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束星北档案》（袁敏）

袁敏（《江南》杂志原主编、浙江作协原副主席）

接到《中华读书报》丁杨先生的来信，约我写一写编辑出版《束星北档案》背后的故事。说实话，在我做图书编辑的生涯中，我最看重的一本书就是《束星北档案》。虽然和我编辑出版过的那些有名有利的畅销书相比，《束星北档案》只印了两万册；虽然图书市场上已经觅不到此书的踪影，出版社也不肯加印，但我知道此书的影响力并没有消散，束星北的名字依然在许多人中间口口相传。前不久有一家做书颇负盛名的民营公司找我，表示希望重做此书；作者刘海军也给我打电话，说有一家著名出版社也有意重新出版该书。对此，我颇感欣慰。金子无需擦拭和包装，光亮会无声地闪射出来，并且历久弥新。一个是名不见经传的普通作者，另一个是出土化石般最初让许多人陌生的名字，却因为《束星北档案》而被读者双双记住，一度曾经在知识界和文化界颇为流行的“你束星北了吗？”让我很有成就感。作为此书的责任编辑，虽然距离编辑此书已整整七年，但许多记忆却拂之不去。丁杨先生的约稿让我想起了一系列往事，我很愿意写下来与读者一起分享。

那是2003年初夏，我回到杭州父母家中度假，因来自非典重灾区北京，而被当地居委会责成在家中观察十天不得出门。十天过后我急于返回北京，却接到青岛作家王泽群的电话，说有一部极棒的书稿，让我立刻去青岛。我当时手里压着好几部待编的书稿，根本没有时间和精力再接新的稿子，便推托。王泽群在电话里大着嗓门说：袁敏我告诉你，这是一部中国知识分子的苦难历程，你不来一定会后悔！闻此言我心里一震，当即定了去青岛的机票。王泽群到机场来接我，他身后跟着一个瘦瘦的书生，寡言，略显木纳。我想，这一定是书稿的作者了，便有些失望。我很相信和作者第一次见面的感觉，事实上，这样的感觉常常会导致我对书稿的期待值，而且这种期待值大多都被证实是比较准确的。王泽群介绍说他叫刘海军，这部书稿写了15年。我承认自己心里格登了一下，15年！人一生真正能干事情的有几个15年？能用15年的时间浸在一部稿子里不出来，这样的稿子无论如何是值得看一看的。王泽群将厚厚的一个大信封交给我，用不容商量的口气对我说，你到宾馆住下后我们就不打搅你了，从现在起到明天中午11点你就看稿子，到时候你不用说其他的，你只要告诉我们，这稿子你编还是不编。从头至尾，跟在王泽群身后的刘海军几乎没有说过一句完整的话，直到离开时才深深地看了我一眼，那眼神是忧郁而涣散的。

我住的栈桥宾馆对面就是大海，宾馆旁边的青岛日报是刘海军供职的单位。他原来是报社科技部的记者，而科技部是大家争着抢着要去的肥缺部门。刘海军在众人眼里完全是个异数，他偏偏愿意离开科技部到清汤寡水的文艺部。一周编一期副刊对当时已经写出过电视连续剧和长篇报告文学的刘海军太是小菜一碟了，大把的时间不在肥得流油的科技部搂钱，蹲在诗歌一首散文一篇的文艺部发呆干嘛？这些议论是刘海军和我相熟以后告诉我的，他说，作出这样的选择完全是因为束星北。他是在1988年知道束星北这个名字的，当时自己刚被分工担任科技口的报道，初次采访时就听人谈及束星北。开始时只是听着束星北那些英雄气概的传奇，侠气十足的故事很感兴趣，也隐约觉得这个人的背后有一口巨大的深井，他想探究这口深井，但却不知道路径在哪里。直到1993年一个偶然的机会，刘海军接触到了束星北档案。这一次偶然的接触让他无可抵挡地走进了束星北的生命，他无法想象，一个普通的知识分子身后居然会有几千万字尘封的档案，堆起来就像一座小小的坟丘，刘海军在这座坟丘面前感到了心灵的震撼！这是一个人在特定的历史时期被扭曲被阉割被异化的过程记载，也是一颗泣血的灵魂被扼杀被深埋的见证。这样的历史也许已经被许多人发掘扬筛了多少遍了，可是，大历史下的这一个个体依然锥心般地刺痛了刘海军。束星北档案让刘海军看到了一个人，也是一代中国知识分子最为完整而严密的命运记录，看到了一个时代对一个个体精密的检查与观测过程，一个漫长而又严酷的手术过程，在这里，你可以清楚地看到，一个人的思想、意志、尊严，是如何被一点一点地剥落。由此刘海军坚定不移地相信，以往许多人匆匆踏过去的，也许只是冰山一角。

只读了三分之一的文字，我就意识到，这是一个编辑可遇而不可求的书稿，束星北无疑是一个应该让国人重新记起和评说的英雄，虽然这个英雄最终以落败告别人世，但他复杂而又丰富的命运历程奏响的悲怆之歌，对后人无疑有极大的警示作用。

我给王泽群打电话，请他告诉刘海军，说这稿我编了。王泽群在电话那头似乎没有显出高兴，迟疑了几秒钟，他说，袁敏，我得跟你说实话，这部书稿曾经给过数家出版社，均遭退稿。有一家很著名的出版社最初很兴奋地接受了稿子，但几天后就将稿子退回，并说这个作者不会写稿。王泽群说，袁敏你要想好了，这部书稿可能会占据你很多时间和精力，而最终结果却不得而知。我说，我知道，我一看书的内容就知道这部书稿涉及诸多敏感话题。我会努力，《三重门》当初不也是一家出版社的退稿吗？

放下电话没多久，王泽群和刘海军就来到栈桥宾馆，这回刘海军的眼神里有了些许光彩，他拿来一大包黑白老照片，哗的一下倒在桌子上，我略略一扫这些照片，心浪就汹涌起来，仿佛一道道历史的洪流向我扑面而来。我深知这些承载着岁月沧桑的老照片的价值，我对这部书将来会呈现出来的整体风貌也有了更加明晰的设想。尤其是束星北那张肖像照，那双苍凉的眼睛，那些如刀刻斧凿般的深深的褶皱，相信生命与灵魂只有死过数十次的人才会有这样令人悲伤与不安的面孔。我对刘海军说，这张照片成书时一定要放大出穴，不要任何图说，就干干净净地在角落里印上：束星北像。这张脸所能讲述的内容是任何文字都无法准确表达的。也许我下意识地已经讲到了做此书的细节，也许我对此稿溢于言表的兴奋，木纳寡言的刘海军神情活跃起来，话也多了，他拿起一张张照片向我解说时代背景、政治风云、人物关系、事件勾连……我突然发现海军其实是一个内心激情似火的人，但这种火像炭火，热、亮，灼人，却看不到窜起的火焰甚至火苗。

中午，海军说要做东请吃饭，并让我见两个朋友。我的性格也比较寡淡，对结交不相干的朋友提不起什么兴致。但海军说，这两个人你一定要见见，没有他们，可以说就没有今天这部书稿。

吃饭时，我见到了海军口里不断念叨的两位老师。他们是一对夫妻：胡念帮先生，金翠华女士。胡是一间合资企业的部门负责人，金是青岛大学的教授，他们两位也是作家，他们的散文获过老舍文学奖。胡老师和金老师一看就是知性而有内涵的人，餐桌上他俩话很少，胡老师能稍稍喝点酒，和王泽群还能碰碰杯，有点气氛，金老师则静静地坐在一旁，不说话，但脸上一直带着温润的让人心生暖意的微笑。看得出，海军很尊重和亲近这两口子，他们眼神的交流有一种家人的情感。后来我才知道，海军说如果没有胡老师夫妇就没有这部书稿，这话真不是随便说的。

尽管刘海军在1993年就看到了束星北档案并引起心灵震撼，但真正下决心并动手写这部书稿却是在三年以后。确切地说刘海军最初虽然为束星北档案震动，但他并不认为那些连篇的揭发、检举、调查、告密、反省、检讨、悔过等等卷宗材料最终能为自己写书提供多少有价值的东西，看完这些档案以后他就送回去了。他觉得档案只能是个指向，一个通往莽林深处的路标，而自己需要了解的是熟知束星北人生经历的所有故事。刘海军列出了一张详细的人物采访表，按照束星北的每一段人生历程按图索骥，只要是和束星北认识或有过交往的人不管他在全国任何地方，刘海军最终都能打听到并使其成为他的采访对象。很多人物由甲及乙，由乙而丙，由丙到丁，一路延伸挖掘下去，最后表格上列出的人物竟有上百个。束星北在世时经历复杂，足迹广阔，相知相识遍布天南海北，刘海军利用业余时间，自费跑遍全国，采访了表格上几乎所有的人。周围和他相熟的朋友劝他不必那么认真，他自己也知道很多功夫是无效劳动，最终也用不上，但他觉得自己必须那么做，否则心里就不踏实，写这部书稿就会没有底气。除了前期深入细致的采访外，刘海军又挤出时间来恶补物理学、气象学等相关专业基础知识，面对束星北这样一个世界级的天才物理学家，他无法想象自己一个科盲如何与科学大师对话。这样的前期功课刘海军一做就是三年。接下来，刘海军开始按照自己以往写报告文学的路子来写束星北。他的家就在栈桥对面，家中的小阁楼是他为自己选定的和束星北做文字对话的场所。阁楼有个不大的老虎窗，可以看到对面一望无垠的大海，午夜时还可以听到大海从无疲惫的呼吸。海军除了到报社编编副刊完成本职工作以外，其余所有的时间几乎都是在这小阁楼里度过的。日复一日，潮涨潮落，笔耕不辍。一年多以后，海军的电脑里有了近四十万字的初稿。按照他最初的设想和提纲，文稿应该已经接近尾声。然而，刘海军看着自己呕心沥血写下的文字居然没有一点激动，也没有一点感动。他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他只是敏锐地意识到，稿子不应该是这个样子的，这样惊心动魄的人物和历史写出来却连自己都打动不了，一定是什么地方出错了。错在哪里呢？海军苦思不得其解。他苦闷极了，常常在小阁楼里一个人一坐就是几个小时。他的夫人很贤惠，怕他闷出病来，想方设法拖他走出阁楼会会朋友，可他到哪都是神情恍惚，不言不语。

周围的人开始不解，慢慢地有了一些议论，甚至有人猜测刘海军有什么毛病。事实上，刘海军从认识到走近束星北的那段日子，正是我们的国家、时代都在发生天翻地覆的时候，下海，经商，挣钱，发财，很多人都在选择，人们的生活方式都在发生变化。刘海军身边的亲人和朋友中更是不乏暴富之人，他的兄弟一个从政一个经商都活得很风光。刘海军也不是没有这样的背景和条件，他的父亲是青岛市委副书记，领导干部的孩子想做什么有的是人献殷勤。然而这么些年，刘海军就是在和一个遥远的逝者打交道，生活清贫枯燥，几乎无乐趣可言。

转机或者说豁然开朗是一瞬间的事。刘海军再看几十万字的初稿，突然意识到是稿子的文本方式出现了问题。自己习惯性地将稿子写成了传统的报告文学样式，文学的叙述和煽情让束星北和他经历的那段历史，那个年代显得无所适从。关于这一点，刘海军曾经在《束星北档案》的后记中有过一段表述：按说束星北档案便是文本的方向，可我却将它弄成了报告文学样式。这种80年代出现、蔓延开来的文本样式，始于对新闻体制的“反动”，它将被滤下来的尘封或埋葬的新闻（确切地说应该是历史）重新发掘出来，予以文学包装加工而大行其道。这种文本样式不可避免地为商业化和功利化所侵蚀。我显然为其所疾，就像那个时期诸多华而不实、任凭主观意志加工绘制的作品样式一样，《束星北档案》成了“文学作品”，而我也成为其中一个角色，到处都是着意的创作、加工、绘制的痕迹，到处都是“我”的行踪。资料和故事都是真实的，为什么一经加工绘制就虚假了，就可憎了呢？我苦苦思索，终于发现根子出在文本样式。一部束星北档案，便是历史，便是主人公的心灵史，自己为什么要创作，要绘制，将真的做成假的呢？纪实作品唯一需要做的是让历史述说历史，让人物说人物，它的文本样式应该是真实客观有凭有据的“实证”，换言之，它应是一个调查报告或一份病理分析书，作者所要做的只是以冷静客观的态度，用看不见的手来导引其径。

这个发现无疑给刘海军当头一棒，如果承认是文本样式出了问题，意味着他必须接受一个残酷而致命的事实：整部稿子就像大坝的根基渗水无法修补，必须炸掉重来。将近七八年的心血换来几十万波澜不起的文字，只能是一堆废纸。这样的结论让刘海军几近崩溃，自信心受到毁灭性的打击。

就在刘海军最感迷茫和痛苦的日子里，他认识了胡老师夫妇。相识的机缘是因为青岛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作家耿林莽。耿林莽先生在青岛文化人中素有“精神领袖”之称，当年青岛日报想让报纸版面获取更大的经济效益，曾一度考虑取消副刊。是耿林莽先生带领一拨人到人大政协进言，为文学副刊的生存呐喊，这才得以保留。耿林莽历来对文学晚辈提携关爱，他知道海军在写束星北，他也一直在远处默默地观察着海军的抑郁和苦闷，他很想帮助他。有一天，胡老师夫妇去看望耿先生，耿先生和他们聊起了刘海军，聊到了海军正在撰写的束星北。胡老师夫妇很吃惊，他们也都听说过束星北的种种故事，也很崇敬这位刚正不阿桀骜不逊的才子，但他们没有想到在当今这个金钱和财富至上的社会里还能有这样一个人，拒身边的灯红酒绿于千里之外，寂寞地、执拗地、完全可能无功而返地为束星北立传。

胡念邦夫妇打听并找到刘海军的海边阁楼时，正是刘海军人生最为沮丧的时候，生活的窘迫和事业的无着让他充满了失败感。人在灰暗的时候，很容易放大这种失败和沮丧。胡老师夫妇并不劝慰海军什么，只是不断地开车来邀请他出游。他们驾车去过很多地方，山外、海边、草场、森林……他们会在当年束星北劳动改造的月子口水库一坐一天，看山看水看天看云；他们会一次次去攀爬水库四周的野山，采摘一串串白色的槐花，梳理一蓬蓬杂乱的茅草，他们在大自然的怀抱里走进彼此的心灵。他们不断地聊束星北，像聊一个至亲至近的亲人，聊着聊着，仿佛束星北已经来到他们身边，成了他们中的一员。海军说，那段时间他总觉得束星北的目光追随着他，那目光湿幽幽的，像父亲行将辞世时的目光。他知道自己无法逃避，更没有退路，束星北就像一粒种子种在他心里，已经扎下了根，根须爬满了自己的五脏六腑，仿佛连呼吸都捆绑在一起了，你只能与它生死与共。在胡老师夫妇贴心温暖却不着痕迹的陪伴下，渐渐地，海军走出了抑郁和苦闷，胡老师夫妇让海军相信，充满喧嚣的生活中还有另一种声音，失败的价值就是知道自己何以失败，他们一点一点地帮助海军回复了自信，让他有勇气将自己写下的几十万字的书稿付之一炬，让他有勇气重新走进阁楼从头再来！这一次海军理清了思绪，找到了路径，这个路径就是束星北档案本身：原始档案、背景资料、采访实录、图片解说……海军觉得自己需要做的只是将所有这些实证糅为一体，只有这样的文本形式才能贴切准确地表现出束星北的命运和一个时代的风雨烟云。刘海军义无反顾重新回到阁楼，从零开始，从头再来！

一件事，一年两年完成，叫做完或做成一件事；然而，一件事要用十年八年或更长的时间去完成，这件事本身就成为了生活。刘海军写《束星北档案》前后横跨十五年，这样的坚守和执着真的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

我抱着书稿回北京的时候，王泽群、刘海军、胡老师夫妇一起送我到机场，看得出他们对该书的命运充满了新的希望。也正因为此，我的心反而沉重起来。在我前面看过此稿并最终退稿的都是很优秀的出版社，我相信他们一定也具有敏锐的编辑眼光和很好的审稿判断力，之所以退稿一定是因为大家都不言而喻的原因。我想让这样一部书稿最终与读者见面，需要的不是编辑的水平和能力，而是胆魄和勇气，还要有一点点谋略和技巧，我不知道自己最终能不能不辜负他们的希望。

我当时是作家出版社五编室主任，既当责编，又是二审，这都是我自己掌握，没有问题。关键是终审。对终审的选择，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决定了此稿的命运。我考虑了三天，最后我找了时任出版社副总编的石湾先生来做这部书稿的终审。石湾先生是我非常敬重和佩服的老编辑。最初让我对他心生景仰的是他曾经筹建和创办的《作家文摘》，我没到作家社之前就自费订阅这份报纸，这份报纸的厚重、独家、深度、胆魄、解密等等品格在业内独树一帜。而且我还知道，当年石湾先生也曾经被打成右派，相信其亲历的苦难和其在历史漩涡中的种种际遇，让他对我们国家自解放以来愈演愈烈的极左思潮，使人们沿习并放大了的思维模式与处理方法给一个人、一批人、一代人所带来的谬误、惨烈、坎坷、不公的命运会比别人更加感同身受，会有更多的共鸣。果然，石湾先生用很短的时间就审完了全稿，并在稿签上写下了评价很高的终审意见，还很兴奋地对我说，袁敏，这是近年来我看到的最有分量的书稿，抓紧做，尽快出版。终审那么顺利，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尤其是这样一部内容涉及我国历次重大政治运动的稿子，老石居然没有提出要报批，这让我原有的担心顷刻烟消云散，对老石的胆识和担当充满了钦佩。

李政道为《束星北档案》写的序言

为了更增加此书的保险系数，使其在编辑制作过程中不出意外，我和海军商量，能否请束星北当年的学生，世界著名的科学家，诺贝尔物理奖得主李政道先生为《束星北档案》写序。虽然我提出这个想法时心中并没有把握和底气，但我在出版社的选题论证会上却将其作为一颗重磅炮弹扔了出去，李政道的身份和其在世界科学界的声望无疑对该书选题的通过会起到重要的作用。果然，大家一听束星北是李政道、吴健雄这样世界著名科学家的老师，选题很快通过，但同时对李政道的序紧盯不舍。我将情况告诉了海军，让他务必要请到李政道写序。（海军，你后来通过中科院什么人约到李的序，你加一段吧）李政道的序到了以后，但接下来，老石却提出了一个重大的修改意见。书稿开首的引子一段，原来引用了一份档案材料，那是1955年，中共青岛市委八人小组《关于对反革命分子束星北问题的请示报告》，因报告中涉及到陈毅同志，老石建议不用这份档案材料，而改用其他人的回忆录。以我以往的编辑准则，我一般不太会对作者的稿子做伤筋动骨的改动，如果确实认为必须改动，我也会和作者做深入细致的沟通。然而，这次老石提出用他人的回忆录替换这份档案材料,我却没有坚持自己以往的编辑准则，而是马上与刘海军通电话，以倾向性很明确的态度让刘海军拿掉这份档案材料，用其他人同时期的回忆录来呈现这段历史。我一直没有问过刘海军对删改引子中这段重要的内容心里是怎么想的，但他当时却非常配合地按我的要求做了改动。时隔七年，当我撰写此文时，我却一下子想起了此事，并下意识地给刘海军打电话，心里隐隐觉得当年做这样的删改可能是一个不应该犯的错误。我在电话里对刘海军说，告诉我你心里的真实想法。海军在电话里沉默，却在事后给我发了电子邮件，他在电邮中将当年删掉的那份档案原文发给了我，全文如下：

《关于对反革命分子束星北问题的请示报告》

山东大学物理系教授束星北，原公安局侦察的政治嫌疑对象，此次肃反运动中，在科系斗争中，揭开了其反革命言行及政治面目后，态度极为蛮横，不肯交待问题，于八月十三日宣布停职反省，仍抗拒交代，并向科学院及其他高等学校写信，散布谣言，歪曲事实，制造舆论。我们于十月日，接省委电话通知后，经市委研究，当即派山大崔戎同志去中央，向陈毅同志汇报了束星北的情况，于十一月十三日，崔戎同志回青后，向市委八人小组作了汇报，按陈毅同志指示（海军，最后这句话是否有漏字？）：

1、 束星北应属於现行的反革命分子，不一定有什么背景。过去对其所采取的措施是正确的。

2、 束星北在运动中，既不老老实实的交待问题，在运动中仍然进行破坏活动，不能继续任教，山大可予解聘。为防其捣乱，公安局可给站上岗，看管起来。

3、 为了给予最后机会，可由负责同志再予谈话，进行教育，促其觉悟，争取改造，视最后情况再予处理。

总之，对束星北问题的处理，原则要严肃，处理要灵活。

根据陈副总理指示精神，经我们研究，拟采取以下措施：

1、 由市委负责同志亲自与束谈话，指出其问题的严重性，进行教育，尽力争取，同时给予适当压力，山大给予解聘，着其限期交代问题。

2、 如其态度仍不老实，即宣布给予隔离反省，同时组织力量查对材料，待问题定案后，即呈批法办。

以上意见，是否有当，请指示。

中共青岛市委八人小组

一九五五、十二、八

注：市委八人小组即肃反专门成立的肃反八人小组

注崔戎时为山东大学党委书记

束星北案卷6――1第20至22页

在这份档案的下面，刘海军写了几行字：

《束星北档案――一个天才物理学家的命运》一书，“引子”一章中，本来引了上属档案材料。我觉得，这份资料恰当地为束星北命运的开端定下了调子，且真实有力。遗憾的是，由于某种原因，这段档案征引换掉了，换成了回忆录，力度与可靠性大大地削弱了。

刘海军是不善于用语言表达的，但他写下的这几行字却清楚地表明了他的真实想法。现在回想起来，我和刘海军可能都对此稿能否顺利通过终审充满了担忧，石湾先生对此稿的大开绿灯让我们惊喜之外仍然有一种不确定性的忐忑。“夜长梦多”可能是我和海军之间心照不宣的共同想法，而我还有一个没有和别人说过的潜意识就是，陈毅同志是我无比崇敬的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他在文革中受尽四人帮的迫害，最后因抑郁而身患癌症死去。我不太愿意看到，在束星北定性的问题上，陈毅同志当年作为一个国家副总理，位高权重，一言九鼎，显然也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我至今没有机会再问问老石，当年他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建议用旁人的回忆录替换这份历史档案，但我相信，浸润《束星北档案》整部书稿的，让人读后为之心悸的我国建国以来连绵不断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一场接一场的运动，为运动而运动的僵化的极左思维模式，以及其对中华民族带来的戕害与恶果，一定是让老石希望此书能出版并带给人们思考的唯一信念。

好在，关于历史的认知，我们是在一步一步前进着的。