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家产留给独生女，她却把我送进养老院，我遇到了我的初恋（上

本内容纯属虚构

我女儿林薇，把我送到养老院门口的时候，脸上挂着那种精心排练过的、恰到好处的愧疚。

像一出劣质电视剧里的女主角。

“妈，你别怪我，我也是没办法。”

她一边从后备箱里往下搬我的行李，一个寒酸的拉杆箱，里面塞着几件换洗衣服和我的降压药，一边说。

我没作声，靠在车门上，看着“金色夕阳”这四个烫金大字。

俗气得像个城乡结合部的洗浴中心。

阳光刺眼，晃得我有点晕。

“公司最近太忙了，小宝又要上辅导班，你一个人在家，万一摔了碰了，我上哪儿知道去？”

她把箱子立在地上，拉着我的手，那只手上戴着我去年生日时给她买的卡地亚手镯，在阳光下闪着冰冷又昂贵的光。

“这里条件很好的，我打听过了，院长是我同学的亲戚，会照顾你的。”

我终于开了口，嗓子干得像被砂纸磨过。

“照顾我？怎么照顾？一天三顿稀饭馒头，然后等着我死？”

林薇的脸僵了一下。

“妈，你怎么能这么说？”

我冷笑一声。

“我怎么不能这么说？我把你养到三十五岁，给你买房，给你买车，连你现在住的那套一百八十平的江景大平层，房本上写的也是你的名字。”

我的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像小石子，砸在她精心描画的妆容上。

“我把我一辈子的积蓄，我跟你爸一辈子的心血，都给了你。”

“现在，你就是这么‘照顾’我的？”

林薇的眼圈红了，是真红还是假红，我已经分不清了。

也许兼而有之。

“妈，钱的事我们不提行不行？这跟钱没关系！”

“怎么没关系？”我甩开她的手，“没钱，你能把我扔在这个鬼地方？没钱，你敢这么理直气壮地当白眼狼？”

她深吸一口气，像是用尽了全身的力气，才把眼泪憋回去。

“我懒得跟你吵。”

她从包里掏出一个信封，塞到我手里。

“这里是五千块钱，你先用着，我下个月再给你打。我得走了，下午还有个会。”

她说完，转身就上了她的宝马X5。

那辆车，也是我给她买的。

我捏着那个薄薄的信封，站在原地，看着那辆白色的车绝尘而去，连尾灯都带着一丝迫不及待的仓皇。

一个穿着护工服的女人走了过来，脸上是职业化的微笑。

“是赵秀兰阿姨吧？我叫小丽，以后我负责您。”

我没理她，只是看着车消失的方向。

心里有个地方，咯噔一下，碎了。

养老院的味道，是一种复杂的混合体。

消毒水，饭菜馊掉前的临界气味，老旧衣物和人体衰老的气息。

我被安排在一个双人间，靠窗的床位。

室友是个姓李的老太太，据说已经有点糊涂了，大部分时间都在睡觉。

房间很小，一张床，一个床头柜，一个公用的衣柜，就是全部。

白色的墙壁上，有几块黄色的污渍，像凝固的眼泪。

小丽帮我把行李箱里的东西拿出来，叠好，放进衣柜里属于我的那一格。

“阿姨，您先休息一下，五点半开饭。”

她说完就走了，留下我一个人，坐在这张硬板床上。

我环顾四周。

这里，就是我的“金色夕阳”了。

我一辈子都活得体面。

我是国企的退休会计，我先生是中学物理老师。我们一辈子兢兢业业，没求过人，也没亏待过谁。

尤其是对林薇。

她从小就是我们的掌上明珠。

别人家孩子还在穿布鞋，她已经有了第一双小皮鞋。

别人家还在攒钱买电视，我们已经给她买了钢琴。

她要什么，我们就给什么。

我们总觉得，就这么一个女儿，不能让她受半点委屈。

后来我先生走了，我更是把所有的爱和补偿，都倾注在她身上。

她结婚，我怕她受婆家气，全款给她买了婚房。

她生孩子，我退休在家，鞍前马后地伺候月子，带大了外孙小宝。

她说想换个大点的房子，我二话不说，把我唯一的养老房卖了，凑钱给她换了那套江景大平层。

那时候，她抱着我，哭得稀里哗啦。

“妈，你就是我这辈子最大的靠山。”

我笑着拍她的背，说：“我不给你当靠山，给谁当？”

言犹在耳。

现在，我的靠山，把我送进了养老院。

多么讽刺。

晚饭是白菜炖豆腐，一个馒头，一碗清汤寡水的紫菜汤。

我没什么胃口，扒拉了两口就放下了。

餐厅里很吵，老人们吃饭的声音，说话的声音，电视里播放新闻联播的声音，混成一团。

我坐在角落里，像个局外人。

有个大爷端着碗凑过来。

“新来的？”

我点点头。

“闺女送来的？”

我没说话。

他自顾自地笑了一下，露出一口黄牙。

“都一样。养儿养女，最后都是送到这儿来团聚。”

他的话里带着一种洞悉一切的沧桑。

我突然觉得有点恶心。

晚上，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

隔壁床的李老太发出均匀的鼾声。

窗外，城市的霓虹灯透过窗帘缝隙照进来，在天花板上投下斑驳的光影。

我想起我那套被卖掉的房子。

朝南的阳台上，我养了十几盆花。

春天有杜鹃，夏天有茉莉，秋天有菊花，冬天有腊梅。

不知道林薇搬家的时候，那些花怎么样了。

大概率，是被当成垃圾扔掉了吧。

就像我一样。

我掏出手机，想给林薇打个电话。

我想骂她，想质问她。

但翻到她的号码，手指却停住了。

我能说什么呢？

说这里不好，让她接我回去？

那不是求她吗？

我赵秀兰一辈子没求过人。

我把手机扔到一边，用被子蒙住头。

眼泪终于忍不住，无声地流了下来，浸湿了枕头。

枕头是养老院的，有一股阳光和灰尘混合的味道。

第二天，林薇的电话打来了。

彼时我正坐在院子里的长椅上，看着一群老太太打太极。

动作迟缓，像电影里的慢镜头。

“妈，在那边还习惯吗？”

她的声音听起来很疲惫，背景音里有键盘敲击的噼啪声。

“托你的福，死不了。”我冷冷地说。

她在那头沉默了一下。

“妈，我知道你生气。但你也要理解我。小宝明年就要小升初了，我跟老王都快愁死了。我真的没有精力再照顾你了。”

“我需要你照顾了吗？”我反问，“我在自己家，买菜做饭，养花遛狗，我什么时候让你操过心？”

“可你上次不是差点在浴室摔倒吗？要不是我正好回去，后果不堪设想！”

她找到了一个绝佳的理由，声音都高了八度。

那次是我洗完澡，地滑，踉跄了一下，扶住了墙。

被她小题大做，说成了“差点摔倒”。

成了她把我送进养老院的“铁证”。

“那是我自己的事，摔死了也用不着你管。”

“你怎么又说这种话！”她不耐烦起来，“我这是为了你好！这里有医生有护工，二十四小时有人看着，比你一个人在家安全多了！”

“安全？”我笑了，“是啊，安全得像个监狱。”

“不可理喻！”

她啪地挂了电话。

我听着手机里的忙音，感觉全身的力气都被抽空了。

我为了她好，给了她我的一切。

她为了我好，把我关进了这里。

天底下还有比这更划算的买卖吗？

院子里的阳光很好，晒在身上暖洋洋的。

但我感觉自己像一块冰，从里到外都冷透了。

我开始观察这里的人。

每天早上，大家会聚在院子里，做操，聊天。

聊天的内容无非是子女多久没来看了，今天伙食怎么样，谁的血压又高了。

每个人脸上都带着一种相似的麻木和认命。

就像一群被圈养的牲口，等着最后那一天的到来。

我不想成为他们中的一员。

我开始拒绝参加集体活动。

我一个人在院子里散步，或者待在房间里看书。

我带来的几本书很快就看完了。

养老院的阅览室里，只有一些过期的报纸和养生杂志。

日子变得无比漫长和乏味。

我的脾气越来越暴躁。

护工小丽给我送饭，晚了一点，我都会冷着脸质问她。

食堂的饭菜不合口，我就直接倒掉。

我知道我这样很讨人嫌。

但我控制不住。

我心里的那股怨气，像一团火，需要一个出口。

他们都说，赵阿姨是个怪人，不好惹。

渐渐地，也没人来主动跟我搭话了。

我成了这座孤岛上的孤岛。

那天下午，天气阴沉沉的。

我坐在院子里的凉亭里发呆，感觉胸口闷得慌。

一个男人在我对面的石凳上坐了下来。

他背着一个画板，手里拿着一支铅笔。

他没有看我，而是支起画板，开始画凉亭外的那棵老槐树。

我瞥了他一眼。

大概六十多岁的年纪，头发花白，但梳理得很整齐。

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卡其布夹克，很干净。

他画得很专注，铅笔在纸上沙沙作响。

那声音在沉闷的空气里，显得格外清晰。

我没来由地看他画画，看了很久。

他画完了，抬起头，正好对上我的目光。

他愣了一下，随即温和地笑了笑。

“打扰到您了？”

他的普通话，带着一点点不易察觉的南方口音。

很耳熟。

我摇摇头。

“你画得很好。”我说的是实话。

那棵老槐树，在他笔下，枝干苍劲，仿佛有了生命。

“随便画画，打发时间。”他把画收起来，放进画夹里。

“您也是这里的？”他问。

“不然呢？来旅游的？”我的语气有点冲。

他也不生气，还是那样温和地笑着。

“我叫宋建军。刚来一个多月。”

宋建军。

这个名字，像一把生锈的钥匙，猛地插进了我记忆的锁孔。

我死死地盯着他。

他脸上的皱纹，眼角的沧桑，都无法掩盖那熟悉的轮廓。

那双眼睛，年轻时像盛着星星，如今虽然黯淡了，但那份温润还在。

“你……”我的声音在发抖，“你是……上海知青？”

他脸上的笑容凝固了。

他仔仔细细地看着我，眼神里充满了惊愕和探寻。

“你是……赵秀兰？”

我的眼泪，一下子就涌了上来。

已经有多少年了？

四十年？还是四十五年？

我以为这辈子，我们都不会再见了。

宋建军。

我的初恋。

我们是在工厂里认识的。

那时候，我刚技校毕业，分配到厂里的车间当学徒。

他比我大三岁，是响应号召来我们这个北方小城支援建设的上海知青。

他被分在宣传科，写写画画，是我们厂里有名的大才子。

又高又白净，笑起来有两个浅浅的酒窝。

厂里的姑娘，没几个不喜欢他的。

我也不例外。

但我胆子小，只敢偷偷地看他。

看他在篮球场上挥汗如雨。

看他在宣传栏前画板报。

看他在文艺汇演上拉手风琴。

那时候的喜欢，很简单，很干净。

就是看一眼，心里都能开出一朵花来。

转机发生在一次意外。

我操作机床时，不小心被飞溅的铁屑划伤了胳膊。

血一下子就流了出来。

我吓得不知所措。

是他，正好路过，二话不说，撕下自己白衬衫的一角，给我包扎伤口。

然后拉着我，一路跑到厂里的医务室。

他的手很大，很温暖。

我低着头，跟在他身后，感觉自己的脸烫得能烙饼。

从那以后，我们就熟了。

他会借给我他从上海带来的书，《红与黑》，《安娜·卡列尼娜》。

我会在家里做了好吃的，偷偷带给他。

我们会在下班后，沿着工厂外的河边散步。

聊文学，聊理想，聊遥远的上海和未来。

那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

他向我表白的那天，是在一个夏天的晚上。

晚风吹着，河水潺潺。

他说：“秀兰，等我回城，我就来接你，我们结婚，好不好？”

我点点头，眼泪掉下来，不知道是高兴还是害怕。

那时候，知青回城是遥不可及的梦。

而且，我父母也不同意。

他们觉得，一个上海知青，怎么可能看得上我们这种小地方的普通工人家庭。

他们怕我被骗，怕我将来受苦。

但我们还是不管不顾地相爱了。

像所有被禁忌的爱情一样，热烈而又绝望。

我们以为，只要我们足够坚定，就能等到柳暗花明的那一天。

但我们没等到。

第二年，他父亲在上海出了事，被隔离审查。

他作为“有问题”的子女，被第一批发往了更偏远的农场。

他走的那天，我去送他。

在长途汽车站，我们隔着人群，遥遥相望。

他对我做了一个口型。

“等我。”

我用力地点头。

他给我写过几封信。

信里说，农场很苦，但他会坚持下去。

他说，他每天都在想我。

我也给他回信，告诉他我会等他。

但我的信，好像都石沉大海。

后来，我再也没有收到过他的信。

厂里开始有流言蜚-语。

说他家里的问题很严重，他这辈子都回不来了。

说他在农场，跟当地一个干部的女儿好上了。

我父母的压力，同事的眼光，未来的渺茫，像三座大山，压得我喘不过气来。

我等了两年。

两年后，我经人介绍，认识了林薇的父亲。

一个老实本分的物理老师。

我们结婚了。

结婚那天，我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大哭了一场。

我把宋建军送我的那些书，写的那些信，全都烧了。

我告诉自己，赵秀兰，你该认命了。

从那以后，宋建军这个名字，就被我埋在了心底最深的角落。

我再也没有跟任何人提起过。

我以为，它已经腐烂，化成了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