高超，如果不能打动观众，就不是真正的艺术。"这句话，道出了她毕生的艺术追求。

北京前门大栅栏的胡同里，五岁的赵燕侠正跟着父亲学唱《女起解》。清晨的阳光透过老槐树的枝叶，在青砖地上投下斑驳的光影。这个1928年出生在河北的梨园子弟，从小就在戏班子里摸爬滚打。十五岁那年，她在天津中国大戏院演出《玉堂春》，一段"苏三离了洪洞县"唱得满堂喝彩，天津的报纸第二天就登出了"小荷才露尖尖角"的评论。

1947年，十九岁的赵燕侠做了一件轰动京津戏曲界的事——组建"燕鸣社"。这在当时可谓胆大包天，要知道那会儿的戏曲班社都是男人当家。她带着二十几个年轻演员，从北京唱到上海，最困难时连戏箱都当掉了，硬是靠着《红娘》《勘玉钏》几出戏打出了名号。解放后，"燕鸣社"改成国营的燕鸣京剧团，1961年并入北京京剧团时，三十三岁的赵燕侠已经能和马连良、谭富英这些大师平起平坐，担任副团长了。

1963年深秋的一天，赵燕侠正在排练《白蛇传》，突然接到紧急通知。当她走进钓鱼台国宾馆的会客厅时，导演正背对着她欣赏墙上的字画。"赵团长来了？"原来是导演看中了沪剧《芦荡火种》，想改成京剧，点名要她演阿庆嫂。赵燕侠后来回忆说："当时只觉得这是个新任务，哪知道从此就踏进了一场漩涡。"

改编过程充满波折。赵燕侠坚持阿庆嫂的妆容要淡雅，认为茶馆老板娘不该浓妆艳抹；导演却要求突出"英雄形象"，两人为此争执不下。被赶下舞台的赵燕侠，远离舞台长达十年。有次路过工人俱乐部，听见里面正在放《沙家浜》录音，洪雪飞唱的"垒起七星灶"飘出窗外，她蹲在墙角哭得不能自已。

直到1978年冬天，五十岁的赵燕侠才重新登台。当她再次唱起《沙家浜》时，观众发现那个阿庆嫂眼角有了皱纹，但眼中的神采比当年更灼人。有年轻演员问她后不后悔当初的坚持，她只是笑了笑："戏比天大，但做人更要紧。"

上海戏曲学校的练功房里，十一岁的杨春霞正踮着脚尖练习昆曲《游园惊梦》的身段。那是1954年的秋天，窗外的梧桐叶飘落在青砖地上，老师朱传茗手中的戒尺轻轻点着她的腰："再挺直些，杜丽娘是大家闺秀。"这个祖籍宁波的小姑娘还不知道，二十年后自己会成为十亿中国人的"定妆照"。

1961年从戏校毕业时，杨春霞已经能在《贵妃醉酒》里完成漂亮的卧鱼动作。那年冬天，上海青年京剧团赴香港演出，她临时顶替生病的师姐出演《白蛇传》。谢幕时，香港观众往台上扔的不是鲜花，而是一把把硬币——这是梨园行当最朴素的喝彩。回到上海，她成了团里的台柱子，经常被派去给外宾表演《天女散花》，绸带舞得行云流水。

1973年初春的一个早晨，杨春霞正在食堂吃粢饭团，团长急匆匆找来："赶紧收拾行李，下午的火车去北京。"火车开动时，她才发现连换洗衣服都没带全。到了北京京剧团，领导直接把她带到排练厅，指着剧本说："你演柯湘。"她翻开第一页就看到"家住安源萍水头"的唱词，心里直打鼓——这和她熟悉的才子佳人戏完全是两个路子。

最难的是改变表演习惯。演惯杜丽娘、杨贵妃的她，第一次排练念"共产党员"台词时，下意识用了兰花指，惹得全场哄笑。为了练好普通话，她每天清晨站在护城河边读报纸，冻得嘴唇发紫；武打动作不过关，就绑着沙袋在宿舍走廊里翻跟头，有次差点撞翻暖水瓶。最让她难堪的是，每当唱到"铁打的肩膀粗壮的手"，台下总传来窃笑——观众实在无法把这个纤弱的江南女子和台词里的形象联系起来。

转机出现在1974年夏天。剧组去井冈山体验生活，杨春霞跟着当地妇女一起挑水砍柴。两个月下来，她晒黑了，手掌磨出了茧子，但眼神里多了份坚毅。回京后再次排练，当她握着扁担亮相时，导演激动地拍大腿："就是这个劲！"发型师受她自然卷发的启发，设计出那款后来风靡全国的"柯湘头"——略带波浪的短发，额前垂着几缕刘海，既符合革命形象，又保留了女性柔美。

电影《杜鹃山》公映后，杨春霞成了全民偶像。最夸张的时候，北京理发店门口天天排长队，都是来剪"柯湘头"的姑娘。有次她去百货大楼买雪花膏，售货员认出她后，整个柜台被围得水泄不通，最后是保安把她从后门送出去的。在阿尔及利亚演出时更神奇，谢幕后当地观众涌上台，非要摸她的头发，以为卷曲的发梢是特意烫的"中国时髦"。

1964年的银川，风沙打着旋儿掠过排练场的窗棂。三十二岁的李丽芳正对着镜子反复调整柯湘的亮相动作，这是宁夏京剧团排演《杜鹃山》的第三个月。她不知道，自己即将成为全国第一个塑造柯湘形象的京剧演员，更想不到这个角色会以怎样的方式从她生命中溜走。

那天清晨，剧团全员兴冲冲登上开往长春的火车，准备把《杜鹃山》拍成电影。车过丰台时，突然有工作人员举着电报追进站台。李丽芳看着团长脸色骤变，纸上"速赴上海"四个字像道闪电劈开了既定轨迹。

从柯湘到方海珍的转变并不轻松。李丽芳习惯性地把码头女书记演得刚劲有余而细腻不足，导演总喊停："方海珍是工人阶级代表，不是穆桂英挂帅！"她把自己关在后台，观察黄浦江边真正的码头女工——看她们怎样挽起沾满机油的工作服袖子，怎样在吊车轰鸣中扯着嗓子说话。三个月后，当她在台上唱出"大吊车真厉害"时，台下老码头工人直拍大腿："这闺女把咱干活的神气都学去了！"

《海港》连演八年，李丽芳的方海珍成了标杆。有次谢幕时，她发现第一排坐着个穿补丁衣服的女工，手里攥着皱巴巴的戏票，眼里闪着泪光。后来才知道，这是位码头女工，攒了半年钱就为看这场戏。这件事让李丽芳意识到，现代戏的意义不止于舞台。

七十年代末传统戏恢复演出时，有人劝她专心演新戏，她却执意重拾《穆桂英挂帅》。首演那晚，四十七岁的她扎着大靠出场，一个鹞子翻身照样赢得满堂彩。后台年轻演员问她怎么做到的，她指着练功房墙上的字条："一日不练自己知道，两日不练同行知道，三日不练观众知道。"

1960年的上海，一座崭新的舞蹈学校在黄浦江畔拔地而起。来自工人家庭的茅惠芳，凭借天生的艺术禀赋和坚韧的意志，成为这所学校的第一批学员。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练功房里常常回荡着舞鞋与地板的摩擦声，年轻的舞者们用汗水浇灌着艺术梦想。茅惠芳每天最早到练功房，最晚离开，膝盖上的淤青从未消退过，正是这份执着，让她在众多学员中脱颖而出。

1964年，上海舞蹈学校决定将课堂实习的小型舞剧《白毛女》改编为八场大型芭蕾舞剧。这个决定改变了茅惠芳的艺术人生。在排练厅里，她反复揣摩"喜儿"这个角色，从被压迫的悲愤到重获新生的喜悦，每一个眼神、每一个动作都经过千百次打磨。1965年5月，"上海之春"艺术节的舞台上，当聚光灯打在茅惠芳身上时，一个活生生的"喜儿"跃然台上。观众席爆发出经久不息的掌声，这个来自工人家庭的姑娘，用脚尖讲述了中国农民的故事。

1979年，事业如日中天的茅惠芳做出了人生另一个重要选择。她与复旦大学物理系青年教师沈维滇喜结连理。婚后，她短暂离开舞台相夫教子，但对舞蹈的热爱让她很快重返剧场。在《蝶双飞》中，她饰演的祝英台翩若惊鸿；在《苗岭风雷》里，她塑造的苗族姑娘灵动鲜活。

1984年，茅惠芳的人生轨迹再次转折。在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不久，她随丈夫赴美深造。在底特律维恩大学，这位东方舞者开始了新的艺术探索。从最初的芭蕾舞系教师到后来的艺术系主任，她将中国民族舞蹈的精髓融入西方芭蕾教学。最令人动容的是，在一次《白毛女》专场演出中，因找不到合适的搭档，她的丈夫——密歇根州立大学物理系教授沈维滇主动请缨饰演"杨白劳"。这对学者与艺术家的组合，在异国他乡重现了中国经典，演出结束后，观众起立鼓掌长达十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